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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尔善，1972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先后就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和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代表电影作品有《画皮Ⅱ》《鬼吹灯之寻龙诀》《封神三部曲》等。（受访者供图/图）

　　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国际商务园区内，一栋白色小楼掩映在绿荫内，没有名字，连门牌号都难以察觉。滴滴司机每每载客于此，终点都止步于另一栋商务楼，需要小白楼内的人来接才能真正抵达。“这是什么神秘基地吗？”这位滴滴司机谈起他前几次载客同样的遭遇，终于忍不住发问。

　　导演乌尔善和他创立的世纪长生天影业，以及他立志要拍出神话史诗《封神三部曲》（下称《封神》）的想法，就诞生在这栋小白楼里。从2013年决定要做《封神》的剧本开发算起，到《封神第一部》定档2023年暑期档，这个项目跨越了整整10年。

　　芦苇是影片的剧本顾问，他一直在给剧本做减法。最初的剧本人物很多，看完剧本，芦苇建议人物精简成7个，故事情节不发生在主线人物身上的都砍掉，提高叙事效率，不能有闲篇。故事始终明确想表达的就是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芦苇强调，姬发写成功，整部电影就会成功。

　　回顾这十年埋首《封神》的日子，乌尔善觉得一点也不寂寞。“一个导演如果没有作品，被大众看见也毫无意义，我的职业不是让我被别人看见，而是我的作品被别人看见。”

　　乌尔善：中国人都有对“封神”故事的想象。对我来说，要找到最有兴趣和最深入的主题、视角，那就是抛去那些视效的包装、震撼的场面、奇观之外，什么东西能够持续地吸引你去关注这个故事。

　　我们从2014年6月第一次收到观众调研反馈后，花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确定现在这个故事主线。之前我们设定了另外一个主线，以爱情为主线情感文案干净治愈，当时写了一年放弃了。爱情故事主线还是不够开阔，对于一个神话史诗来说格局比较狭窄，所以直接放弃了，重新设定了一个姬发跟父亲的主线。我提出了一个新的设定方式，姬发设定为殷寿的质子，这是我们原创的。

　　这是《帝王世纪》上的记载，伯邑考是质子，被送到朝歌，给纣王驾车，然后纣王把他杀死。我们用质子这个设定，让姬发从小在纣王身边长大。这在写作上是很难的。一定要让姬发跟纣王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从把纣王视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到逐渐了解、质疑，重新反思和回归到自己的故乡。

　　这些是原来的《封神演义》里面设定得极端模糊的。首先恶代表纣王、妲己，纣王被塑造成一个施虐狂，他的恶行没什么质量，也没有什么深度，“封神榜”整个世界发生的战斗就是为了死亡，这种设定跟我们现在对事物的认识不一样，所以我们重新设定了整个世界的善恶标准。像电影里面看到，封神榜能调动回旋之力解救众生，这里面包含了特别重要的中国的观点——善恶到底是谁来定的。

　　善与恶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人性选择决定的，这个设定非常关键，这是这个故事最核心的一个中国式设计。中国人认为人性的善与恶在于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比如为天下人谋福利那就是善，把天下人归为自己的就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最强调的就是福祸无门，唯人所召；心怀恶念，妖孽自至。什么是天下？姬昌说，天下就是民心。纣王为了权力突破了人的底线，因为他的、野心突破了道德的底线，突破了人伦的底线，所以带来了异象。整个电影所关注的其实是人本身，人性的丰富性、人性的穿透和人的选择。的一些仙、妖其实都是把我们内心的、精神层面放大视觉化的，都是存在于精神世界的。

　　乌尔善：我们自己要重新审视我们这些传统思想，从当代的角度来说是否认同。父子、亲情是我们所有人情感的共鸣，我每次看到那个地方都会被打动。其实全世界的观众都希望，超越不同文化之间的障碍，回到人性共通的那个层面，我觉得就能感动所有人。最终人性是共通的，一些情感经历是共通的，只不过生活方式和细节稍有差异，现在差异越来越少了。如何提炼具有当代意义的共通价值才是创作者应该突破的。

　　南方周末：你决定用三部曲的方式拍“封神”故事是在2013年，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做好准备拍三部曲了吗？

　　乌尔善：没有。因为没有，我才去做。我很喜欢做没做过的事。作为一个导演来说，他的创作生命非常有限，我希望把更好的一些时间、体力、最好的年龄放在高难度的项目上，可能更有价值，不会浪费。2013年那个时候我觉得未来中国电影应该是高速发展的时期，当时规划，乐观的线年应该能完成这个项目，所以现在还处在乐观的阶段里面。

　　神话史诗对于电影工业来说是最高难度的，何况还要拍三部。这不是1+1+1=3的问题，像《封神》这样庞大的剧组，整个制作规模就超过一般电影很多倍，部门非常繁杂。战争场面涉及美术、服装、化妆、道具，各种奇观、异兽、视觉效果，从制作管理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所以它是三部电影难度的指数倍增。

　　乌尔善：我的理解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创作层面，就是类型化的剧本创作，一个电影的产品一定来自于某种市场需求、观众的期望，从观众的角度看一部电影，有对类型的基本预设，它是一个神话史诗片，还是一个怪兽动作片，还是一个历史传记片？这是不一样的，一定要有类型意识。我们确定的是神话史诗，那么要按照神话史诗这个类型基本的范式去创作，拥有神话史诗电影承诺给观众的那些元素，它一定有壮观的视觉效果、丰富的世界观设定、非常积累的戏剧性冲突。

　　第二个层面是制作管理方面，就是一个制片管理的体系，工作职业的细分，科学的工作流程，你的工作流程得清晰、分工得够细致，8000人的团队像齿轮一样彼此衔接，否则没有详细的分工，没有质量标准的检查，没有整个管理的规划，谈不上工业。

　　第三个才是技术层面，比如说我用了某种先进的拍摄手法，比如动态捕捉、电脑动画，这些东西是技术层面的。我觉得这三个层面放在一起才是一个电影工业化的东西。

　　乌尔善：特效大概要分一个简单的界限，做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这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对《封神》这样的电影来说，做这些数字角色、数字生物、大规模战争场面的集群动画是基础。但是触及到有生命体，国内视效公司水平都比较有限，周期也蛮长的，所以我们很早就决定，一定要自己成立一家视效公司。重新组合创造资源，专门为服务《封神》而工作，完成它需要的创作、研发情感文案干净治愈，包括整个视效的管理。整个视效，制片人统计，剧组技术工作人员来自二十多个国家。

　　客观来说，我们在电影技术的部门上面缺少很多专业人才，所以这些一定要专业的工作人员合作。比如马术组、动作组、视效组，这三个大组都是各个团队配合在一起，才能够完成《封神》所需要的设计，马匹都是专门为这个电影买的，马匹的管理、训练、演员的训练，需要一个大的团队支持。

　　总结来说，视效的三个高难度层级，一个是数字角色，在《封神第一部》里主要是雷震子。雷震子的制作方式、难度是超过之前电影最高质量标准的，有丰富性、感情的细腻程度、互动效果。还有一个是大量的数字生物，像九尾狐、墨麒麟、大象，这些数字生物能够呈现生物的真实感。第三个就是集群动画，大规模场面，比如冀州城的骑兵冲锋，有大量的数字技术出现，这个镜头是纯数字镜头；祭天台上那么多奴隶一起工作，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是集群动画，属于动画制作里面的最高水平。我们希望达到神话史诗级别的电影，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

　　乌尔善：不能失控脱轨，除了不可抗力，但这都不是我们电影创作人员可以控制的，赶上就赶上了。要接受命运。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是不允许出现意外的，一个专业的剧组要做多种备案，如果刮风下雨，我们要有棚里拍摄的备案。整个剧组每一天都是巨大的资金消耗。所以我们在整个制作管理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情况，一定要做好不止一套的预案。

　　南方周末：如你所说，《封神》是个巨大的工程，开工之后就是生产，每个环节其实都是有花费的，就像流水一样，导演得负责拧紧这个水龙头。如何做取舍？

　　乌尔善：整个剧本出来之后，首先做完概念设计，完成之后算成本，做这个多少钱，做那个多少钱，我们只有多少钱，希望导演做删减，这个是创作电影必然的过程。

　　我们最早做的虚拟测试，把雷震子送上昆仑山之后，它吃了金杏之后变成巨人。但是，雷震子怎么变成巨人的过程，那一大段全部删掉了。比如冀州城之战，我们拍了很多，后来因为时长的原因删减了，最早剪辑是180多分钟，现在148分钟。

　　作为创作者，我一定优先考虑的是戏剧和人物，也就是戏剧性原则和情感中心的原则。视觉的奇观一定是来电影院看电影的一种期望，但是视觉奇观相比戏剧性和情感本身是可以被舍弃的，因为观众整体的情感体验过程是更重要的。视觉奇观里面，我们会选择最重要的剧情节点显现，在分支情节和次要情节上面可能就会放弃。

　　其实我也会站到制片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项目的艺术品质、制作质量和成本回收都要负责情感文案干净治愈。我其实放弃了很多战争场面、动作场面，很精彩，剪掉它们很可惜，但是导演到后期的时候要客观地去判断哪些东西对戏剧来说是有帮助的，哪些可以没有，哪些必须有，要站在一个更清醒的角度上做权衡。

　　乌尔善：我觉得快乐比痛苦多得多，真的很少有导演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专注地做一个这么丰富的项目，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创作期，又是我最感兴趣的题材。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拍过这样的电影，三部连拍，将近十年的时间。我之前拍过的电影周期最长的是《寻龙诀》141天。结果后来我们开机，我单独拍了342天。但每天挺开心的，每个部门都配合得很默契，好像没有那么辛苦。

　　其实一切都在于选择，你选择因为创造、挑战的难度所得的快乐，还是安全、舒适，还是原地踏步。我们选择了挑战带来的快乐，但快乐也包含了未知，这就是电影的乐趣之一，因为没有人知道一部电影一定会成功，但是没有人不希望它成功，我喜欢享受这个过程，我在意的是我是不是全力以赴了。

　　抱怨不是导演的工作，也不是导演存在的意义，导演的工作和存在的意义是帮人解决问题，这是我自己在这个行业的认识。导演两个字是因为你承担了责任，解决了问题才被署名在这个位置上，否则都是属于失责。

　　乌尔善：会这样，所以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一定要回本，一回本，我们就能看到第二部了。回本的话就能看到后面发生的故事了，后面更精彩，有更多的戏剧冲突，更多神话人物出场。收回成本，明年暑期档就能看到第二部。

　　南方周末：你是从做独立电影开始进入电影行业的，后来走上了商业电影的道路，为什么有这样的决定？

　　乌尔善：我决定做主流的大众电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所看到的真正好的电影既具有深度，同时也具有观赏性。我一直不认为观众是舍弃一方面，而强调另一方面，要么好看但浅薄，要么就是深刻但枯燥，我从来不认为电影是这样。

　　这其实是在谈一个好电影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电影有娱乐性，天经地义的，电影院就是一个所。但是电影对于我们又不只是这些，我们感受过好电影的力量，既有感官的娱乐，又有情感的振动，又有思想的锋芒，我们要追求这个。只要给我机会我就去追求。中国电影发展应该是丰富的，尤其在主流的娱乐性电影里面，有强大的电影工业，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

　　乌尔善：我把电影创作看作是跟观众的交流。一个是来自于创作者情感的流露，但终点是在电影院上映跟观众交流的达成和认可，而不是我表达完了，电影就结束了。观众的反应客观的表现就是票房的数字，我很在意这个，所以我创作会考虑观众怎么看待这个电影，能不能够跟我有共鸣。我几个项目都会考虑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放在市场上的作品，每一个创作阶段都会有观众调研，包括电影上映、剪辑之后观众反馈，我会认真地听取、吸收反馈后做出一些调整。

　　乌尔善：拿《封神》来举例，关于“封神”这个故事的记忆和戏剧的基本关系是我们共有的，我从我的角度重新阐释了。这些东西有共鸣的前提下，它就是公共的，不是个人的，具备大家能够理解的公共性。因为综观人类的历史，这样的事件频频发生，像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这其实是一个权力的故事里经常会出现的事件，并不是我个人的爱好或者我非要这么处理。

　　南方周末：从几千万的投资到上亿、几十亿大项目的操盘，从小成本到大制作，你要考虑的事情会不会也在升级？

　　乌尔善：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合作伙伴选对，找到科学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可以向那些成熟的电影工业学习，然后找真正出色、优秀的合作伙伴，从他们身上学习。

　　每一个项目都有不同的难度、困境，你要为这个事情长时间努力，而且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那你要不要做？我选择要做，我愿意接受这个风险，因为太想完成这个作品了。

　　其实《封神》就是面对这样的状况。还有什么比生命的风险更大的呢？十年的时间应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否则这十年就浪费了。所以风险和意义面前，我选择做有意义的事情，我愿意承担风险。别人给我的压力，我不得不接受，但是对我来说作品更重要。其实是一个选择问题，我只是每一次都做了同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