情感号名字文本情感三分类

　　于1986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郎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银行改革治理顾问，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就学术论文的贡献而言, 是世界级的经济与金融专家,他曾经在多家世界的经济和金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成就斐然。多篇论文被引用。

　　大家下午好!这个国有资产流失和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我们邀请了全国经济理论界各派的人物来参加这场研讨会。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专家：一个是国务院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张文魁先生、长江商学院先生、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先生、原国家计委退休干部杨德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院韩德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斌先生。

　　感谢各位今天下午跑来参加研讨会，各位都知道我的习惯，如果听我做演讲的话，都知道我从来不带讲稿，我是侃侃而谈，时间把握非常的准确，我今天想打破一个传统，我今天带了一个写的乱七八糟的演讲稿。这不是一个稿件，而是一个摘要。今天有几项声明，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纯粹学术性的题目，我个人参加这个会议以前我要求主办方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需要请中国的各个门派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骂我的经济学家。如果只是某一派，我不愿意来这里，当成一个发泄的场所，这并不好。主办单位在我要求之下，邀请了主要的经济学家来到会场，但是很遗憾，今天我所谈论的题目，该参加的人员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参加。为了证明主办单位是诚恳邀请所有人，今天我把邀请的人做一个汇报，有吴敬涟、张维迎、林逸夫、茅于轼等。

　　今天谈的学术性的题目就是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20年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我演讲的时候是非常有的人，在今天这个如此严肃的场合，我希望用稳健，四平八稳的腔调只谈理论，我希望一改经济学界喜欢无限上纲，挖墙角的作风。今天我可以做到一点，我所谈的话全部都是我个人的观点，至于今天与会人士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到场了，他们的观点是他们的观点，我尊重他们，但是和我的观点完全无关。我只对我个人的观点表示百分之百的负责任。我不希望这个会议到时候变成经济学界左派之争、之争，这是错误的。

　　我是只做实证研究的财务专家，不称呼我经济学家也可以，因为我是商学院教授，本身就不是经济学家，我就是利用公开上市的数据谈司治理问题。我为什么要批判这个学说?这是纯学术性的探讨。在马克思时代，当时的生产资料是由私人资本家所控制，就仅仅只是因为私人资本家剥削了劳动剩余价值，因此产生了长达百年的社会主义。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社会主义以后，生产资料属于国家，属于全体老百姓，当然其中肯定会有问题。但是，在我国这20年改革的情况下，大方向肯定是对的。因为改革才能够增进全民福利，才能增强国家实力。但对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坦然面对。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在这次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学派谈到什么问题?很不幸，他们没有来，亲自把他们的观点告诉各位。我希望跟各位做一个解答，就是国有企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他们所希望的经济是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更可以像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小政府角色，应该提倡个人主义，我相信我讲这个话还是比较客观的。

　　今天为什么要选这个时机?最近两个礼拜有不少经济学家在批判我，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经济学家表达观点的方式，但我无法一一做答，我只有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进行详细的沟通。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改革，也就是所谓的国退民进，会再度把生产资料给资本家。各位从我的案例里面可以看到，这次的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批评我的文章，说这是买卖双方自由愿意的。今天买卖双方对国有资产是什么态度呢?就是说，我们误认为国有资产是国资委的，或者国有企业的，你错了，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也就是说别人的房子100万块，结果我们两个吵，说5万块钱卖给我们吧?没有通过老百姓。如果透过这种方法，把属于老百姓的资产廉价的转到资本家的手中，不管透过什么方法，MBO也好，什么都好，生产资料再度转到企业家手中，如果再产生对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力的剥削会产生什么后果吗?那就是另外一场社会不安的开始。这个原因迫使我站起来，我要呼吁整个社会，认清本质。当然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希望这个事情的发生，因此今天我希望提出我个人的思维跟社会大众做一个沟通。

　　我认为整个产权改革的误区是什么?第一，我们总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产权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不管碰到银行改革出现问题，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如果上市改革产权结构解决问题的话，那我问各位，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破产的公司，美国为什么制造业这么的衰退?美国制造业是全体的崩溃，为什么?是产权问题吗?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产权不是没有问题，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民营企业能解决问题吗?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在我们心目中，我们对美国经济有一种幻想，我们总认为像新自由学派谈论的，我们只要实行自由经济、民营经济，甚至自治我们就像美国一样的富强。但有一个国家是富国的殖民地，承袭美国所有的制度，包括议会等等所有。是1950年代亚洲超级强权，它叫做菲律宾。可是经过40年的运作，，席卷了全国的财富，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保姆。为什么继承美国所有的制度，却不能像美国这样富强?苏联的休克疗法是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给苏联政府提出了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转成大众持股企业，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的苏联就是被几个民营企业家所掌控。一个是完全继承美国的制度失败了，另外一个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化到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学习，因为我们只看事情的表面。

　　今天我主要讲的是，你以为美国是靠、民营经济吗?如此强大是靠大政府二战以前创建的法治社会，给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企业、消费者、买股票的人、卖股票的人，一个严格的游戏规则，让你不能够随意的挤占别人的财产。各位晓不晓得，我们最佩服的企业是比尔盖茨的微软，当时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常常是美国克林顿总统的座上客，有如此的权利，最后被美国司法部控告。用什么控告呢?ANTI-TRUST LAW。反托拉斯法，叫做信托基金。我马上就要发表一篇文章，我们发现美国的信托基金都是大家族控制。也就是反托拉斯法，本质上是反大家族法，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在罗斯福总统时代是什么思维?是在高市盈率的情况下，让大家族能够变现自己的股票，让所有的上市公司变成大众持股公司，如果没有美国市场的强力运作，会像加拿大一样。加拿大87%的公司都是大家族控股，那是因为加拿大政府没有办法像美国政府一样，让大家族退出。美国大众控股的公司是全世界的特例，就美国和英国有，其他都是大家族控股。包括亚洲和欧洲，这个研究我是全世界前列的。我研究了3000多家欧洲上市公司资料，1200多家美国上市公司资料，以及1000多家加拿大上市公司的资料。所以我觉得国内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争论的，因为我是用事实说话。美国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呢?扮演看门狗的角色。当大家族退出经济舞台的时候，由像你们、我们这样的中小股民控制股票，美国证监会是全世界最严格的执法机关，我们中国证监会没有司法权利，不能调动上市公司以外的资源。但美国证监会在罗斯福总统的主导之下，第一，它的调查权利是没有限制的，它可能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包括美国总统。而且美国证监会可以发传票，你对于美国证监会的传票是不能抵赖的，如果你不去联邦法院可以在证监会的指挥之下进行逮捕。对于你反抗的，美国联邦法院基本上会予以否决。就是因为你赋予美国证监会至高无上的权利，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非掠夺性，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是不会有一个好的公司。我们中国法律多不多?缺什么?证监会缺乏执行。我跟各位讲，美国政府就是通过严格的法律让你不敢在上犯罪，中国的到今天的地步，不是缺钱，缺什么?缺中小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美国政府怎么做?就是通过严刑峻法。

　　今天自由主义学派看到什么?看到的是一个自由经济，是一个制度。我现在可以肯定的告诉各位，这是错误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政府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虽然我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孩子，但我相信，我对美国的了解，是根源于我的学术研究，所以才有信心的站在大家面前跟大家谈论问题。大家经常问我为什么这么有信心?我说很简单，我不是拍脑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资料，经过科学论证得出的结论。

　　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政府的介入，我们需要政府做一个主导。以什么为重心呢?以民为本，以老百姓的福利为前提。我们现在产权改革走错了，以效率为本了。我们对国有企业怎么批评的?没有效率。民营企业呢?有效率。我请问各位经济学家，怎么衡量效率?现在在科学界还没有一个定义。民营企业的效率是各派学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定义，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参数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就判定了国营企业的死亡，是不是太草率了。我也看一下民营企业确实是有效率的，有指标吗?有研究吗?至少我没有看到。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在香港，把上市公司做了一个调研，能到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都是好国有企业，但总资产的回报率，国有企业是4.1%，民营企业是4.3%，所以民企好一点儿，但每单位资产创造的价值国企是1.13倍，民企是0.97倍，就创造价值而言，国企好一些。这是香港的数据。难道国企差吗?你知道我们现在最大的误区是什么?我个人对国企调研发现，国企这一两年学习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还没有给国企的学习机会，就宣判死刑。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死刑是将其所拥有的财产以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以及自定价格的不合理性，将它转到私人资本家手中，这是让我感到痛心疾首的事。

　　所谓的自定价格有什么问题?问题大了。不管是买卖双方如何自定价格，这个价格未来必定是要公开、透明、竞价才可以。不能由买卖双方做决定，因为财产不属于买卖双方，而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这是我要透过这次会议把观点说清楚的地方。

　　第二个问题，我们常常强调国有企业的所有人缺位，这是非常荒谬的说法。我一生致力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我从来就没听到过这件事，但是所有人缺位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国企老总到最后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成自己的了。我们社会公平性在哪里?我记得很多学者最近在骂我，说郎教授你不懂，这是改革必然出现的问题。但是，请问为什么要出现问题?为什么把老百姓的财产拿来当问题解决?我请问所有国企的老总，你们比通用的威尔奇怎么样?谁能比得过他?我相信没有人敢举手。在他在任的20年间里，他给通用创造多少的财富?最终通用是谁的?是中小股民的。我们在国企改革中一方面提出激励机制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同时要求国企老总对国家和股民具有信托责任，你做好是应该的。像通用电器一样，是国家给你的机会，国家给你机会做好是应该的。我们全国13亿人口，我们竟然没有发现有多少人有正确的思维，错误的思维导向了国有资产，透过MBO方法大量流向国企老总手上。国企老总和和我们家的保姆有什么差别?我们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清理一下，结果我们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还有更荒谬的，你来清理，薪水给你换成股权，最后全都是你的了。有这么回事吗?我们不存在国企所有人缺位，我们存在的是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要求国企老总，我现在正式提出要求，你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该负责任，因为这个盘子不是你自己挣来的，是国家、民族、老百姓给你的。我看了很多的报道，对于红塔山，很多人给予表扬。如果不是国家禁止民企涉足烟草业，他会做这么好吗?我们一些大企业，不过做一个白色家电，需要多少能力?我如果给你政策，百分之百的扶持，我给你无底洞支持，谁做不好?这些都是国家资源，最后做好了是你的了。这是保姆应该做的事，我们甚至不知道职业经理人的身份就是保姆，跟我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保姆的水平。新自由主义学派希望国企退出舞台。我认为，政府退出可以，但国企不能退出。在国有股权之下，聘用职业经理人，法律保障他的信托责任，而他所作所为必须由董事会依照硬指标进行判断。你可以用自己赚来的钱，用市价买期权、股票，但你不能直接拥有股票。所以威尔奇在通用干了20年，他是成功的打工仔，我们应该让职业经理人市场化。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制来保障它的信托责任，是我们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

　　最后几分钟，我想谈一下，我心目中未来中国的走向。未来中国的走向，我期待大型企业必定是国企，中小型企业会是民营企业。各位觉得很奇怪，郎教授你这个水平不行，民企怎么不能做大?我说民企做大很难。我去年一次演讲会议上讲民企不能做大做强，很多人反驳我。通用走到现在这个水平走了100年，你只有经过百年的磨合才能走成这样的公司。不是我们不给它做大，而是在这几年过程当中，学习不够、磨合不够。要做大，必然产生产业泡沫。这个已经领教过了。把多少资金带入了投资黑洞，这就是想做大，能力不足的后果。下一步，我们能够靠企业自身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富强的国家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企业都是追逐利润的，没有长远的规划，嘴巴上讲有，但实际上没有。你发现很多高科技行业，像华为、中关村等等，到最后都是做房地产，都是追逐利润的。怎么不做高科技了?太艰难了。高科技要发展，除了美国以外的公司，没有政府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讲，发展高科技的时候，我在当了两年记者，我是全程参与，全程报道。当时的政府为了发展高科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才造就高科技的发展。如果没有呢?您认为发展得起来吗?政府当然肯定有很多的问题，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把政府的角色给忽略掉了，至少在亚洲好的国家都是政府全程参与的，包括新加坡，包括韩国，甚至包括日本。中国何能例外?中国真正走向完完全全自由经济，真正走向小政府主义，你会发现我们企业都搞房地产、走私，这最容易赚钱。真正大投入会做吗?不会做的。集成电路12寸芯片，投资都是几千亿，谁能做?除了政府支持。

　　我个人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是表示尊敬，这是学者应该表示的态度。但最遗憾的是，这个学派提出是20年以前，那时候谈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当时中国缺乏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很不幸的是20年之后还在谈理念。甚至，各位注意到没有?骂我的学者从来没有在数据上挑我的毛病。因为挑不出来，因为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你只能骂我什么?人身攻击，说不懂历史、不懂国情，长得丑，令人讨厌。这样有用吗?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服我，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你谈你的理念，我谈我的理念，最后结果就是清谈误国。

　　我对郎先生的发言非常的赞赏，因为什么?我觉得他的发言特别有力度，真的是对资本主义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从对资本主义的长期研究和体会从这个角度来提出的。不像咱们有好多的著名学者，到美国做过一个短期的访问，包括有的省级部长到美国做五星级的饭店走马观花，深入不到美国的实际生活，往往得出来是表面上的结论，好象是这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本人也是在国外呆过5、6年的，在日本、美国，我主要是学习国际、经济、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虽然研究比较宏观的经济问题，但也非常关心像郎先生研究的比较实务的东西，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跟郎先生非常相似的看法。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现在都比较盛行MBO，有好多的学者经常说乌克兰一个美元就把国企给卖了，结果这个企业就活了。举这样的例子，这是经济学家一个生动的例子支持MBO，但可能一个国企一个美元卖了，好象赚了利润就活了。如果你稍微研究一下世界经济，乌克兰在10年私有化改革之后，国民经济60%，只有10年前的40%，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把他当成一个成功的范例引证呢?仅仅看一个企业，以为有利润就是有效益，那我告诉你，你要把首钢一美元卖给我，我能让他盈利很多年，我一点点卖财产、资产都能够挣钱，那叫有效率吗?是把创造的价值转移了，即使是亏损的，像很多西方国有企业实际上在亏损的同时，创造更大的价值。电力补贴，法国电力公司有意识的亏损，在亏损的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所以那些广大的民营企业才会有进步。所以不能从这个角度衡量。

　　经常有人举这种例子，据说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他是乌克兰人，他主张新自由主义，但回乌克兰就想不通，为什么乌克兰几十年，乌克兰本来是前苏联最强的共和国，后来连擦纸都要用报纸，实在想不明白，那不是和自由错了，肯定另有原因。他就说中国人天生会做买卖，乌克兰人文化不行。这是一种回避。我老听说，中国为什么没有美国强?因为中国儒家文化，轻商。中国人不懂得做买卖。实际上乌克兰进入资本主义比中国早得多，工业化进程在沙俄帝国时期都是最早的，都是工业人口。最后就是因为新自由化一元钱就可以卖一个国有企业，把整个国家都败掉了。

　　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搞不好，没有信心，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国有企业是应该面向市场，这些改革都是对的。但如果加上私有化，你是怎么搞也搞不好了。但是如果没有私有化，你面向市场很容易就搞好了。一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就说，28个转轨国家，搞的是1亿人陷入赤贫，人均寿命了4年，唯一成功就是中国。现在有一本书叫做《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这是波兰籍的美国经济学家写的，赞成向资本主义转轨，但这样搞的话，肯定是要完蛋的。因为60%、70%的资产全部以6%的价值卖给了外国人，一开始先是卖给国内的人，但是转手很快，因为外国人最后是财大气粗，以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外国人抗衡的，私有化的结果，绝大多数东欧的转轨国家都是60%、70%的资产以6%的代价卖给了外国人。

　　所有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新加坡这些四小龙、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都是一个特点，60%、80%的资产工业金融是控制在本国资本的手中，只有拉美依附型的殖民地国家是控制在外国人手中，现在转轨国家搞的私有化最后就是廉价被别人控制。就跟中国解放前一样，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好的。中国解放前郎先生从香港来的，我父亲就是解放前从香港过来的，跟资本主义打了一辈子的交道，解放前跟你们一样，也是新闻记者，是重庆商务日报的记者，叫做杨佩新(音)也是国内的经济学家。中国好在没有失控，但是现在到了一个失控、危险的边缘。美国那位专家就提醒中国。

　　还要说一点就是老说西方理论认为私人资产就能够达到福利最大化。但有好多前提假设，一个是没有道德风险，第二就是没有信息不对称。现实中这些都是虚假的，是不存在的假设。你可以看出来，像东莞，昨天报道的尽管闹了民工慌，工人干了十几个小时，40度的温度不给开电扇，结果死了人，我不赞成这个。但我真没想到，国内经济学家对这个视而不见，甚至认为这就是咱们的方向，我感到非常震惊，这很可怕。这是由于激烈的竞争，有的为了生存，我倒不认为企业家这么坏，电扇都开不起，但激烈的竞争往往迫使他这样，但这是将来的方向，那么国有企业都要变成那样的企业，那实在是太悲哀了。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国有企业很容易搞好。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匈牙利的情况。匈牙利搞了市场改革，60年代搞斯大林模式搞得特别不好，闹出了匈牙利事件，是在国有企业基础上引进了市场，跟中国早期的改革是非常接近的，最后搞了没有失业、，国有资产成倍的翻番，从一个非常穷的国家变成了东方的巴黎，购买消费品排队的现象完全就消失了，而且社会福利有保障，没有下岗等等，而且一半人都能够出国旅游。这个国家在没有搞私有化之前，引进了市场以后，人均好多消费品的量都是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农业生产是搞合作社，农业生产率远远超过欧洲。但搞了私有化之后，怎么也搞不好了。本身没有休克疗法，以前就引入市场，也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很容易就搞好。例子就是说，尽管没有休克疗法，是逐步引进市场的，但仅仅是有私有化一条，就把这个国家整个败掉了。十年以后尽管大量外国资金来了，尽管经济增长了，但消费、老百姓生活水平还是比以前低得多。引进市场是对的，像中国一样搞的会很好，一旦廉价私有化就搞不好了。

　　首先，必须认识到，无论在哪个国家，国企改革都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仅仅会引来国资贱卖的争议，而且极有可能带来社会动荡。英国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由撒切尔夫人主导的国企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工会与政府对峙长达数年，浪潮绵延不断，可是撒氏绝不在根本问题上作出让步，从而被称为铁娘子。90年代两德合并后，德国对原东德国企进行改革，也引起了严重失业、贫富差距骤然拉大、犯罪增加等严重问题，而且政府不但没有将国资卖出多少钱却反而贴进去很多钱。俄罗斯自不必说了，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毋容讳言，中国的国企改革也有不少阴暗面，主要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国资贱卖，即国资流失;第二，职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第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新的控制人通过企业改制来套取银行资金和进行金融;第四，新的控制人由于战略、能力、资金或管理方式、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把原来不错的国有企业反而给整跨了。

　　既然国企改革会导致这么多乱象、有阴暗面，为什么还非得去改呢?停止改革不就一了百了、风清月白了吗?

　　如何对待我国包括国企改革在内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的阴暗面，其实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旧体制是否可持续?第二，新体制带来的弊端是否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和是否正在逐步克服?我的判断是，旧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新体制带来的弊端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而且正在被逐步克服，因此，我们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我们当然要努力消除乱象，但绝对不能停止改革。这也是国内多数人的看法。在摈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欺行霸市、哄抬物价等现象一度非常严重，到现在还不能消除，甚至民愤很大(毒大米、大头娃娃等事件)，我们难道能因此而得出应停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结论?记得已故杰出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指出过，现在的国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如果不能进行制度改革，后发优势就可能变成后发劣势。真是振耳发聩啊!

　　先生关于国企改革的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产权改革是不做研究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造成了很大祸患，所以应该停止国企的产权改革。由于先生很喜欢强调自己是经过了美国名牌商学院严格的科学训练，治学严谨、推理缜密、说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而国内多数学者却不是这样，所以不少人对先生的这个著名论断信以为真了，以为国企产权改革真的错了、应该停止了。

　　任何对中国改革历程和改革决策过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国企产权改革并不是某些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全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后而确定基本方针。这些在吴敬琏教授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有清楚的描述。即使在学术界，也有不少优秀经济学家对国企产权问题作了较系统的理论研究，阅读一下历年的《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就知道了。先生的著名论断真的是不符合基本事实呀，难道这就是先生所谓的经过科学训练、治学严谨、推理缜密、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难道这就是那个口口声声说学者不做调查就不要发言，不做调查的学者比农民还糟糕的著名经济学家?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国企改革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高度结合的产物，是党和政府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果。早在80年代初中期，党中央就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对国企改革的方向是看不清楚的，国企改革也在探索中走过了放权让利、承包制与租赁经营、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和股份制试点、中小企业出售及股份合作制等多个阶段。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和深入的理论研究中，党和政府对国企改革的方针政策也在不断深化和完善。

　　1993年党的14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在企业制度文本情感三分类，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产权明晰，这是党中央第一次阐述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1997年党的15大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并重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

　　1999年党的15届4中全会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继续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

　　2002年党是16大提出，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

　　2003年党的16届3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来重温党的多次会议的有关阐述，就是要说明，党和政府关于国企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的方针政策是系统的、连续的和严肃的，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的，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乎每一次都要为党的重要会议和国企改革等方面的重大方针组织课题组，课题组的调查研究要进行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我自己也参加过其中的一些工作，有亲身体验。因此，关于国企改革这么重大的、严肃的方针，绝对不会改变。

　　在上述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取得了巨大成绩。许多地方的国有企业通过产权改革使经济增强了活力，企业发展壮大了，职工收入提高了，政府税收增加了。对国企产权改革有怀疑的人，不妨多到企业和到地方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不是东拼西凑地找一些来路不明的材料来泼冷水。

　　的确，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国资流失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政策得当，国资流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防止的，而且国资流失的现象在现实中也越来越多地得到纠正和克服，毫无根据的夸大国资流失现象、以国资流失为理由来终止国企产权改革，都是不允许的。

　　国资流失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国资交易不公开、不竞争。这当然也是国企产权改革的型式有关，内部型改制比较容易导致国资流失，因为管理层、职工来购买本企业，一般来说难以实现公开的竞价，这也是我本人不倡导内部型改制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并不绝对反对内部型改制，我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专门撰文对各种改制型式的利弊作过分析)。但是，只要实行公开性、竞争性的国资交易程序，国资流失是可以有效避免的。事实上，无论党政部门还是专家学者，过去多年来就对防止国资流失高度重视，我个人在关于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就提出中央政府要统一制订国有股转让的原则和程序，国有股转让要实行公开性、竞争性。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先后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这两个重要文件在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交易管理、定价和价款管理等各个环节都提出了明确措施来防止国资流失，确定了国资进场交易的基本原则(尽管我个人认为进场的办法过于机械)，同时也对管理层收购提出了规范办法。许多地方都根据这两个文件制定了实施细则。我作了一些调查研究，这两个文件实施后对于防止国资流失的效果是明显的。而先生是如何得出国资被侵吞很严重这个结论的呢?他说：海尔这样的企业都是如此，随便找几家都是如此，其他企业的情况可想而知。难道这就是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严谨推理方

　　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资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许多国有企业在帐面上有几亿的国有资产，可能几千万就卖掉了，如果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严重的国资流失。其实，那几个亿的国资有可能许多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帐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而国企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能及时处理这些烂帐，所以在改制时国资大量缩水是完全正常的。另外，改制时还要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剥离非经营资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社保并轨，等等，需要支付巨额的改制成本，而目前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用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所以大量的资产都在这个过程被抵扣掉了。当然，以国有净资产来抵扣改制成本并不是好办法，也容易发生暗箱操作，所以我个人一直在呼吁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制成本的支付能够公开透明和能够统筹进行。

　　另外，政府也可能真的有意识地将国资以低于正常值的价格卖掉，这背后可能反映了政府对卖价之外的其他特定经济社会目标的追求，譬如说职工就业、新控制人增量投资，等等。90年代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对原东德国企基本上都是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譬如以1马克的象征性价格出售。我们知道，原东德国企的帐面资产达到万亿马克以上，而出售完之后，政府反而帖进去了几百亿马克。为什么?因为德国政府但是觉得就业、新控制人投入增量资本增加企业的竞争力等目标比卖价更重要，只要能够实现那两个目标，就可以对卖价作大幅度折让。我在调研中发现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出售国企时也有同样倾向。以卖价折让来实现就业和增量资本投资这些目标，实际上就是政府对国企的一种补贴啊!国企在改制时都还需要政府的一大笔补贴，从这个角度也说明国企是非改革不可啊!

　　在中国国企产权改革各种形式中，最受争议的是管理层收购，即MBO。我个人并不倡导MBO。客观地讲，许多企业选择MBO的形式进行改制，的确是希望能以比较低的价格(或明或暗)来购买国有资产，这实际上反映了管理层想以优惠的价格来取得拥有企业全部和部分产权的。

　　对于这种，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按照标准的西方逻辑，企业高管是职业经理人，是保姆，他应该尽自己的受托责任，这是他的应尽责任，怎么能拿企业的产权呢?可是，与西方不一样的是，西方职业经理人在尽受托责任时得到了应得的市场化薪酬，大企业CEO几千万美元的年收入是寻常事。而中国国企的高管呢?尽管不能与西方大企业的高管相比，但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长期以来的确是计划经济下的薪酬、是平均主义原则下的薪酬。况且，西方高管的薪酬体系有很大部分也是来自于股权激励。因此，在国企改制时，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贡献较大的国企高管给予优惠性的购股计划是合理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处于转轨阶段，许多国企高管原来是政府委派过来的，他们的起始身份是国家干部，但是他们有些人兢兢业业地做企业，把很小、很弱的企业发展成较大、较强的企业，他们早已完成了由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转型，认为他们现在还是国家干部是十分可笑的。张瑞敏、李东生是他们的代表人物。对于这样的企业家，在改制的时候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优惠性购股计划。

　　其实，西方在企业重组并购等涉及到管理层变化的时候，也有所谓的金降落伞计划，即要给原管理层一些好处，为什么呢?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消除他们对改朝换代的抵触，你不给一点好处取得他们的配合，他们在那个位置上一个不配合的行为就可能给企业带来很大损害或损失。我们的国企改制更是如此，我们需要通过一点好处来取得管理层对改制的配合、来消除改制时的内部人抵触，我把这个叫做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流失了一杯酒，其实是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我们在这方面为什么就不能学学宋太组赵匡胤呢?

　　由于国企改革也带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而且国企改革搞得不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问题，俄罗斯可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因此，一些人可能会拿俄罗斯说事。

　　根据我对中国国企改革政策的理解以及对国企改革进程的观察，中国不会俄罗斯化。俄罗斯实行的是大爆炸(BIG BANG)式的私有化，在缺乏充分讨论、充分准备和充分共识的情况下，匆忙地进行券面私有化(VOUCHER PRIVATIZATION)，实际上是将国资分掉，而中国根本不是这样的情况，中国国企改革进行了长期探索、实践和充分讨论，中国国企改革也根本不是把国资分掉。中国的国企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非常注重改制后企业如何发展壮大、如何一并解决社会保障、妥善安置职工等问题，这是俄罗斯根本无法相比的。中国一些民营企业或者一些原国企高管通过改制而积累了财富，如果犯罪了、掠夺国资了，我不敢保证都能受到查处，但现在各级政府都非常注重这些案件的查处;如果没有犯罪、没有掠夺国资，而是靠盘活国资而积累了财富，那我们就千万不能仇富，反而应该祝福他们，希望他们的财富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贡献，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俄罗斯的寡头。

　　先生认为国企不需要产权改革，为此，他还找出了国企可以搞好的国内经验和国际经验。他对在香港上市国企与香港的非国有企业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两者的净资产收益率相当，因而他认为国企不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他还列举了一些欧洲国家和东亚国家的政府在企业中持股情况，认为既然国外都可以有国企(政府持股企业)，中国为什么非得对国企进行产权改革?

　　先生说他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但是他的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在香港上市的国企是那些企业?是那几个石油石化、通讯、钢铁等特大型国企，这些可都是垄断性或者寡占性的企业呀，它们得到的是垄断性和寡占性利润。在中国分布与几十个行业、数以十万计的全部国有企业中，石油石化企业的利润竟然占40%上下。对于这些情况都不了解，拿那些根本不可比的东西来比较，得出来的结论真是滑稽。而且，先生有所不知，中国国企的利润基本上是不上缴的，政府是长期拿不到资本回报的，你要国企上缴利润，企业可要跟你急红眼。因此，我说中国的国资其实并不是资本性资产，而是企业养人资产，不改革能行吗?

　　在欧洲，不少国家的确有国有企业存在。但是先生分析过没有，那些国家有多少国企、国企在经济总量中占多重?而中国又有多少国企、国企在经济总量中占多重?他是否了解，那些国家是否也在对国企进行改革?

　　对于国资管理和国资改革的国际经验，我们曾经与世界银行有过很好的合作研究。我们发现，在那些仍然保留国企的欧洲国家，国企的数量很少，大约百十家或者更少，但分布的行业很重要，如电信、石油、钢铁、汽车、航天等，这些企业规模都很大，但全部国企的产出占GDP的比重在10%左右或者更低。而中国呢?约8万亿的国资分布在超过10万个国企当中，国企产出占GDP比重在30%左右。另以北京市为例，1860亿元的经营性国有资产分布在1700多个国有企业当中，每个企业的国有资产大约为1亿左右，而且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包括纺织、零售等，亏损面达到30%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都在在逐步减少政府在企业中的持股量，都在进行改革。在奥地利的国家控股公司--OAIG，现在正在准备出售其旗下的企业。对这样的国际趋势，我们在做研究时不能视而不见。

　　由于国企改革非常复杂、非常艰巨，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所以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研究，也有过学术争论。但是这一次争论与以前大不一样。我认为，这一次争论远远超出了学术边界。如果你自己超出了学术边界，那么还用学术尊严不容践踏、学术自由不容侵犯来对付别人，是不应该的，这样做是对学术尊严和学术自由的滥用。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即使你在为弱势群体呼吁，在对丑恶现象进行抨击，是否就可以很尊严、就可以不可侵犯?就可以拥有合法伤害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就跟时期的做法一样的吗?那时只要你最、最拥护毛主席就可以了，就可以不择手段地横扫一切了。如果引入这样的游戏规则的话，只要穿上学术的外衣，再戴上经过科学训练、治学严谨、推理缜密、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的帽子，就象有了金钟铁布衫的武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进攻别人了。

　　应该说，由于经济学家在中国受到了不正常的追捧，一些经济学家不仅仅是个学者了，而是成了公众人物，他们说的话会产生社会影响力，所以更应该自重。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的确出现了不少阴暗面，我自己也感到难过、感到愤慨。但是，你在与家人文本情感三分类、亲友吃饭喝酒的时候可以走极端、可以情绪化、可以骂娘，在以学者的方式进行研究、以学者的身份在对社会发表言论的时候却应该有超乎寻常人的理性。公众可以对纷繁的现象以激烈的言辞，而学者应该穿透现象;政客可以以民粹主义手法调动民众情绪、获得民众支持，而学者却应该唾弃民粹手法。激烈是公众的力量，民粹手法是政客的力量，而理性才是学者的力量。

　　同时，学者还应该有正常的学术道德，我自己愿以此自勉。我甚至不愿意说良好，只说正常，正常其实是指一个底线。正常的学术道德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不信口开河，要有根有据。如果一个人摸到了象的尾巴，就迫不及待地说自己做了研究，知道象是怎么回事了，不就是一根绳子吗，这就不能叫有根有据，研究中国国企改革也不能这样。第二，不哗众取宠，要多闻慎言。孔子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世界这么大，自己不知道、缺乏深入研究的事情太多了，由于社会对经济学家的追捧，经济学家的敢言很容易变成乱言。第三，不唯我正确，要如切如磋。孔夫子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对现在的经济学家是非常有用，因为经济学和经济领域是分支非常多，隔支如隔山呀，一个人哪能都正确呢，只有不断与别人进行理流、切磋，并对自己的观点在发表之前仔细琢磨，才是好办法。学术进步是在理性的争论中形成的，而不正常的学术道德会妨碍理性的学术争论。

　　总之，改革进程中的确有阴暗面，但是我们对待阴暗面的办法绝对不是停止改革，而是要靠进一步改革来克服阴暗面。以吴敬琏、钱颖一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就在大声呼吁，要通过法治、宪政等方面的改革来防止权贵市场经济、建立好的市场经济，已故的杨小凯也有同样是思想。这些才是理性学者的真知灼见啊!

　　现在有些人根本不是在搞学术，很简单。我现在叫号，现在所有著名的经济学家跟我出来比一比学术，我天天在家干什么?我离诺贝尔大师有一定的距离，我在争取。我对张先生是充分尊重的。我刚才不是打断你，就是因为我在社科院讲话的时候，也是你们这种人插言打断我。

　　现在我下面先讲几个问题，第一对张先生讲的问题我有几点看法，张先生很心平气和，在所有批评郎先生文章是最讲道理的，但有几个论点不能苟同。现在还老讲新旧改革不改革，现在不是讲这个问题。现在讲的问题是国企改革应不应该搞让国企现有的领导，拿到企业，白拿企业，或者不白拿企业就是廉价拿到企业。我们不要谈特别抽象的东西，改革什么什么东西。大家说我左派，我就左派到底了。我们现在批评是让不让企业领导这样拿资产，很明显，我要领头发起一个呼吁，给上书，停止这种把国有企业卖给原企业，我八年以前就提出这个主张，现在还要提这个主张。

　　第二，立法的问题，我相信国家是好好做的。但因为这几年国有资产流失很严重，我曾经专找全国经济委员会的于处长，我说赶紧立法吧，国有企业要卖你要有说法，别让地方没有法律依据的干。他说明我提多少次，说它很忙，立法立不过来，什么法都有时间立，国有资产法到现在没有立出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忙得顾不过来。

　　还有一个问题，严肃的学术研究问题，我相信、我承认很多人搞研究是非常认真的，特别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而且我不客气的说，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在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是社科院的大对手，人家确实研究问题比较细，但他们研究风格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偏听偏信。他们到下面去必不可免的要见地方领导，只要你打这个牌子，地方领导都热情地接见你，你见到群众、工人了吗?企业领导我不是打不了交道，你要听他的，我在他们那里坐三天，吃三天饭，我也容易站在他们的那边，要听他们的就是工人都是王八蛋。你只有把国有企业给我，才能搞好。(哽咽)左大培罪有应得，我该死，因为我得罪的人太多。所以说他们存在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比方说有那么一位我攻击过的，不是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但是都是一样，伪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现在还升到中央部门了。说外资对中国技术有多少转移，怎么研究呢?发问卷到外资企业，问你转移没转移技术，转移哪些技术。靠着这样来说外资转移多少技术，这叫科学研究吗?根本方法就是错的。所以你多少数据我不看。什么研究方偏听偏信。你怎么不去问一下跟外资打交道的中国企业，给不给你技术?我听到百分之百的中国企业说，这王八蛋，我出钱都不给我什么什么技术。所以这里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有幸没有进入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有幸没有这个地位，所以我听到都是草根的问题。我上面写的，我当年当兵的老战友，人家在沈阳是技术工人，技术到什么程度?一讲中国真空技术，谁谁行，都清楚。这种人十几年以前就离开国企，自己办企业，现在一问改革，他说都是污吏瓜分人民财产。这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家。这是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辛辛苦苦，跟官方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不成功，人家没有暴富。生活不如我，我庆幸自己没有下海。干企业是有风险的，就国企老板最好，陪是国家的，赢了就是我的。人家怎么能不气呢?

　　下面讲英国和德国，英国的撒切尔搞了改革，第一英国没有搞国有企业的传统，第二我下面马上讲，英国的国情跟中国根本不一样，有人照搬英国、日本，不对，文化错误。你不知道中国什么文化，不知道中国的历史传统。即便这样，现在对英国的私有化大有争议，就是效率问题。凤凰卫视刘海若出事之后，英国就争论私有铁路到底好与不好。东德是搞了大私有化。我最自豪的事就是说什么话都准，我去年说我要是萨达姆才不这么打，我就搞游击。现在怎么样?听我的，美帝国主义就得出去。现在伊拉克抵抗武装干什么?就照我说的就能干对。我当时就在德国说，你转轨一定失败。从最强势的经济国家，变成弱国。没有人听我，为什么?你是中国人，你是干什么的?第三世界国家来的，你懂个屁?不听我的可以，反正你们衰不衰弱跟我没有关系。我现在就一句话，不听我的你就倒霉。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我现在不讲，其实很复杂，恐怕是张先生和郎先生，讲的都不全。这毕竟确实需要了解我们国情，我明白，大家等着上我的网，今后半年我会慢慢的分析。我就告诉你，国有企业搞不好的很多东西，私有化不仅解决不了，而且只能让它更严重。你这种私有化方法，只能让它更严重，并不是有没有问题的问题。今天没时间，今天不聊这个。

　　讲主要的，就是金降落伞的问题。金降落伞应该有，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给它一点儿退休金，一笔足够养老的钱，不是把企业给你。张先生你那叫杯酒释兵权。那是赵匡胤干的，赵匡胤在唐末，中国的军队实际上是私家军队，就是节度使的军队。就跟现在企业一样，名义上是国家的企业，实际上是官僚干部控制的企业。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如果用到中国的比喻上是，我给你退休金，然后你把企业还给我。而张先生正好说反了，现在正好是不仅给你退休金，连企业都给你了。这就叫篡权夺位。中国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有这样叛徒，叛变者。篡权夺位，把主人的位置夺了。

　　这就涉及我们第二个问题，权贵私有化能不能搞好?有人说日本搞的好，我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是。所有人都听天皇的，像企业在侵华战略的时候，所有企业都冲上去了，为什么当时中国连日本企业家也杀?就是他上啊，效忠日本天皇。丰田汽车是岁数越大拿的越多，中国国企改革之后文本情感三分类，日本有名的终身雇佣、按年头涨工资。那资本家绝对对工人够意思，现在你能在中国找到吗?一改制把工人都裁掉了。这不是天下大乱吗?跟日本根本不可比，这就是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文化不一样。

　　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八年前就听说了。就是福山写的《信任》，说我们的文化都是互相照顾，结成团队，他跟谁对立?中国、法国、意大利。你们是一个文化，什么文化?家族主义，除了你们家之外，谁也不信任。你办一个企业，任何家的人不要。中国民营企业不是搞得不好，可以搞的很好，真要有文化环境做到人家那一步。当然有人说那是文化帝国主义，但你中国搞一个法西斯弄一弄。我们中央集权的传统跟法国一样、意大利一样，但他说正因为这样，这种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重大的困难，小企业可以做得很好，一家几个人，开小饭馆，非常的生机勃勃。但就是搞不了大企业，怎么办?他说要发展好经济，就要搞国有企业。30%的国有企业工业领域，农业领域根本没有国有企业，中国一平均也就是20%。搞什么私有化?你用得着吗?你没有达到法国的程度呢。你的文化在这儿，你就得走这条路，不然就是完蛋。举例子就是，香港现在的困难就是这样的困难，不搞国有企业的困难。，郎先生刚才讲了，我就不补充了。我就补充一条，现在产业什么最厉害?集成电路。集成电路有名的台基电怎么回事?说财政部先投入资金，然后民间入股，半所有企业。

　　中国最大一个错误，最近五年、七年，有人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混蛋。这不是所有制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什么主义，这是葬送中国，葬送未来。不是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而是进入领域。进入什么?不是进入理发馆，也不是进入零售业，而是进入高科技。我们认为20年来，不办国有企业，结果导致中国20年前造出来的大飞机没有定型，不给钱。导致我们中国电子计算机行业这样发达，这样产值这么大，但竟然没有自己的芯片，没有自己的集成电路。问怎么做那么大?财政部介入了。财政部投资上百亿。所以说，很简单，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消灭国有企业，不要说消灭国有企业，把国有企业的百分点打低，这才是真正不懂中国国情，你们如果有时间可以再去看一遍《信任》，我不是拿洋人的理论当真理，这本书今年才看的。我最近前三四年就讲这一套。英雄所见略同。

　　20年前，我就跟人讲，铁路线怎么拉都是大学问，你不在企业半个月根本不懂，你们在底下调查10天、8天，就说了解，别装蒜。那人际关系、市场营销、技术，你懂吗?中国有几个讲国企改革的经济学家在下面呆过?就听老总汇报就算懂了吗?那些人对社会科学院什么样?我们那里也有一个人，搞改革，就想下去，人家实事求是的搞一点儿学术调查，就想问你们怎么搞改制?不告诉你。我亲耳听着，他不跟我说，知道我是左派，他跟领导汇报工作，我也在旁边等着汇报，就听着了。他说我们反复给地方领导做工作，我们第一不是安全部，第二不是，第三跟报纸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只是要一点儿资料，搞实证研究。人家就是不告诉你，我就很简单一句话，不告诉，就说明有鬼。我就这么推定的，你们认为我推定的对不对?(对，观众)越不告诉鬼越大。可是国有资产你凭什么?我是所有者。我要你汇报，你就要告诉我，国有资产你们的资产，我叫你汇报你就要告诉我，我就像中小股民一样，你要告诉我，凭什么向我保密?结果不告诉。他跟院长说，爸是老领导，这么大关系，这么大的面子，给我们说说好话。我们社科院同志多么可怜，让他们告诉我们一点儿实情，我们肯定不告诉别人。所以你们以后不用上我们社科院打听消息了。

　　总的一句话，中国有一些人在这儿鼓吹你最终走俄罗斯那条路的，我说错。法国过去没有国有企业，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国有企业，而且从落后追上了美国。第二个，美国、意大利所有各种各样的私有制企业都面临严重的治理问题，所以没有人可以否认国有企业是未来很好经营的，这就是郎先生说的，不让人家在世，先把人家枪毙，这是没有任何科学态度的。所以从任何这个论点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对的。(张文魁插话：我没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就是搞私有化。)

　　最后一句话，我就再讲一点东西，由于民营化的改制，导致你们搞媒体的，你们现在炒作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改革的黑手，新兴医院怎么回事?改革的黑手。改制之后就要求资产回报最大化，坑蒙拐骗。这种改制、民营经济，进入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一个黑洞。昆明动物园要给关掉，让给什么，大家注意。这就是私有化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我们这是一个学术讨论会，学者们各有自己的观点，不足为奇，但不是一个声音，或者每一个人代表自己的观点，包括刚才的先生和张文魁先生，以及左大培先生，很明显他们之间的观点都是不一样的。下面有请韩德强先生做企业文化与企业治理结构的发言。

　　太激动不好，我尽量平和一点儿。怎么降调?也不知道怎么降。张文魁发言是很平静的叙述改革的过程，但这里面确实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张文魁反复强调这样一个问题，国有企业模式可不可以持续，如果不可以持续就要私有化，如果国有企业可以持续，就不需要改革。这里面关键问题是什么?这种思维是走极端的思维。比如我们人可不可以持续?我们人是要死的。人既然要死，你现在就死吗?我觉得这样一个概念的话，从追求长生不老出发，你不能长生不老，干脆把你先杀了。这个观点不能成立。如果国有企业要死，企业跟人一样都会死，私有企业也会死。我专业上讲的是企业管理，研究企业管理会发现，有很多的数据讲企业的寿命是多长，美国财富杂志调查，美国从70年代到现在，70年代历代美国财富杂志500强排行榜上，有三分之一消失，这些大的企业平均寿命是40年，说明企业也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企业也是不可持续，那怎么做?如果私有化不行就国有化，国有化不行就私有化，如果两个极端摆动的话，那么什么企业都不要办了。尽管这个企业是要死的，但让它寿命变长一些，就值得。比如中国企业80年代初期思考，如果知道国有企业在200年要死，但我知道这200年之内老百姓可以有就业，200年之内我们可以有大飞机出来、军舰出来，200年之后国有企业死了，也就死了。追求企业不死的理念是非常极端化的思路，用学术理念概括就是对于制度的迷信。国有企业因为企业不是私人的，所以经营者就缺乏动力，既然缺乏动力，这个企业就是要死的。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尽管国有企业不是私人的，不是私人的企业，不见得就没有动力。我们实际上对国有企业从50年代建到现在，很多国有企业已经经过40年、50年都没有死，实际上是改制给整死的。大家仔细想一想，84年中央出台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改革的环节的重点，成为职工工作的动力，建立这样的动力，国有企业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到今年正好是20年，20年过来之后，我们原来还能够有盈利，上缴利税、发展高技术，还能够提供就业岗位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差不多已经被搞砸了，搞死了。大家可以注意到，县和县以下的国有企业几乎都卖光了。市一级也差不多都卖光了，现在还有省和部的这两级国有企业，我们按照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报告，这些国有企业正在悄悄的变成保姆的企业。

　　你仔细想来想去，我们路走起来非常有意思，我们要搞好国有企业，最后结果是搞死了国有企业，这是谁出的注意?有很多人了，当然有一些代表人物比如厉以宁先生。如果把厉以宁先生比作医生，咱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毛病，然后找厉先生去了，厉先生说私有化就可以了。我们都吃这个药房，最后驼背医治了。但人死了。如果我们作为病人，我们拿这个医生怎么办?企业就像病人的话，老百姓就像病人家里家属一样，对于这样的神医，很可能就会不理性，动感情，感情动起来就是会要出性命的。为什么这样一个神医到医病人的时候，会被病人家属处死，但到企业的时候，反而能够荣升国家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能够在全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和威望呢?答案就出来了。实际上国有企业死亡的过程，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死，而是国有企业从全国老百姓的手里面，转到极少数人手里面的过程。而极少数的人掌握各个地方的政权、媒体，他们很愿意把厉先生抬上去，作为带头人。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可能死亡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癌症。癌症就是有一部分细胞，过去是正常细胞，后来吞食营养的能力非常强，其他正常细胞营养全部被癌细胞吸收，人是死了，癌细胞非常的好。总而言之是奄奄一息，这时候癌细胞感觉是非常好的，像厉先生这样的人，就相当于癌细胞的代言人。

　　当然我也同意张先生的话，中国的改革跟俄罗斯的改革确实走了不通的路径，中国的改革走的是所谓吃中药，俄罗斯吃的是西药，是休克疗法，一下子就死了。我们吃中药，是慢慢的死，都是死，我就不明白这两种不同的死法本质差别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中国的改革绝对是要比俄罗斯的改革好，好到什么程度，是否好到我们企业真正具备国际竞争的活力，具备这种国际竞争的能力。我觉得这样一种改革的结果没有出现。

　　我最近深深感受体会这个问题，因为我参观了若干个企业，那个地方我体会到什么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熟悉我观点的人会知道，我是很反对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因为我感觉人是第一生产力，而不是科学技术。如果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个国有企业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我在航天部讲课的时候就说，航天部科研人员积极性发挥到二分之一的水平上，我们航天进步的幅度比现在大得多。恐怕现在有大量的科研潜力没有激发出来。有一个企业在1993年的时候进了一套海德宝印刷机，是全世界第三台。然后有一个企业就跑到德国把第三台新型印刷机买回来，什么信念支持它?这个企业根本不是印刷企业，这个企业把印刷机安装调试之后，十个月没有盈利，而且是巨额亏损。印刷机购买的资金高大3000万，而每个月只有几个万的业务量，什么道理?不会调色、配色，什么信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相信只要我是最先进的技术引进，等于我在全国吃了头口水，吃头口水我就有利润，有利润我就敢引进。后来跟一家印刷厂联合起来，得到了很好的利润。但之后这个省引进7、8个海德宝的印刷机，使得价格狂降。中国20年改革没有自主的核心技术，但有很多企业家不同意，他们说我买来了技术、生产线，这就叫先进技术。这是在运用别人的先进技术，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先进技术。这对某一个企业盈利而言确实有效，或者是一种秘方，绝招。但凡想引进技术的，很愚蠢的办法就是找大学和研究所，在我们大学和研究所其实没有先进技术，先进技术的确在西方，在美国、德国、日本。到西方引进技术，实际上是设备、生产线，马上就可以盈利。这是为什么普遍中国各个地方感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呢?理由是这个。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恰恰就是，在大批引进西方的设备、生产线的时候，中国自己本国生产的设备、生产线，却失去了市场，我们本国的国有生产设备的企业，比如我们的电子装备，前面讲到的台基电，类似集成电路的生产，数控机床的生产，包括像船用雷达等所有设备的生产，这些企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垮台。因为市场完全被西方技术所战略。

　　这样一个改制的结果，对中国来讲，究竟是意味什么?是给我们带到一条康庄大道上，还是在世界经济当中处于打工者的位置上?有人在提议，中国要成为世界的工厂。实际上，英国、美国和日本、德国，先后是世界工厂。这些世界工厂在他们做世界工厂的时候，第一核心技术在他们手里，第二管理在他们手里，第三，利润在他们手里，第四，打工的工钱也在他们手里。这样的世界加工工厂我是举双手，甚至双脚也可以举起来。但中国的世界工厂呢?第一没有利润，第二没有管理费用，第三没有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我们剩下就是血汗打工钱。所以才会出现总理为民工讨工资。就是以血汗钱作为国家的繁荣，但这样的结果我很难接受。如果中国只能注定作为世界工厂的打工者，如果这是中国发展方向的话，我坚决不能接受，恐怕这个方向也不见得就是中央领导的方向，而是有很多人借自己的为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私货塞进了。国有资产的流失是这个这条思路的必然结果。

　　我接下来要讲一个概念，这条路如果不太好，或者有问题，那你倒是说一个好的办法啊。你怎么光批评，不会建设啊。我这个人恰恰讲管理的。如果我讲管理的话，大概会是这样的概念。我们很多老师在一起讲课，我讲完了课，基本上其他老师的课就被我否定掉了。而且我推荐什么书，学员就看什么书。大家对我还是相当认同的。

　　任何一个企业管理都要两手，一手制度，一手文化。现在吴敬涟等先生都只注重一条就是制度，制度是需要的，但制度是不可能彻底和完备的。如果最近了解金融市场会知道，格林斯潘说了一段话，他是告诫美国投资者，说你们不要再钻美国股票市场的空子了，你们再钻下去，我跟不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们还是讲一些道德吧。离开道德行不行?假设任何一位今后想办企业，你要知道该怎么办?首先就是家族企业。为什么?不是家族企业你根本不知道你交给他钱，交给他设备、交给他资产，他能不能为你的利益而用。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等少数国家不是家族企业之外，但是根据我的资料，美国商业周刊今年2月份有一期杂志专门刊登，美国90%的企业实际上是家族企业。而且家族企业在最近一轮的经济箫条当中，表现还比股份公司要好一个百分点、两个百分点。为什么家族企业能够做好?因为家族企业用的人是可以放心的，你让他管财务，你知道他不会把钱当成自己的。如果你用普通人，你就没有这样的信任感。所以对于普通人怎么办?招进来的员工就要制度去约束，企业哪些领域可以用制度约束?操作层、生产层、车间层，但到采购层、销售层、管理层、财务层，制度就不可能完全。一旦到企业总经理，就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干好了我给你奖励，干不好我给你惩罚。问题是一个大型企业，我在业务当中的任何一笔小交易，都比你治理结构给我的钱多，我凭什么不搞小交易呢?对于企业来说，你不但会搞家族企业，而且你用人也是用你信得过的人，信得过就是文化概念、道德概念。84年改革以来的思路是什么?本来中国党的干部，是中央委员会信得过的干部，派你管宝钢、首钢、石化，尽管经济刺激不那么强烈，仍然有积极性工作。后来我们说，你所有的宝钢经理、首钢经理、石化经理，全部都可以放开大胆的谋自身利益，我用制度管住你，我们相信这样的神话，所以国有企业就搞垮了。国有企业的老总是被教唆成为贪污犯、者。本来也许他们并不想、贪污，但这样新制度经济学使得国有企业的老总们觉得，我要是不贪污我就是有病，我就是弱智，好象我现在不是人似的。凡是可以信赖的人，比如有党性的人是什么人，爱国的人是什么人?说爱国的人和有党性的人就是傻瓜蛋，雷锋是什么?就是傻瓜蛋。包括张瑞敏这样的老总，如果犯错误，都是教唆的。

　　我想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清楚，如果说由我们来主导企业改革的设计，我必然要主张两条腿并行，两只手并用。在前30年我们过于强调文化和精神的力量，甚至达到废除管、卡、压的地步，这是一种极端。但尽管在那个极端上，当时生产也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这说明人的精神力量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后来整个放弃对人的精神力量的信任，只相信人的自私动力，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只相信制度，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后国有企业的老总都成了跟国家博弈的博弈者，这样能搞好才出鬼了。我们要用两手管理国有企业，我们要强调国有企业的文化，国有企业的文化是什么?本来是党的优良传统。你把国企文化抛弃掉了，中国党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形象就会被搞的一塌糊涂。现在果然如此。第二是国企文化可以用的资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传统文化讲什么?讲诚信。传统文化讲道德，我们传统文化要讲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曲。我们现在很多大企业为什么会做强做大?就是富贵则赢。钱多的人周围有一大堆吹捧他，所以富贵就能赢，贫贱移、富贵赢，威武曲，这样人活的很低下、不快乐。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人?如果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赢，威武不能曲，如果有这样的人格，国有企业搞好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而且会远远超过美国和英国。谢谢!

　　主持人：我提一点儿对韩德强老师的支持。在2000年我去深圳，我那儿有一个朋友，搞企业的，资产做到1700、1800万的样子，整天吃喝玩乐，我说你最喜欢干的事是什么?他说泡妞。我说你产业做这么好，为什么不下更多的功夫把企业做好。他说一番话，大致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再下功夫把企业做的更大，更强，我需要花费很大的时间，那么我人生的玩乐价值就没有办法实现了。最终的价值观，对它的行为有非常大的指导。对民营企业来说，怎么办?我比较支持韩老师的观点，民营企业要走家族化的道路，但家族企业正如郎先生所讲的一样，中国文化不养高科技，而家族企业确实是不养高科技的。怎么办呢?对于高科技产业怎么发展呢?我觉得应该是国有企业。

　　我不是左派，不是不敢当，而是观点不同，我1994年就提出超越左右翼。我和左翼的分歧主要就在国有企业问题，他们要维护，我认为维护不了，早就应该卖，但不是，而是公平地拍卖和补偿历史。

　　为什么我要支持所谓的左派人物?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要维护学术自由，反对垄断。经济学家反垄断这一条应该是共同的。90年代出现什么事?出现新自由主义对于经济学的垄断。左派什么观点都不重要，关键是有一个地方和环境能让大家说得出来，不同意见能认真交锋和澄清问题。我发起的思想讨论会就促进了这一过程，各方面都说好，只不过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者不参加罢了。大家可以看中经网经济学人我的网页，有19次讨论记录。

　　如果在左倾的时代，动不动给人家扣的帽子，所以大家经常讨厌左，现在转过来了，动不动就说你反对改革开放，说你左派。我和历以宁，萧灼基老师，周其仁，张维迎等80年代我们都是一起的，我和张伟在天津开发区搞和外资，张伟是历以宁的学生，当然我也是这个辈分的了。90年代我为什么支持左派?因为新自由主义垄断。市场经济成为信仰，经济学家成为神甫，就有问题了。这和左倾时代是一样的，只不过把中山装换成西装，过去动不动扣一个帽子，现在动不动扣一个左派帽子。我是从反垄断角度支持很多人，1994年支持左大培，1998年支持韩德强，这次支持郎先生，都是出自反垄断，并不是同意他们的看法。为什么支持?就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垄断，左的东西如果是垄断我也要反对它，我觉得这是自由主义精髓。真正的自由主义不是现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口口声声反对政府垄断，但不承认有私人垄断。他们自己就是私人垄断。经济学界垄断程度很高，一小部分著名经济学家通过主流传媒炒作，各种豪华论坛，年会，联谊会等等，排除异己，就可以掌握话语控制权。不信做实证研究，各种基金评委，企业顾问独立董事，主流刊物评委高度垄断集中，可能不超过30个人。这30个人很容易达成共识。经济学家一方面反对政府垄断，一方面制造私人垄断，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堕落。真正自由主义者绝对不可以容忍，它败坏的是自由主义名声，不是社会主义名声。我自由主义朋友很多，我跟他们说了多次，真是替你们着急。我也不希望左派和主义上台，但你们不能胡搞。犯错误，你就不会犯?经济学垄断影响政策，主导社会科学。90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经济学界网开一面，经济学家讲话比较自由，但哲学历史就没有人搞，法律又不让你说，只有经济学家最发达，很自然这些学外语出国早的，学了一套西方新制度新古典，回来如果老老实实做一个教师，也不错。但是他们被捧成著名经济学家，有话语权，就不同于一般学者，经济学的思维，效率第一，制度改革、市场导向，都是对的。问题在于中国只允许经济学一枝独秀。经济标准就自觉不自觉的成为中国社会的信仰，经济学变质成为神学。经济学家成为神甫，到法学界就造成法律。企业界也急了，大家为什么都不讲信用，不是因为法条不够，是没有证人，没有信仰，把钱作为信仰还有信仰吗?我不是说经济学不好，有一小部分迅速升起的经济学家缺乏自我意识。本来根基也不足，你只能做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但不知道怎么回事，被社会捧来捧去成为神学家了。我刚从欧洲回来，宗教力量很大，神甫在里面讲神学，忏悔和原罪。不会讲什么效率第一，利益最大化。如果西方教堂讲这个，西方绝对没有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要自省，提高一点儿人格。如果你数学很好，我建议你多学一点儿历史哲学，如果你英语好，就多学一点儿中国四书五经，要不然你就别讲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您就在大学里讲凯恩斯和科斯，我也你的学生。经济学界垄断我认为一定要打破，就是说掌握话语权是背后有强势集团支持，用不理睬的办法对手。我已经历10年，这次是香港教授经历一下了。

　　我们这个会也有一边倒，是主办者请他们，他们不来。这样下去每个山头都是一边倒。但是社会有自由。你们传媒感觉自由，你可以各路都去听。这边这么说，那边这么说，都是有自由的，但是互相不来往。今天张先生很好，还有一个赵晓是我的小兄弟。他写文章批评郎教授，虽然没礼貌，但这两位小兄弟还是不错，认真讨论，他们还没有到老谋深算的程度，真正的老谋深算就是不理你。有了垄断权就是不理你。 但我还是希望在新自由主义论坛上，能请我们去，我肯定去，我不怕。(左大培插话：我也不怕，我可以去跟他们辩论) 还能怎么着?能把我吃了不成?如果我肉好吃，你就吃了我吧。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论坛，每一次辩论都有双方来。希望媒体以后多组织双方辩论。谁不来谁有鬼。你是少林寺，他是武当山，我是丐帮。武林大会比武，看谁把谁，实践是标准，不能规定只按你的门派出招，按你的门派规矩我能打得过你吗?你有你招，我有我招，了算。

　　他们的垄断办法是：第一联合，第二贬低身份。他们说我不是经济学家，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数学。像杨斌是著名经济学家之后，是最早的海归，他们就是不理睬你，开会不请你去，你重视海归为什么不重视他?因为他观点和你不一样。没有道理。说我没学问?我是社会科学院博士。其实老一代经济学家都不是博士，他们都带博士。说我是土鳖没留过学。那郎先生是什么鳖?他们就说郎先生不懂国情，那我们就成为黑五类永世不得翻身?他不跟你讨论问题，借口是你身份不够。我们这些人怎么走到一起的?骨子里面是有血性的。郎先生是有点儿血性的人，就看不惯你这个东西，看不惯就说了。但是你联合起来弄人家，从人格上贬低，把人家弄急了。你拼命骂垄断，但同样搞这一套。我是真心实意担心自由主义名声。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形成垄断，糟蹋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最大悲哀。

　　第二，新自由主义者对国有企业批评有一定道理，我很了解他们。问题在于：第一条，前提是效率第一。80年代效率应该第一，现在应强调公平第一。假设效率第一，我退一步承认了。第二条，假设私有企业效率比国有高，有什么说服力的著作，一定是私有效率高于国企吗?在不同产业不同时期不一样。开小饭馆肯定是私有企业效率高。但是做战略产业，航天火箭谁高?如果航天部下海就没有火箭，只是玩具火箭出来了，劳动密集型嘛!飞机不是垮了吗?造飞机赚不了钱，就没有人做。航天、航空、核、电子，高科技，私有企业效率高但是它干不了，中国正研究大飞机要不要造，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理由就是没效率。你说民营企业高于国有，只要效率和利润，战略产业不能要那是肯定的。造飞机贵，讲究比较利益做裤子，裤子换飞机，这就是效率和比较利益，市场经济原则。欧洲四个国家联合造空客，是国家行为，国家联合行为。美国波音成本多高根本没法算。波音是58年B52改过来的，那是正经铁饭碗，是美国打仗的军费开支。成功之后转给波音，波音成本里算不算B52成本?我不知道。成本还没算清楚就说中国不能造飞机?有什么实证根据?第三条，国有企业效率不高就分了，这个风险有多大?即使你分了之后能够提高效率，风险比收益大得多，这时候宁可次优。你不改效率会低，那么我们容忍效率低，但可以维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选择。为什么一定就要把国有企业分掉?他们基本判断是国有企业搞不好，是激励不够，你把企业给他就够了。你怎么知道?如果给了他之后，他还搞不好怎么办?最优次优也有价值导向。效率第一的价值导向就要冒这样的风险，我们也可以讲公平，稳定和安全第一，大不了国有企业效率还是低，但可免除重大危机。

　　老说国有资产是流失，一天一个亿，一年是365亿，25年流失1万亿。我们说国有效率低，干脆流失完毕也就是了。问题在于，几年来从6万亿，增加到11万亿，总量大大膨胀，越流失越多。现在政策是，一方面流失，一方面使用行政手段将国有资产增值，把民间财产转移到国有财产。如果自由主义者批判这个是对的，我也批判这个。但是新自由主义没有批判这个。因为如果不再增值，国有资产很快流失完了，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了。还是一边增值，一边流失好。增值手段是不正当的，从股民手里面拿钱，然后划到上市公司国有股净资产里面。你别以为搞市场经济就没有国有化问题，就是一边私有化，一边国有化。应该把这10000亿国有股退给股民，否则就崩盘了。再一个是国债和银行信贷投资。增加国有总资产，同时也增负债，净资产没有增加，这两项因为都要还钱。老说国有资产11万亿，净资产多少?我现在没有数，赵晓肯定知道。还有一笔负债是社会保障，你把国有资产分了，这笔历史债务怎么办?老百姓没有办法活。下岗工人和退休干部工龄在30年以上退休金，每年大概支付3000亿，需要3万亿社保基金运转，每年有10%利润，这3万亿要划出来。实际是社会所有制。现在，11万亿就剩下7万亿了。还有一笔负债是国防和高科技，没有国防就没有高科技。新自由主义主张拿裤子换美国飞机，这是一个误导。你把国有企业分了，国防企业是其中的核心。怎么办? 从净资产和负债角度说，把国有企业搞不好就分，即使分掉之后能提高效率，现在也不能动。因为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新自由主义说我们没有建设性，他们的建设性是什么?就是破坏。我的不动就是建设性。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就分，那就叫破坏性。你现在把资产弄掉，负债马上就演变成为社会不稳定，很多人没办法活。这么大的风险你也能很简单的说，能够提高效率?

　　第五条，MBO式的分配国有资产，会演变成按照权力的系统性瓜分，而且不止于国有资产，会扩大到私有财产。所以不能开这个口子。

　　国有企业经理究竟能不能搞好?一部分人确实以后才能，提高奖金就可以了。第二是思想变了，先定了方向告诉你不行，偷了就行。然后告诉你，你先搞垮了再偷，否则偷不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是教唆，说国有要变成你的，你要先把它搞垮了。好的时候太贵，你买不起，人家也不会卖给你，说得赤裸裸。国有企业大部分由于有人教唆，就是接受新自由主义理论，大家觉得不这样不行，有意先搞垮。逻辑上颠三倒四，因果关系不清。

　　咱们牺牲公平，牺牲一代人，牺牲社会稳定，只要提高效率就可以吗?军工可以不要，飞机可以不做，中国沦落为给发达国家加工裤子的加工厂，也可以。

　　怎么分?!比如宝钢10亿资产，1亿卖给你，而且是银行。国有企业厂长是官本位，宝钢就是副部级，厂长转眼变成亿万富翁，冶金部的干部干不干?宝钢一把手收入上亿，部长才3000块工资，怎么办?冶金部大大小小还有几千口人，最后只能商定，这个肥水大家瓜分，不要书生气那么足，以为国有资产真能够落到经营天才手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天才，国有企业要办好需要各个方面支持，因此各个方面要分一块。党政军都要有利益，这就会演变成为按照权力体系的全面瓜分。开了口子就无法控制。

　　许多部门不能直接参加分配，就会使用权力去获取财富，包括私人的财产，会进一步升级。私人财产也不可能保障。我们要因为这件事上书。公共财产、公共利益、公共安全，涉及全国人民利益和稳定，不是为了效率说分就分。即使有些企业该分，也不能吐这个口，要看连锁反应，如果中国乱那可不得了，情况就大大不如俄罗斯了。

　　今天的专家都各自代表各自的意见。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个人的发言由个人负责。在议程里面，还有一个记者提问，在提问之前，我希望提问的记者报一下所在的媒体。下面先请张文魁先生做一个简短的回应，时间大概是5分钟。

　　谢谢大家!刚才杨帆先生讲的很好，要打破垄断。看来我不敢来不对，来是对的，来就是打破垄断。第一点，不要把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全理解成为MBO。我们现在不是来讨论MBO，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有很多种，如果光攻击MBO，实际上没有落到点上。我本人也不涉及MBO。第二点，我的判断，国有体制的确是不可以维持的，这跟韩先生讲的国有企业不可以维持是两码事。国有资产增值哪来的?实际上是纳税人在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储户在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的股民在补贴国有企业。我也讲一个概念，国有资产根本不是国有资产，是企业养人资产。包括去养那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分子。国有企业那么好，国有企业利润交不交?根本不交。很多地方国有企业交利润10%、20%，都交不上。它是纳税人在补贴国有企业，是储户、股民补贴国有企业。所以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市场，市场是什么?就是。你们翻一翻经济研究等改革的杂志，对国有企业有很多的研究，可能是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你们可以不同意，可以进行争论。第三句话，中国你们刚才讲那么多，就是提中国向何处去，我不跟你们争论这个问题去，因为我没有这个水平和地位。但目前中国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能够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可以听左大培的声音，也可以听先生的声音，有争论是很好的，但不要把情绪化的争论带进来。我讲一句话，我也有很多的亲戚朋友下岗，对很多的阴暗面痛心疾首，我也有血性。但是，我们在学术讨论的时候，是带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进来做学术讨论是不行的，你这话弄上去网民会骂我，但这就是一般学者和大众的不同，大众可以骂娘，但学者不可以。

　　今天很遗憾，今天讨论是针锋相对，一面倒的话，没有什么意思。坦白讲对我负面的观点我非常希望听到。今天会议是全面性的发邀请函，但真正来的就这么几位。观点又出奇的一致。这不是事先安排，也不是集体行动。大家了解我习惯，我从来联不跟人系，独来独往。我跟他们的经历都不一样，我们关系都是不错的。我也经常收到邀请，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打压，最后学术界还是认学术地位，并不是官派的地位，而是海外发表论文的数量。我很高兴3年以前我感受不到学术界对学术的尊重，从93年以后，你发现各个学校对于学者发表论文数量是非常尊重的，甚至慢慢走向没有论文发表就很难生存，我期待再过1、2年，我国的学术界更加的成熟，学者在国外发表的论文数量作为你发言权的唯一标准。坦白讲，现在在国内我收到的邀请，并没有说观点不一样受到打压。确实是这样。我必须实事求是。今天是只是一个开端，抛砖引玉。希望在经济学家之间能够增加彼此的互动，对于重大问题提出讨论。

　　今天很多记者围着我，对张维迎评论作出回答。经济学家可能为某一个团体说话，我跟各位讲，我研究的叫做公司治理。我们研究公司治理的人唯一的目的就是增加中小股民的利益。这个研究在美国就不会成为问题，美国大部分都是保护中小股民利益的，在国内一发就不一样，所以产生不愉快的后果，坦白的讲，我的言论受到重视代表整个社会学术的进步，也是媒体的进步，当然我很喜欢多邀请到一些学者，针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至于说，信托责任的问题为什么企业老总要企业信托的问题，我告诉各位，信托责任是维持美国和英国一个最重要的条款。信托责任怎么来的?英国从1533年就有信托责任，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话，讲一个三分钟的故事。我们知道，向东马可波罗找到了中国，向西哥伦布找到了美国。为什么没有人向北、向南?有。1533年，有250个伦敦的商人，每人出50英镑，叫做莫斯科威号，把钱给他就走了，朝北方找中国，走了之后就找不到了。我对这个船长有一个信托责任，认为你会回来。实际上刚出海，有两艘船被飓风打沉了，有一艘船走到北极走不下去，转一弯下来了，冰天雪地，走了2000公里，碰到一群人。这些人用弹珠、钢笔交换皮毛，然后赚很多钱，回馈给股东。这就是有信托责任，为什么公司治理要以股东权利为前提，否则永远没有人给你钱，三艘船也下不了海。1533年这批人没有找到中国，而是俄罗斯。莫斯科的兴起，就代表欧洲信托的兴起，这就是为什么欧美的是好的。如果没有信托信任的经理人，我不会把钱交给你的。

　　主持人：今天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没有到会，但是提交了支持论文，他们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的赵晓先生、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先生、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侯若石先生和国防大学卢周来。

　　提问：您今天得到在座新左派的呼应，你是否愿意加入新左派的阵营当中去，第二个问题一定要中国国有资产改革，或者明确的讲私有化进程终止?

　　我相信各位会问到这个问题，所以一开始讲的非常清楚，邀请函是给发给任何人的。就像左先生发言我都打断掉，要给人家一个空间。我只是实证的财务学家，我是从资本主义到这里的实证财务学家。我探讨的数据你可以不同意，但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实证资料在后面支持。我请大家以后不要再往这方面想问题，我个人也不希望如此被定为，我只是用数据说话的学者而已。

　　你说私有化是否该停止，我跟各位讲，私有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就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就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问题。对于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怎么解决?另外双方面私下定价的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不同学者应该深思的问题。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大幅展开。我认为私有化的推行只能先完成这两个目标，才能继续推行下去。

　　我从来不承认我是新左派，因为我和左派的观点相差深远。新左派的词是新自由主义者作为帽子扣的。改革开放派、像郎先生，绝对不是新左派，但也难免被别人扣上新左派的帽子，这是一种阴谋，所以我绝对不戴，我不戴人家扔过来的帽子。至于有些人在海外戴什么帽子，包括你刚才说的，实际上你是接受海外话语系统，他们外国人不知道中国的事，所以我很反对就中国谈，不能以外国杂志上发表文章，你问问题本身就说你接受西方话语权。什么叫新左派?在中国谁是新?你站出来之后，我可以承认新左派。比如我反对自由主义，那我是社会主义者了?或者国家主义者?左派和是对的吗?中国现在一个找不出来，中国有改革开放派，和他不同意的就是新左派。这是什么词?希望各位朋友不要把我划在新左派，谁愿意当谁当。

　　我是人民政协报的记者，今天到场我们关心的不是各位经济学家的派别和意识形态论争。今天会议主题是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国有企业改革肯定是继续进行的，大家提到改革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挫折，或者阴暗面，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是你们作为经济学家，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解决怎样防止资产流失的方案。我想问郎先生和张先生。

　　我国不是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不需要通过国退民进的方法，应该建立一个信托责任职业经理人的制度。这需要讨论，所以欢迎各个经济学家讨论这个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用什么方法制止?第一法律缺位上的合法，这是不能接受的。第二，买卖双方私下定价不能接受，我们短期要就这两个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我以前在文章也说过，国有企业改革的确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首先承认这一点。我们对它什么态度，是停止国有企业改革，还是要规范国有企业改革，这是我跟郎教授之间的区别。我的意思是不能停止国有企业改革，只能规范国有企业改革。我非常同意要健全有关法律法规，要防止自买自卖，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也许你们说的主流学者对这个事情是重视的，是负责任的。我们一直在做调查、研究，推动、健全有关法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资产改革能够健康的进行下去。第一使国有资产的交易通过公开性、竞争性的程序进行。这样就能够防止自买自卖，自己定价。这样可以使国有资产可以达到真正的价值。我刚才讲了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法律法规，国务院国资委制定了规范国有企业改制的意见，以及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而且很多地方我去一些地方制定了细则，还是有办法的。下一步就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法规执行，加强巡查，加强媒体的监督，我也欢迎媒体朋友，如果有这方面的案例，比如说瓜分国有资产，你们可以大胆的报道、大胆记录，政府一定欢迎，主流的经济学家也会欢迎的。谢谢大家!

　　您好，我是华夏时报的记者。我想问郎先生一个问题，最近好多被郎先生批评的公司都站起来说话，对您的观点进行反驳，当然也有很多是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我们不喜欢，但据我们了解TCL公司比较正面对您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李东生董秘对您三个置疑进行回应。

　　TCL董秘对我进行回答，我在上海财经第一节目我已经把他请到节目里面，我是主持人，没有针锋相对，我对客人都比较客气。针锋相对除非是辩论会，一般邀请我不这样做。对方非常诚恳的给我讲几个问题，第一个，他们承认了公司的资料是TCL公布的，不是我公布的。是从TCL网站上面拷贝下来的，然后做的分析。是他们做的，他们网站做的拿下来做分析的。这就是我治学的态度，用你的资料分析你的公司。这一点，我提出来之后，深交所提出要求TCL调查，TCL本身是手机，跟他们那些太偏远了，他们挑了六家公司。让他们自己公布的资料，比较有一致性。但这两个方法都有确定事实，41家公司的比较，可能有一些不想管的产业，降低准确性。六家太少了，对于我独立学者而言，我就把这两个资料都公布出来，让股民自己做决定，到最后我询问TCL，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做对话，我想请问一下TCL分拆是什么意思?当初你们整体上市的时候反映就不好，因为整体上市有些企业是好的，有些企业是坏的。突然之间市场传出来你把好的分拆上市，市场肯定不爽。他们说这不叫分拆，叫做重组。重组TCL集团公司对移动的控制，重组以前是58.1%，重组之后也是58.1%。第三，我问股价为什么跌下去?肯定对你管理层不信任。他说，他们自己也不理解，他希望我告诉他股价为什么跌那么凶。我就提出几点，从其他公司披露案例看起来，你对于整个盈利模式方面，我相信股民是有怀疑的。同时对你披露讯息的质量是有怀疑的。为什么市场传出你分拆，你们除了不披露、不讲话，不会做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发现这是企业家的特质。出现事情不是澄清，而是掩盖。如果你自己没有问题，你就详细披露出来，投资人自己作出判断。这就是双方面的回答。他说会计怎么怎么样，那是他做的，不要问我，要问他们自己。这个资料他们也知道，是从他们网站拿下来的，所以他应该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我是西安华商报的。西安目前大部分80%都是国有企业，现在西部正在搞开发，如果等职业经理人信托制度建立起来，西部发展怎么办?会不会耽误很长的时间?

　　我跟你讲，我提出的建议，所谓的职业经理人信托制度，不需要花10年培养职业经理人，因为我们到处都有职业经理人，只是职业经理人的制度没有打开。哪一个人不能当职业经理人，只是做得好不好而已。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阻碍。另外法律缺位的问题，像张先生所讲的，你可以利用行政力量，私下定价你可以透过透明、公开，而且找有声望的审计公司做审计，这是对股民的一个交代，这是一个原则。这个难吗?这需要花时间吗?我们股民追求什么?追求公平、披露权，知道国有企业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潇湘晨报的。我非常感动的是郎先生的风度，你所批评的上市公司对您的人身攻击，您是怎么理解的?

　　以我立场来讲，说你长得很丑，我不能说我告诉你，我长得不丑。所以我只能不回应，你叫我说什么?人身攻击从我立场来讲，是不能回应的。

　　不存在对企业善意、恶意的问题，这一切是因为公司研究、公司治理目标，就是让公司价值最大化，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我讲的非常清楚，信托责任。所以不存在我对企业存在什么善意、恶意。如果我讨厌一个企业，如果公司非常好，我怎么骂它?我怎么说他坏呢?如果这个企业非常坏，但我跟他关系非常好，我能说它好吗?

　　我声明一下，今天研讨会虽然是在搜狐来办，但不是搜狐主办，主办是我个人。对于研讨会是怎么主办，就不要再追问了。议程之内我答应记者三个问题，最后一个。

　　我是证券时报的记者。我问一个关于的问题，郎先生您一直代表中小投资者，包括中小股民的利益，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在那个文章中提到每当您提出一个观点或者理论的时候，往往引起第二天中国大幅下降。反而是中小股民受到损失。

　　有网民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说郎教授你批判事实的时候，反而造成股价下跌，你怎么解释?我说我们中国股民就缺乏假数据，就因为有假数据我们才存在泡沫，股票的下跌是因为数据的结果，我不能因为让股民高兴，就不说。

　　曾经有人跟我说郎教授你应该对有信心吧?我说我对没有信心是从三年前开始的，如果两年前肯听我的话，我虽然对你一无了解，你今天会被套牢吗?他说对，我被套牢了。我说的话都会负责任，我们股民缺什么?就缺公开、透明、诚实的信息。说股票下跌，你说我怎么办?

　　通过分析上市公司的公开财务数据，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认为，海尔集团的管理层用职工持股会方式转移国有资产，格林柯尔公司通过调整财务数据侵吞被收购公司的国有资产，TCL公司1996年后的管理协议是变相侵占国有资产。认为，这几家企业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现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正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剥削全国人民。

　　我们认为，教授的分析客观、公正，反映的问题涉及到11万亿国有资产去向，直接关系到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国体，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和成败，关系到“”的郑重承诺、关系到执政党的性质。我们认为，在没有注意到的非上市公司的国有企业改制和拍卖中，国有资产的流失实际上更加严重，更加明目张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强烈批评这股侵吞、瓜分国有资产的歪风，强烈批评那些将这股歪风美化成改革的观点，强烈批评以全国财经委副主任厉以宁为首的、鼓励、纵容甚至教唆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的经济学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议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1、立即调查报告涉及的海尔集团职工持股会的人员组成、性质、资产来源，以及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责任;审计被格林柯尔收购的各国有企业的财务，调查各企业领导层是否有营私舞弊行为;审计TCL董事长李东生任职期间的财务;

　　2、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对已经发生的管理层收购，必须重新组织资产评估小组，估价被收购企业的资产，补足差价。调查已发生的管理层收购过程，严厉查处收购过程中发生的贪污、贿赂、挪用等行为。禁止任何人以明示或暗示与国资委的联系从事管理层收购的咨询业务。

　　4、现任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缺乏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和能力，实际上把国资委变成了拍卖、赠送国有资产的委员会，应该辞职以谢天下。

　　5、召开“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听证会，邀请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进行公开辩论，并将辩论各方的观点刊登在重要报刊上。

　　6、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在厉以宁等少数人的鼓吹下，股份化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思路。实践结果表明，这一思路不是搞好、搞活了国有企业，而是搞糟、搞死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丧失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大部分国有企业被暗箱操作拍卖给了私人，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亦发生了企业、主管机关和民营资本联手转移、侵吞国有资产的恶性案件。随着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而少数精英则成为亿万富翁。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被买断，国家的性质将随之发生质变。少数精英成为亿万富翁，则党将成为富人党、私产党，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将严重缩小。

　　7、改革国有企业必须懂得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搞好企业必须既重视企业制度，又重视企业文化。越到企业生产层，制度越重要;越到企业的管理层，特别是管理高层，文化越重要。国有企业的必须忠于国家和人民，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而不能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然而，“股份制万能论”却设想可以有一种制度，使国有企业的可以只考虑自身利益，可以与国家利益博弈。正是这种理论，使国有企业大面积地，使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在55年的新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历了只要文化、不要制度的“废除管卡压”的极端，又经历了只要制度、不要文化的“躲避崇高”的新极端，应该回到制度与文化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上来了。只要懂得企业管理的“制度和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国有企业将完全有可能保值增值、恢复活力、做大做强。

　　8、国有企业至今占据着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提供着绝大部分的公共服务，承担着发展国防和科技的艰巨任务，保障着人民生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之日，就是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消失之日，也将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来临之时。国有企业的衰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希望，也愿意相信新一届党和国家的能够励精图治、春风化雨，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博士，在各种场合公开追问某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有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并指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突出问题，“不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的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现在不存在竞争问题，现在是比谁快。谁快，谁侵吞国有资产就多。相当数量的公司不是正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呢!”“整个产权改革的误区是什么?就是认为民营化、自由经济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说产权的问题是唯一的问题，不管碰到银行改革出现问题，产业出现问题、国企出现问题，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上市。产权不是没有问题，国企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把所有的矛盾都放到产权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民营企业能解决问题吗?”我们对他上述观点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据新浪网和搜狐网的调查，认为是有良知的经济学家，说得对的人，约占90%)。

　　一、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理论和“”重要思想引领下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及其“华盛顿共识”的界限。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的过程。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方向，就会步原苏会主义国家的后尘，葬送党和人民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全部经济成果，阻碍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建设。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诚和大西广提醒得对，中国要真正完善社会主义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克服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影响。

　　二、“从资本主义社会走出来的”教授抨击西方产权理论和产权改革误区，反对把企业、金融和产业等存在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以为转制为私有产权便可实现高效率这一流行做法，是及时和正确的。与时俱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现代西方产权理论有本质的区别。把国有制和公有制贬为纯粹是可用可不用或根本无用的经济手段，主张国有制不能与股份制相融合而必须放弃所有股份制企业的国家控股权等，都是不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本质的悲观思维，不利于在推行股份制改革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我国需要力避前苏东国家“股大卖小”的特殊私有化道路，因为这条道路不是“新公有化道路”，而是斯蒂格利茨批评的迷信“私有产权神话”的邪路。我们不能鼓动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层收购来推行一种比俄罗斯更不公正的私有化。

　　三、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是不适宜的，因而必须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

　　就当前实际情况来看，许多地方落实十六大“两个毫不动摇”政策有偏向，没有强调求真务实地落实“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我们主张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因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目前，贯彻十六大关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精神具有迫切性：第一，在“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重组的政策下，原来不少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实际已转变成各种企业性质的经济，因此，所剩下的国有经济自然成为公有经济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文本情感三分类。

　　第二，在法律上，国有经济是全民共同所有的，原有的综合竞争基础较好，是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的主力，因而处于主导和控制地位，是影响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方向的经济成分，也是历次国家宏观调控迅速产生效率的所有制基础。加速在船舶、汽车、电子、生物、海洋、航空等重要领域发展“四跨”(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和跨国)、“三控”(控股、控技术、控品牌)型国有跨国公司，是趋利避害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键。

　　第三，国有经济是广大工人阶级以所有者与劳动者双重身份从事工作的立身之所，直接涉及到广大职工群众的就业、福利和生活质量。“群众利益无小事。”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不能不首先考虑居于国家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更不用说，必须依靠工人阶级来推进改革开放，而不能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所谓改革开放。

　　第四，国有企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长时期来在歧视性的过重税收政策下，他们承担着繁重的改革成本，却未取得相应的收益，以致许多国企技术陈旧，改造乏力，现在各地政府应予以特别的扶植，促其加快发展情感号名字，而不能采取“国退民进”政策。

　　第五，近年来，大多数省市都在模仿温州等所谓“先进地区所有制结构”，追求私有制占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急剧下降。

　　四、笼统主张“国退民进”，“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是违央文件和中央领导历次指示的错误。因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就是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如造币厂之类的极个别行业必须由国家垄断外，有哪一个行业不属于竞争性行业?主张“国退民进”的主要理由是认为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新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同期西方世界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迅速地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这就说明了国有企业和公有经济在本质上和总体上大大优越于解放前和外国的私有经济。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企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效率。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破产和效率低下的现象，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而且是由一些非本质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也包括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用“自私经济人理论”鼓动经营者和干部贪污所致。我们绝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提出“国退民进”的方针。

　　五、当前正在推行的以“三套马车”来贯彻所谓的“国退民进”的方针，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所谓“三套马车”是：第一，让国有企业管理层自己收购国有企业，即所谓MBO(Management buy out);第二，让企业收购国有企业;第三，让外国资本收购国有企业。

　　就第一种MBO而论，实际上是让国企老总无能或有意做亏后自卖自买，这无异于纵容“监守自盗”，必然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私人腰包。就第二种方式而论，在目前成风的情况下，公私企业老总共谋侵吞国有资产极难避免。博士最近揭露的问题，基本上是由于采取这两种方式来贯彻“国退民进”方针引起的问题。他所揭露的事实，无论是否完全属实，我们尚无暇核实，但基本精神是可取的。他所说的事实虽然是“个案”，但类似情况大量存在，许多情况更为严重。广大工农群众、有良知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闻之都莫不痛心疾首。因此，很值得决策层微服私访，深入调查，慎重思考，另谋良策，而不能置若罔闻，为此辩护。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一味替“国退民进”的错误做法和由此造成得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靓女先嫁论”和“快送冰棍论”等类似的言论，我们在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被公认为“私有化部”)主任丘拜斯和盖达尔“激进右翼改向派”那里都曾听说过。

　　就第三种方式而论，让外国资本无限制地收购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不仅是使国企基本私有化的问题，而且危及民族经济主权和国家经济安全。几乎所有发展正常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国家、新加坡、等，60%80%的经营性资产是控制在本国国民的手中，只有拉美依附型殖民地国家和解放前旧中国的经济是控制在外国人手中的，而现在转轨国家搞的私有化，其最后结局就是廉价被外商控制。

　　六、当务之急，不是半途而废，放弃改革，一卖了之，不应在制造悲观气氛条件下使国有资产从重要经济领域大规模匆忙撤退，而必须积极进取，加快市场化的实质性改革。如完善政资合理分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完全从市场招聘的经营者机制，以个人财产抵押为基础的经营者年薪制，规范的委托代理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严格的奖惩规定等，使现有的国有经济获得巩固和发展。只有在明确了这个科学改革观以后，对于极少数确因资源枯竭、无市场前景等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而需淘汰的企业，才可以考虑采取出卖的方式退出。退出时必须严格按照出卖转让程序进行，必须征得职工代表大会同意、认真评估、合理定价，规范交易，而且不能实施“内部人控制”的MBO。国企主要管理者只能以企业职工身份与普通职工一样购股，而不能以管理者身份优惠购股，购大股。至于各国有企业之间，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相互转让、购并、重组，当然是比较好的出路。

　　七、企业改革、转制和退出过程中出现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一般都与企业和党政部门的滋生、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要把推行国企改革与反紧密结合起来，特别要以亏损、破产、出卖的国企为反的切入点，严查其中是否有贪污、现象发生，主动出击，而不能“守株待兔”，坐等有人举报或案发后才被动地去查处。贪污、一经发现，一定要坚决、彻底查清，依法严加惩处。对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各级领导，要雷厉风行地推行引咎辞职制。凡是该部门或地区出现严重经济问题，主要领导须引咎辞职。要像中央抓“非典”那样，狠抓国有经济的相关干部和经营者队伍，重奖重罚，经过改革洗礼和重振后的国有企业必有更高的效率。

　　“和重庆3403工厂工潮的出现是对改革以来权贵主义倾向的否定，是给新自由主义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是中国新世纪左翼的胜利。这左翼曾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主导，后来被自由主义压制了，现在又恢复了它的生命力和影响。”

　　网友萧武在自己的论坛发文愤懑于重庆3403工厂工人维权事件得不到社会广泛关注，他在表示自己要将此事关注到底的同时，也抱怨左派阵营除一些“毛左派”论坛外，大都失声，与他们在美伊战争的积极表态大嫌差异，当然他对左派对的支持还是充分肯定的。

　　责怪一部分人为什么对一个事件或现象不发言，这种责怪虽可反驳，但也有其充足的理由。反驳者可以说沉默是一种权利，沉默是最好的回答。但现实情况常常是对弱者的呼救的沉默是一种逃避和不作为，是良知的犯罪。当然萧武的责怪与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虽然是自称是“鲁迅左派”，也曾经对美伊战争积极发言，但终究是小人物，不发言是自己没本事写不出文章，即使花九牛二虎之力码出一堆文字，传统媒体发表不了，网络上也是落水无波。就我个人来说，倒是每天都想写文章，就是无才写不出来，还有，敏感于的亲友也善意地创造我不写文章的小环境。王怡说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罪是罪无所逃避，但不言是我们平凡小人物的常态，对写作大家来说，也不能在这方面十全十美是肯定的。话头扯回来，动机与别人无关，写这篇文章只想自己理清思路。

　　8月9日在引人瞩目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上发难，矛头直指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庞然大物海尔、TCL、格林柯尔等非公企业、集团和操作政府经济改革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批判的后者一开始集体失语，被批判的前者威胁要兼在法律之内和之外解决。孤独和困境中获得了处于边缘的左翼经济学家的支持，21日左大培教授发表挺郎声明，28日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挺郎，济济一堂的基本上是左翼的又是处于边缘的经济学家。反响越来越大，沉默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陆续发表言论反击，但学术上无理只好胡言，良知上有亏反而骂街，只迎来更大的网络议论。后来又有数个经济学家上书中央，南京42名教授集体挺郎等余波。结论便在这过程中显示出来了，孰是孰非已公论明确。

　　2000年以来，国有重庆3403工厂因厂主恶意经营，只管自己捞钱，不管职工死活，使工厂濒于破产边缘。2004年6月，该厂正式破产。经某些的黑手操纵，该厂价值近2亿元的国有资产，竟然被评估成仅仅2200万元出卖。廉价出卖肥了私人资本，坑了工人，这是鲜明对比，加上地方政府对工人的善后安置极为不妥，引起工潮。合法武装和阔人打手对工人进行了压制，又以8月30日半夜3点半的冲突最为激烈，据网上消息，造成多人受重伤。

　　重庆3403厂风潮发生的原因是国企改制的一些方面的政策和措施的错误造成的，又与风波几乎同时发生，可看成一个共同的时代问题：按房宁先生的话来讲，为什么中国的产权改革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为什么许多企业家被社会认为背负“原罪”?原因就在这里!在处置财产的时候，财产所有者被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产权改革的范围越大，对社会公平感的损害就越大。而对社会公平感大规模的损害，必然破坏社会的道德基础，破坏社会和谐，酝酿社会冲突。作为“鲁迅左派”，从事理和立场来说，我都支持和重庆3403工厂的工人。在我的小块网络阵地上，我为这种支持已尽了很大的努力。这篇文章继续这种支持，并探讨一些有关的深层的问题。

　　我注意到网上一部分言论在国企改制问题上共同观点，那就是重回国有制和复活“的幽灵” 。一位大量报道3403工厂近况的网友写道：“如果改制这种把国资私有化于厂主个人的行径继续并蔓延下去，全中国的烈火将会燃遍中国大地。如果中国政府不想垮台，不想引发社会的大规模动荡，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尽快制止私有化于厂主个人的改制，否则，工人阶级的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某些被改制厂家曾经出现的职工与厂主同归于尽的恶性事件就是明证。”萧武网友认为，“的存在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或者是正在进行时。他们用自己抬着像的方式证明，并未死去，仍然活在他们中间。与1990年代司机们挂着毛像辟邪、红色经典重新红火一类的文化事件不同，这次的重现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而是性的。” 蜀帖龙网友说，“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的基础已经有了，已经夯扎实了，九月九，劳苦农工纪念，想念，呼唤，当今中国只少!”

　　和重庆3403工厂工潮的出现是对改革以来权贵主义倾向的否定，是给新自由主义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是中国新世纪左翼的胜利。这左翼曾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主导，后来被自由主义压制了，现在又恢复了它的生命力和影响。

　　最近回顾1990年代以来的产权改革，张维迎先生的吐痰理论赫然在目。能落实到屎尿等排泄物分泌物的道理，我从来以为是值得关注的道理;能沟通马桶和书本的学人，我也从来以为是值得关注的学人。当众多学者在学术的焖烧锅里和公式字母炖得难解难分之际，亏得张维迎这路经济学家能把衣服脱得这么彻底，本相亮得这么明白，从国民认识的角度来说功不可没。我拟了几句戏文，按旧小说的套路“有诗赞曰”：

　　从电视节目里得知，张先生当年去废都赶考，两三天的生活外加拼搏靠的竟只是两三个烧饼，投入与产出极不成比例。说吐痰理论就诞生在张先生当时经过的某个小饭馆附近，应该不算“大胆的设想”。饥肠辘辘的人琢磨一下别人的盘中餐怎样改制才能转轨到自己肚里，这不算过分，就是真动手也都可以理解。一口痰把抢粮食变成捡破烂，这种璀璨的辩证法背后，蹲着一个老实巴交的相对合理性：他饿得荒。

　　接下来的社会剧变，像大轮盘一样没用两圈就把张维迎等苦孩子转出底层，转入上层。这一上一下悬隔之大，相当于从蛹到蛾子的距离。难得蛾子不忘本，腾空的时侯连草根土坷垃一带的求生偏方也带上了;离地三丈后便将它献给漫天的蝗军，为它们下来扫荡底层、实行三光提供便利。中国的流氓资产阶级跟本来相去不远，张式痰法无师他们也能自通，不像黑沙掌铁裆功之类还要到少林寺武当山留学，跟科斯、弗里德曼一招一式读博。好在张维迎们锦囊中的招数从次优到经济学不用讲道德，从吐痰理论到效率等于拉大社会差距，从靓女先嫁到社会公不公平就看穷人认不认命，从私产神圣到大赦原罪既往不究一究资金就外流中国就落后土的，洋的，土洋结合应有尽有。在它们的前拥后簇下，中国的流氓资产阶级已走过伸头探脑的初级阶段，走上昂首阔步的中级阶段。他们如今看上谁的东西，只消吩咐一群满脸横肉的家伙拿着公章去取就是了。官、商、匪虽然文字上仍写作三个，实际上每每混为一谈。该到手的大件都已经到手，剩下的零碎儿谅也不会流散。下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赶紧办理财产公证，勒石铭碑，完成从强盗一世向强盗二世即贵族的转型。土匪的儿女锦衣玉食，吟风弄月，在社会心理上就比较顺理成章;儿女们用“继承”来的财产孝敬父母，常回家看看，就更是弘扬传统美德了。与一般知识精英不同，主流经济学家在这一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决不止吹拉弹唱，况且他们那些跟逻辑扭着、跟事实对着、常常急得连裤子都穿反的“学理”，用来做包装也不够专业。这二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不总在先，理论每每冲在头里。我有时纳闷，那些理论家，小时候也都是挺可爱的孩子，为什么如今怎么看怎么像撬锁的改锥、拦路的刮刀、碎人山墙的电锤呢?

　　关于主流经济学家和资本家的关系，张维迎先生出于他的“食色风格”爱用男女来做比方，他这回就奉劝大家“不要以妓女的眼光看待所有的性关系。”已经有人指出张先生到“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上呼吁全社会善待资本家，选址就有问题：有什么话呆在北京的教学第一线说不行么?我倒是觉得张维迎把自己定位在老板跟前相当正确，虽然还不够精确，如果搭乘美国导弹而不是中国民航，他更应该降落在老板腿上。但问题是，良家妇女也可能被老板的人格魅力感召到腿上八几年的报告文学就开始夸企业家“就连打鼾都是第一流的”了。而且，妓女这个行业跟经济学一样，是个非常理性的去处，认钱不认人，就是卖油郎攒了一口袋钢蹦，花魁点够数也只好实施微笑服务。再有钱的嫖客在服务区外出事，窑姐都不该管，因为那不是她的业务范围。记得有本荷兰娼妓业的调查报告提到，个别妓女接客时哼哼了几声，便得到同行的负面评价说她动哪门子情呀?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跟资本家的关系看来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关于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据我有限的阅读，经济学家中王小东秦晖何清涟早就在说，杨帆左大培韩德强也不断在说，说说而已，一点也没影响瓜分的进度和力度，一样的书生，怎么可能真对老总们有多少不利呢?可看把主流经济学家急的，莺飞燕叫着从四面赶来鸣不平，又是“要善待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士”，又是“民营资本家也不个个都坏”，又是“没有民营资本党政权哪儿有这么稳固”，如此赞助的场面实为中国娼妓史所无群妓凑钱葬柳永那次除外。但说到底，他们的“情”是装了瞄准器镜的，俏是准星，钞是靶子，爱俏与爱钞在十环处完全重合。如果说十年前资本的神龛下还有些盲目信徒，今天则无利不烧香，他所以讴歌“看不见的手”，是因为那只手能送他本人看不够的钱。为流氓资产阶级驰怀纵欲“倾情服务”我在马路上被人塞了一张行当名片，上面就是这样写的获得不菲的报酬，这是典型的买卖;折合到两性关系，就是。

　　社会变迁的大轮盘把一些转成流氓资产阶级的优秀服务生之后并没停下来，而是继续旋转。于是，其中最优秀的服务生沿着那条弧线又转成上市公司顾问、“独立董事”之类。这些老板阶级的新成员，成色或许还不足24K，可再用挣夜班费的妓女来形容就不大贴切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已从姐儿进化成了駂儿，即从生产诸要素中的劳动力与时俱进成了资本?駂儿在活儿特别忙或是有贵客登门的情况下，也是会亲自出马、既当资本又当劳动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