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博主李寻欢情感读文治愈文本

　　在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线年代以来的公共传播危机主要被归咎于两点：报道的犬儒主义态度和媒体分化及其所带来的复杂后果。通过对危机脉络和相关争议情况的梳理，发现美国公共传播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在共识崩溃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带来的严重阶级分化的背景下，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隔离了情感在叙述中的地位，而新闻职业意识形态则以笼统的“公共服务”理念消解了工人阶级话语。

　　根据多国大规模调查，专业新闻(professional journalism)在今日数字传播环境中仍然是公众心目中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专业神话已经不复存在。商业化导向和专业主义痼疾所累积的弊病由来已久，民众对新闻业的信任度持续下跌，情感和信仰所主导的“后”成为热点议题。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专业新闻的危机脉络和相关争议情况进行梳理，尝试从情感和阶级这两个角度来对专业新闻实践进行反思。

　　所谓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在1960年代的美国记者认同中达到顶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冷战背景凝聚了高度的共识，以及社会经济新政策的成功使媒体可以调和商业与公共服务的矛盾①。但是，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环境、媒体技术和媒体政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闻业的内部结构、经济状况和实践方式一直在演化，而这些很大程度上被新闻专业主义的古典价值体系所排斥。一些新闻实践活动被选择性忽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阶级排除则完全不被关注。只有恢复曾经被遮蔽的叙事，才能对今日专业新闻的境况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判断。

　　美国公共传播的危机在其新闻专业主义的高峰时刻即已初露端倪，尽管媒体遵循专业理想并对政府和权势人物保持监督和质疑，但大多数丑闻和灾难性事件都是在酿成严重后果之后才被报道，敏感的学者从中已经感受到危机。哈林(Hallin)对越南战争报道的考察显示，尽管很多人指责电视新闻破坏了政府权威并迫使美国结束战争，但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大多数媒体高度支持政府政策，而美国在战争中的国家利益等基本问题则从来没有被认真讨论过②。恩特曼(Entman)认为美国媒体表现出一系列悖论，如媒体数量更多而美国人对现实了解却比以往更少；媒体采取质疑对抗态度却没有让政府更负责，这说明美国社会的公民权(citizenship)遭遇严重问题③。

　　主流新闻业第一次被广泛察知的公共传播危机是1988年的总统竞选报道，其时冷战结束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晰，竞选报道却未涉及美国所面临的诸多国内和国际重大事务。散文家狄迪恩(Didion)认为，专业化机制使程序没有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发表意见提供条件，家、记者、专家等内部人联手创造公共生活叙事，通过模糊关注的焦点而不是解决实际问题来维持共识的幻象④。这场退化成只有“数个宣传口号和粗俗广告”的竞选带来公众对表演的广泛，投票率和电视收视率均大幅下降⑤。学术界和业界对这次竞选的反思激发了后来颇具规模的公共新闻运动，但主流新闻业的传播危机状态并未改变，并随着新的媒体角色加入而累积更多的弊病。1991年海湾战争报道中，媒体不加质疑地大量传递政府提供的虚假信息再度引起广泛关注，剧作家和小说家特西奇(Tesich)在《国家》周刊撰文第一次提出“后”概念⑥，认为美国政府以谎言发动战争，且事后能毫无畏惧地解密，说明美国社会已经将人民排除在和公共责任之外。

　　美国的公共传播危机并非媒体对自身使命和理想认识不足那么简单，实际上，公众的批评和新闻业自身的反思一直在进行，高质量的报道也一直存在，但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媒体报道的整体状况依然不乐观⑦。媒体体制和专业传统、和社会环境变迁、传播技术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和塑造了媒体在公共传播上的表现。整理自1980年代末期以来学术界关于公共传播危机的分析讨论可以发现，相关话语集中在两点：媒体报道的犬儒主义态度和媒体分化及其所带来的复杂后果。

　　总统竞选可谓美国公共生活的重要事件，CBS早在1978年即对选举报道中的“导向”(horse race-oriented)进行过严厉的自我批评，但是媒体竞争的体制性压力使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报道创新都难以推行，CBS在其后两届的总统竞选报道中依然遵循原先的路径⑧。哈林对1968-1988年间的6次全国大选电视新闻报道的研究表明⑨，选举报道状况持续恶化，电视新闻引用的同期声(sound bite)时长逐年缩短，引用专家对竞选活动的解释性报道增多，而选举报道的基调则越来越趋向负面。哈林认为，技术进步使媒体有可能分解和重组素材，以清晰的单一故事线来叙事；而竞选策略的变化则使媒体对候选人采取更加对抗的态度，相比于1960年代近乎宣传的竞选报道，这显然是一种进步。但是，预期的报道进步带来非预期的严重后果，媒体的刻板思维程式最终促成报道的犬儒主义(cynicism)态度。

　　媒体犬儒主义的主要表现是竞选报道注重对抗而忽视合作，注重竞选策略分析忽略严肃的内容，注重谁输谁赢而忽略辩论中的公共利益，即所谓“”报道。卡佩拉(Cappella)和贾米森(Jamieson)提供了一个犬儒主义思维程式及其后果的生动案例⑩。1995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共和党金里奇联手出席一个小规模论坛，双方就反恐立法、医改等重要议题达成共识，也在一些重要国内议题上存在分歧。会谈气氛是彼此尊重和合作的，但是“这与当代新闻报道的主导性观念不兼容”，一些媒体坚持用“战争”“竞赛”之类的修辞来报道会谈，一些媒体则夸张地将会谈描述为“表白会”(love fest)。更为讽刺的是，记者因为习惯于描写冲突，因此在面对“表白会”时“不知怎样来描写它是什么”，只能描写“它不是什么”。

　　布卢姆勒(Blumler)和古雷维奇(Gurevitch)在1995年正式提出“公共传播危机”概念(11)，认为家和记者之间出现敌对状态，媒体将家形象简化和刻板化为只关心权力和个人利益的人，将过程呈现为博弈，媒体代理政府反对派角色进行大量挑战性和揭露性报道，而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少，媒体参与过程却带来一定的去化。媒体犬儒主义报道的主要问题在于，通过假定所有事情皆是坏的而放弃了新闻业的核查和判断的核心责任，“当犬儒主义取代怀疑主义，就创造出自我破坏的动力机制，如果记者认为话语没有实质性内容，他们的替代性过滤就被合法化了”(12)。

　　犬儒主义报道愈演愈烈不仅带来公众对程序的不信任，也影响到公众对媒体自身的信任。巴尼特(Barnett)认为人物虽然并非无可指摘，但媒体越来越敌对的报道的实际效果是破坏了公众对体制的信心，并有可能激发的危机(13)。受众调查则发现公众对媒体犬儒主义报道的不满也在增长。皮尤研究中心1998年的全国调查发现公众对新闻业的评价越来越消极，认为“新闻报道经常不准确”的人从1985年的34％上升至56％，批评更多指向全国性媒体，认为媒体过于强调负面新闻和对过于挑剔(14)。

　　“媒体化”(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可能是学术界对媒体犬儒主义报道的最严厉指责。传统上认为媒体是社会关系的协调者(mediation)，起中介和沟通的作用；“媒体化”则认为媒体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和机构、家争夺对于公共议程的控制，并有可能处于主导地位。“媒体化是失去自主权的，它依赖大众媒体的核心功能，并且通过与大众媒体的互动而不断被塑造。”(15)这个观点来自于阿什德(Altheide)和(Snow)在1979年提出“媒体逻辑”概念，认为现代社会各主要机构都成为媒体文化的一部分，在媒体和受众习以为常的相互作用下，媒体还成为各社会机构实践的一种合法性来源(16)。此种“媒体逻辑”对传播带来的后果是，媒体以一种新的无意的权力形式参与到过程中，必须根据新闻价值和可能的受众诉求来争取其在媒体报道中的地位(17)；但决策又是一个复杂过程，媒体的犬儒主义态度削弱了政府权威及其对政策的解释能力，加剧了家的谨慎和控制，并成为反对派利用的杠杆，为机会主义提供了动力(18)。

　　不过许多学者认为，尽管媒体权力在扩大，机构仍然控制着过程并保留按照自己的目标和规则运行的能力(19)。媒体本身负有监督职能，笼统谈论是否“媒体化”并没有太大意义，考察“媒体化”至少有四个维度：媒体报道的消息来源情况、媒体管理独立于的程度、媒体内容受“媒体逻辑”支配的程度、行为者受“媒体逻辑”支配的程度(20)。传播的索引(indexing)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媒体会报道对政府决策的反对性意见，但仅限于政府内部意见出现分歧时，“负责任的新闻业将批评置于制度性辩论的范围之内”(21)。这对“媒体化”理论提出有力的反驳，“媒体逻辑”远没有达到支配过程的程度。

　　互联网传播的发展唤起人们将其作为公共传播替代性空间的期望。在媒体对家的态度很难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寄望于互联网或可促进各方进行更为真诚的沟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信任。不过，当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互联网重建信任的作用不可高估，公共判断必须经由相对独立的中介性机构来达成。科尔曼(Coleman)和布卢姆勒(Blumler)认为在新的传播环境下，记者的作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他们要承担起四个角色：鼓励和协调彼此陌生的公民对话、提供关于社会现实的平衡报道、从不同角度提供解释以解决公共讨论中的困境情感博主李寻欢、帮助公共讨论变得生动活泼有吸引力(23)。

　　布卢姆勒等曾将二战以后英美传播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24)。战后的头20年，“政党的黄金时代”伴随着由政党主导的强大而稳定的公共传播。从1960年代晚期，媒体、政党和选民状况都在悄悄演化和相互作用，传播开始渐变。大约从1980年始，媒体渠道迅速增长不断分化，传播过程出现新模式，公众、家和媒体的关系被重塑，并至少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即已展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公共传播危机正是媒体激增和分化的后果。

　　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报道规范被打破，出现多种新闻模式；主流电视新闻受众大幅下降，替代性消息来源吸引年轻受众。有线小时新闻服务使未经审核和编辑的信息直接被传递，成立于1996年的Fox News则以公开声称的党派偏向性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客观性规范，在取得市场成功的同时也促使受众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1996年开播的以讽刺为主要特色的喜剧节目“每日秀”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举新闻来源。“新闻生态系统正成若干新闻模式，各自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目标。”(25)保守派和共和党人倾向于选择来自Fox News的新闻，而回避CNN和NPR的新闻，自由派和党人则相反(26)。互联网传播发展使新闻客观性规范进一步受到冲击，一些激进的学者开始承认“主观新闻学”或提倡后现代主义新闻学，更多学者强调要将受众参与性(engaging)容纳进新闻质量评估框架中(27)。

　　信息娱乐节目、音乐电视、小报新闻等传统上与无关的媒体形式卷入传播过程。以报道名人八卦、人情味故事和奇闻怪谈为主的小报在美国有悠久历史，但长期以来它们和主流媒体各不相关。随着媒体竞争加剧，主流电视网联合小报推出闲话性电视节目，小报风格的家丑闻报道也卷入主流传播过程，新闻业的等级秩序崩溃(28)。大约从1980年代晚期，人物开始有意使用娱乐性媒体进行传播，肥皂剧、流行音乐和真人秀之类纯娱乐形式亦被征用(29)。到1996年选举时，这些“新媒体”形式已经成为竞选过程中的正式的组成部分(30)。

　　媒体数量激增和分化给主流媒体带来的影响有二。一是媒体内容的意识形态化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奉行客观中立报道原则的传统媒体屡被指责回避实质性内容情感博主李寻欢，成为特殊利益集团和人物的同谋者，也面临市场份额不断下跌的压力。公开表达意识形态偏向的媒体取得市场成功，带动了其他媒体朝意识形态化方向发展。二是娱乐性传播和小报风格蔓延给传统报道规范带来巨大压力，并带来传播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在社会责任理论支撑下由传统的信息精英所控制的有关社会和世界的“线)，迫于媒体竞争，未经证实和消息来源不充分的信息也被主流媒体传播。

　　学术界对媒体分化后果的主要关注点是受众的选择性接触，但意见并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媒体分化使更多人选择娱乐节目，减少了无意接触信息的机会，选民的知识差距扩大；媒体的两极分化叠加“敌意媒体效应”，意味着一部分选民会忽视来自反对方的消息和观点，这将增加沟通的成本并削弱其效果(32)。相反的意见则认为，选择性行为要结合其内容和背景来考虑，经验证据和调查数据都表明，选择性接触并不排除对其他差异性信息的接触；传播新技术和社会的互动是个复杂的过程，并不必然带来个人偏好的回音壁效应(33)。

　　新媒体内容普遍专业化和窄化，导致选择性接触可能使人们陷入专业兴趣的“飞地”里而丧失对普遍兴趣的关注，这将消解媒体作为全社会公共领域和符号环境的作用，并最终损害社会共识的达成。不过，实证调查并未证实此项担忧。韦伯斯特(Webster)根据2003年2月尼尔森对62家全国电视网的收视调查数据分析认为，受众选择分化并非想象的那样糟糕，由于习惯性收看，传统电视网仍然为美国观众提供了一些共同的基础，大众通常同时使用专业媒体和一般主流媒体(34)。格雷特(Garrett)在2004年总统大选前的调查发现，美国人使用网上信息源所提供的控制功能来增加对与其既有态度一致的信息的接触，但并不牺牲接触其他观点的机会(35)。还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增加了用户对新闻和信息的接触多样性(36)。

　　媒体分化的另一个担忧是谣言传播。互联网扩大谣言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一度令学者担心其破坏公众对现实的理解力，虚假信息损害制度的合法性。但是实证调查表明，互联网传播总体上并未增加谣言的社会信任度，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37)。真正值得担忧的是“人为信息混合体”(factitious informational blends，简作FIBs)，即具有动机的利益集团和个人将混合着和虚构且无法验证的事实借助新媒体形式推出，此类信息通常以诋毁政敌为目标，以真实的核心事实而取得生存合理性，延展的猜测性事实则受极化意识形态驱动而不会遭到公众的直接(38)。许多媒体意识到了区分此种混合信息的责任，加强了对信息进行事实核查的力度(39)，但是，人们对事实(facts)、证据(evidence)和经验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仍在发展，事实性的信息常被降级为单纯的意见，“这种情况大规模发生将危及决策的核心，如果政党不能就其赖以决策的基本事实达成一致意见，则线)。也有学者关注到媒体分化中的情感性传播、互联网传播的直接效应，以及非正式参与力量的增长等问题，但并未系统研究。

　　综上所述，美国公共传播危机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主流媒体的犬儒主义报道和媒体分化带来的不确定后果被认为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德贝斯(De Beus)采用“观众”(audience democracy)概念认为，媒体越来越趋向于将解释、调查和娱乐混合传播，但报道框架强烈偏向于否定主义，强调斗争、、权力，而非妥协、团结和理想，将导致的解体(41)。布卢姆勒认为“公共传播危机”概念对2017年的传播生态仍然适用，宣传的彻底专业化导致选民信息不足，而家和记者之间的“长期战争”则转变成“制度化敌对”(42)。不过仔细分析上述话语，不同视角的结论往往相互矛盾，一些问题探讨停留在表面，没有深入现象背后的机制。在传统意识形态的遮盖下，一些基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探讨。其一是美国主流媒体一方面被指责犬儒主义，和家保持对抗而非合作态度，另一方面，又常被指责依赖权力消息来源，和政府精英意见保持一致(43)。导致公共传播质量令人不满意的根本原因何在？其二是媒体分化的种种后果，如信息娱乐的发展和信念驱动的事实传播与接收情感博主李寻欢，从受众需求的角度，其合理性何在？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恢复对被传统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形态所遮蔽两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即被客观性原则所隔离的情感在叙述中的地位和被职业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媒体内容阶级性。

　　情感和理性之争由来已久，客观性理念很大程度上来自关于新闻业在自由中所扮演的基础性地位的理解。二战后新闻教育快速发展，进步主义的新闻史学家在教材撰写中刻意突出标榜独立的报纸，而忽略当时更为普遍的党派报纸，以此来制造区分好新闻和差新闻的标准(44)。这带来一个相当反讽的结果，19世纪初高度化的新闻业被称为“黑暗的政党报刊时期”，而这却是那些提出新闻自由经典论述的家和思想家生活的年代。凯瑞(Carey)早在1969年即对客观性原则提出批评，认为它严重影响了记者的独立性，将记者从独立的写作者退化成传播中介，从熟练的事件阐释者退化成纯粹的技工(45)。从1970年始，一系列新闻史著作对客观性神话提出有力挑战。学者对新闻实践的观察也对客观性原则提出疑虑(46)。但是这些学术批评对主流新闻业并无明显影响。1990年始，媒体激增和分化使主流新闻受众流失，传统上被忽视的边缘媒体形式侵入传播，兼以社会学研究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公共传播中的情感问题才得到一些学者重视。

　　巴巴莱特(Barbalet)认为在社会学的形成阶段，情感(emotion)是解释社会过程的重要概念，其后，世界的日益理性化发展削减了情感在人类事务和行动中的意义，将理性和情感对立的错误理解使情感在社会学研究中被排除(47)。情感被认为是阻碍有效信息处理和决策的负面因素。极端情绪在大规模社会过程(如起义、等)和日常生活中所引起的破坏性后果，以及热情(enthusiasm)、(passions)的浪漫主义倾向在日常生活中的非理性印象，可能是情感在一般社会讨论中遭到的原因。早期的情感研究主要依赖自我报告和对人的外在行为的观察也是重要原因，能被自我反省和他人观察到的通常是更为强烈的情感，也就是较为极端的情绪，那些在意识边缘或之外起作用的情感过程则被完全忽略(48)。

　　自1970年代以来，神经科学、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进展使人们有可能捕捉到不被主观意识所察觉的情感及其功能机制，学者逐渐认识到情感和理性(意识)作为大脑的两套功能系统是互动互补关系，人们依赖感情(feelings)来评估行动成败、监控危险信号和调整注意力，这就是所谓的“情感智慧”(affective intelligence)(49)。情感不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一种情感理性；理性也并非独立的思维能力，而是紧密依赖情感系统，没有情感的参与情感读文治愈文本，人类的推理能力将严重受损。

　　神经科学的进展提供了对于人类情感过程及其功能机制的较为系统认识。其一，大脑通过感官系统收集到的信息大部分不能被意识察知，但可以被情感系统使用，因此，情感系统掌握更多关于世界和我们自身状态的信息，可能不够准确，但是情感的响应速度快于意识，可以在意识之前做出一定反应并为理性服务。其二，情感系统可以在意识之前对任务执行状况进行评估，根据任务进展情况来调整注意力分配。其三，大脑记忆包括语义记忆和程序记忆两个部分，前者是我们有能力回忆和命名的事物，后者是实际任务的执行记忆，即进入记忆的行为和判断能够在没有意识参与下自动被执行。大脑的情感系统的参与协调使通常被视为习惯的程序记忆能够线)。其四，理性决策离不开情感系统的支持，简单决策所包含的多种选择也为纯粹理性计算所不堪负担，情感系统的“自动报警信号”减少了选项，使决策成为可能，而情绪缺失则是产生非理性行为的重要原因(51)。

　　学者结合实验心理研究和神经科学的发现提出认知处理的双重过程模型：自动处理和审慎处理(deliberative processing)(52)。自动处理出现在审慎处理之前，人们在既往经验中与认知对象形成情感关联，这种情感理性会首先进入信息处理过程，而后才是有意识的处理。心理实验表明，情感判断可以在没有更多认知信息的情况下发生，且比认知判断更坚定(53)；而病理神经学的研究则发现，发生在意识边缘或之外的经验虽然从有意记忆中消失，但相应的情感系统仍可被激活并强烈影响当下的行为选择(54)，也就是说，通常所认为的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偏见可能是这种丢失有意记忆的情感信念，有其自身的合理性。

　　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理念植根于自由理论对个人理性、知情公民的推崇和对的防范，假设特定事件或主题的由一组事实构成，将事实和价值、观察者和观察对象进行分离，描述越具有客观性就越接近本身。新闻业通过客观性来建立其在线)。不过，对新闻业日常实践的调查显示，记者在极短时间内以直觉形式在众多竞争性事实做出快速新闻判断，而客观性则主要体现为四种叙事策略：呈现冲突可能性、展示支持证据、明智使用引语和倒金字塔信息结构(56)。也就是，支撑新闻报道的基础仍然是记者的情感直觉，而客观性策略仅是用以免于诉讼风险和批评指责的仪式。客观性策略减轻记者面对截稿时间的压力，但也为叙事留下很大隐患，其最严重者或许就是对引语和制度内消息源的过度依赖，以及对事件的孤立化处理。

　　掌握消息源的数量和质量是记者专业能力的体现，可靠的具有权威性的消息源则是社会普遍接受的事实来源。由于并非所有事实都能被记者在有限时间内验证，因此，权威消息源成为记者回避验证责任的借口。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是记者和媒体通常不对有争议或可疑信息提供自身的判断。上世纪50年代主流媒体对麦卡锡事件的报道表明，即使记者有所感知但因无法确证，对权威消息源的依赖使谎言依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新闻(57)。其后媒体采取“两面事实陈述”法进一步规避风险，即对于无法验证的事实，记者设法找到持相反意见的消息源，将“是”和“否”的两种信息同等报道出来，提醒公众其中风险，同时也将“判断事实的权力交给了新闻消费者”(58)。二是剥夺自然事件成为新闻的机会。对权威消息源的倚重必然使媒体相对忽视普通人提供的信息，而引语相互支撑即可作为可靠证据的叙事技术也使记者可以远离事实现场和免于亲身核实来进行新闻报道(59)。这削弱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感。

　　人类社会的事实是无法自我说明的，这是因为它总是存在于社会整体结构中，这个自发形成的社会结构和个人意图联系在一起，是各种社会事实的前提条件和外部环境，(60)唯有理解外部环境才能真正理解社会事实。客观性原则强调事实即，并且在规范上将事实和分析隔离，实际上即是将事实孤立化，从而也使社会事实不明。不少研究表明，媒体之所以避免解释主要出于现实利益考虑而非维护，因为解释比单纯提供事实有更多风险。麦克马那斯在地方电视台的调研发现，当编辑以客观性之名批评一条新闻报道时，其真正的忧虑在于本地观众所报道议题态度两极分化，而报道中的任何态度表达都会得罪一部分观众(61)。

　　社会学者认为，所有行动都有一定的表演性，但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纯地通过控制肢体、表情和语言表达来模仿，这是一种表面动作，如衣服一样覆盖在个体的表面，因此也不会被看成是个体真正的“一部分”；另一种是从内心深处体会真实的场景和情感，从而可以自发地表现出相应的动作，真切的情感创造出动作的真实感。后者即是付出心理成本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62)。客观性原则本为防止和偏见扭曲对事实的观察和呈现，但在实践中已经很大程度上退化成规避风险的一套技术手段，隔离了记者对事件的真实参与，也解除了记者对报道对象所应该付出的情感劳动。这种平静的疏离的了解和叙述给公共传播带来双重困境。从记者的角度，失去情感的直觉参与会降低记者对事实的判断能力。这或许可以解释前文关于媒体犬儒主义的典型案例，当家表现出极大的真诚且令现场观众为之动容时，记者却依然从对抗的角度进行报道。因为没有真正的情感参与，记者不能有效判断家的表现，延续一贯的犬儒主义态度就成为首选的报道策略。从受众的角度，没有付出情感劳动的报道成为技术技巧的展示，虽然可以让受众无从指责，但是失去真实感的报道也失去受众信任。

　　近年的媒体实践以及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情感参与并不直接破坏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主张。学者对1995-2011年间获普利策奖的各类文章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获奖报道中随处可见主观评价语言和情感诉求的叙事结构(63)。这说明主观情感劳动在优秀新闻报道中一直存在，只是长期以来被选择性忽视；同时也说明理性与情感、客观和主观二元对立的观点可能简化并模糊了新闻故事讲述的复杂性。实际上，即使是通常被认为情感泛滥的小报(tabloid)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观情感表达与其客观性主张并行不悖。小报记者同样反复强调报道客观性以免除责任，寻求具有权威性的消息源，通过专家提供额外细节和背景分析(64)。而一直被视为小报典型特征的大标题大图片、对感官细节的强调和报道中所体现的道德绝对性也出现在最高级的媒体中(65)。德尔斯(Deuze)对荷兰大众化报纸记者的访谈表明情感读文治愈文本，小报和主流媒体拥有共同的职业意识形态，遵从同样的代表新闻理想的专业价值，包括服务公众、编辑部自主和建立公信力等(66)。

　　从情感表达在公共传播上的效果来看，研究表明，极端媒体使用增加了受众的情感参与和知识，其中知识增加水平和公共电视台(PBS)一致；极端媒体虽然降低了宽容度，但和主流媒体并没有差别，且受众高强度的情感参与可以逆转这种负面影响；极端媒体在信任上的影响是负面的情感读文治愈文本，但是体现了高水平的内部效率(internal efficacy)，即节目具体内容体现了更强的影响力；在态度和行为上，极端媒体虽然没有带来更多正式行为，但是增加了非正式行为，引发了更多的讨论(67)。这至少说明：1.情感参与并没有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极端媒体尽管在报道规范性上存在争议，但是其提高公民知识的能力并不逊于主流媒体，而知情公民恰是的核心要求。2.在宽容和行为上，极端媒体的影响和整体媒体环境一致，但是高强度的情感参与却显示了明显的正面影响。3.就犬儒主义环境而言，极端媒体虽然降低了信任，但是受众对媒体内容的犬儒主义态度显然有改善。以2012年大选为对象的研究也显示了同样的结论，虽然Fox News观众数量远少于三大主流电视网，但对受众态度的影响远高于后者(68)。

　　“阶级”一直是美国公共话语中缺省的词汇，相关讨论常被转换成种族、性别等议题。这一方面源于美国社会独特的意识形态传统，新移民背景使其没有像欧洲社会那样强调阶层地位，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培育了强大的个人主义信念，各种社会机构和建制皆被理解为个人动机、愿望和欲求的产物(69)。另一方面二战后的美国社会确实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等时期，没有大学文凭、在制造业从事非管理性体力劳动的白人工人是社会主体，借助工会组织形成分散的联盟，有大学文凭和没有大学文凭的工资差距较小(70)。但是，由于产业变迁、新自由主义改革和平权运动的发展，这种状况大约从1970年代初开始缓慢改变，在1990年代后随着冷战结束和互联网而加速发展，大约在本世纪初其后果和影响已经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所关注。其一是白人工人阶级成为越来越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从公共政策视野和公共话语中全面消失，成为学者所惊呼的“消失的中间阶级”(71)。其二是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所支撑的全球化经济以及高技术发展，在造就一批金融新贵的同时也急剧拉大了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问题异常突出情感博主李寻欢，并给大多数人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72)。

　　从1970年始，美国汽车业因为国际竞争压力开始了漫长的减薪和减少雇员的过程，1980年代许多大企业将工厂转移到海外则直接摧毁了百万蓝领的工作机会，这使工业时代福特主义所形成的稳定就业和员工福利的工人阶级集体预期被颠覆，而1970年代的平权运动带来的公共政策将白人事实上置于劣势地位。白人工人阶级面对严苛的工作环境和实际下降的菲薄收入而被排除在公共援助政策之外，成为隐蔽的被损害群体。另外，新自由主义经济使社会财富集聚于顶层，而其他所有人都要努力挣扎才能维持现有的社会经济地位，美国已经由传统的所谓梨形社会转变成金字塔社会结构。2001年，美国社会1％的顶层家庭占据了国民总收入和收入净值的1/5和1/3，达到1929年以来最大份额；而同时代其他阶层的薪资水平却在下降，90％普通人的工资水平较1973年实际下降11％(73)。普通人向上流动机会被堵塞，经济地位的脆弱混合外部威胁，使其对种族、移民等问题非常敏感。这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茶党从保守派内部崛起的社会背景。

　　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在公共话语层面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反映，工人阶级缺席，而普通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则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误读。1994年时代镜报调查显示出现新的格局，选民对体系的挫折感增强，感觉经济前景艰难，就业问题严峻，对替代性解决方案和诉求作出热烈回应；同时，选民对黑人和穷人问题更加漠不关心，对移民的不满情绪扩大(74)。但是，这些信息并未从社会阶级重构角度被解读，民众反对福利制度被认为是媒体有关种族和贫困问题不当报道的结果(75)。近年的人类学研究显示，白人工人阶级确实对公共政策有诸多误解，但更重要的是，这当中折射的是阶级文化的鸿沟，工人阶级真正的目标是保住维持其中间阶级生活的工作机会，而政府所致力的是提供最低生活保障(76)。

　　工人阶级在媒体的消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无所不包的“中间阶级”(middle class)概念。从年收入2.2万美元的游乐场工人到年收入20万美元的律师都被媒体归入“中间阶级”(77)，而实际上他们除了收入悬殊，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日常焦虑的内容也完全不同。工人阶级构成美国人口的大多数，而非通常所说的“中间阶级”。按照低于贫困线三倍的家庭年收入标准，工人阶级占美国人口的49.6％；按照教育水平，则24岁以上成年人中68％没有学士学位(78)。工人阶级虽然数量庞大，但公共话语所经常论及的“中间阶级”完全抹去其存在，而“非中间阶级”则是指“穷人”，也不包括工人阶级。

　　阶级话语的缺失不仅使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利益诉求完全被忽视，更重要的是无视工人阶级工作条件(也就是社会力量)的根本性限制，通过假设工人阶级没有足够的能力上升到更高地位而伤害其工作尊严(79)。在抹去阶级的公共话语中，白人种族标签成为突出符号而将工人阶级和其他中产和上层阶级并列，否认现实存在的严重的阶级不平等。作为天生拥有语言和社会整合优势的社会主导性群体，工人阶级没能实现经济提升被精英话语微妙地暗示成源自文化的差异，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丢失勤劳的传统，存在道德偏差(80)。另外，将阶级冲突和矛盾转换成其他议题也模糊了社会问题的本质所在。这或许正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媒体上充斥各种关于“后”言论的原因所在，在面对媒体自身无法解释的现状时，将原因简单归结于公众对特朗普种种言论的偏听偏信。对此，做过长期白人工人阶级种族志调查的加州大学法学教授威廉斯(Williams)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日复一日听说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是如何撕裂和痛苦，却听不到这一点，尽管充满戏剧性，特朗普意味着新的共识达成，勤劳的美国人需要工作，而两党家都在关注此事，曾经消失的中间阶级不再消失了。”(81)

　　特朗普竞选可能是美国媒体最集中谈论白人工人阶级的事件，但是长期的忽视和疏离使报道充满偏见。许多记者将特朗普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无知和偏见联系在一起，认为受教育程度低导致其种族主义和不宽容，并假设受教育程度高者更能容忍多样性(82)。实际上，特朗普初选投票人年均收入7.2万美元，远超过美国中位数的5.6万美元，其支持者由两部分构成：白人工人阶级和南方及其他地区富裕的保守派。前者在后工业时代遭遇失业低薪且缺少社会化支持，2015年的研究显示，全国范围内的高中教育程度中年白人死亡率自1999年以来上升22％；后者则面对经济机会减少，担心阶级地位下降，并对沿海自由主义者居高临下的正确优越感充满怨恨(83)。两者的共同点是在全球化经济中丧失安全感、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而特朗普的激进改革口号回应了这种痛苦，正如英国卫报评论：美国党的新自由主义立场将选民推向了特朗普(84)。

　　并非巧合的是，和“阶级”一样，“新自由主义”也是美国公共中长期缺失的词汇，相关的场合被替换成“自由贸易”“自由市场改革”和“全球化”这样一些看起来不存在争议或似乎是不可避免趋势的宣传词汇(85)。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以激进的个人主义哲学为导向完全抛弃“社群”(community)概念及其对个人最低限度保障的内涵，假设个人的选择自由，减少或停止国家福利供给，看似阶级中立，却包含了若干系统性偏向：强调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反对劳动者的集体权利，限制独立工会和其他社会运动的发展；“维护金融体系的信誉和金融机构偿还能力，而不是维护大众幸福或环境质量”。其结果是上层阶级围绕金融化过程巩固起来，却将工人阶级置于不利地位，造成低工资、缺少劳动保障和增加工作不稳定性，以“所有人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实际结果是“阶级力量的重建”(86)。

　　新自由主义也给传媒业带来直接影响。除宪法第一修正案等通适法律外，美国的广播电视业必须遵守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所颁布的规条才能维持营业执照，而其关键是服务公众利益，报道当地普遍关心的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讨论。在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影响下，FCC从1981年开始对广播电视业的去管制化进程，陆续取消了诸如新闻和公共事务节目比例限制、电视台定期调查社区以确认重要议题、新闻报道的公平原则等重要规定，推动了完全市场导向的新闻发展(87)。然而，自由市场产生深刻的不确定性并且缺乏远见，必然会带来垄断倾向和市场审查，反对特定公民的选择，“在通信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矛盾”(88)。新自由主义假设市场竞争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既忽视了新闻生产的市场理论和新闻理论的差异，又缺少深远的理论洞见力，最终促成工人阶级从媒体完全消失。

　　工人阶级报纸曾经在美国新闻史上繁荣一时，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便士报影响了后来商业报刊的发展，19世纪末期专业新闻的兴起也离不开以工人阶级为受众的廉价报纸的贡献。但是，20世纪新闻工业化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影响使工人阶级逐渐被放弃，首先是常规报道“劳工新闻”条线(labor beat)被取缔，相关报道被合并到商业报道里；其次从编辑部立场上，报纸避免以任何形式来支持工人阶级运动，取而代之的是犯罪新闻、名人八卦等小报特色内容，到1980年代，新闻业有意识地摆脱了工人阶级读者(89)。在追逐广告商的市场新闻业里，相对贫穷的工人阶级被放弃，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新闻业的公共服务被悄悄替换成了为富人和精英阶层服务。

　　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新闻业因为缺乏“核心的共同知识”，从业者无法像医生、律师那样建立执照许可的专业门槛，其专业性一直充满争议和矛盾。但是，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业意识形态既是普遍的职业标准，也是新闻业建立自身合法性和事实调查权威性的依据(90)，而“公共服务”则是这一套理念的首要要求，并以此而将新闻业深深嵌入制度的运转中。不过，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面，还需要同时关注其实践面，唯有将两者对照，根据理想面来反省和调整实践面，才有可能尽量好地实现其理想面。

　　从实践层面，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组织用以控制记者编辑的有效手段，由于新闻业务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编辑需要较高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才能及时有效处理业务，专业主义作为共享的专业规范形成跨组织的控制机制(91)。媒体生产其实是意义建构过程，条线安排和对官方及权威消息来源的依赖都意味着专业规范倾向于认同现存的社会权力结构，信息并非中立，而是表达权力和经济精英的观点，但看起来却是正常和自然的状态(92)。塔吉曼(Tuchman)则更激进地认为专业主义是新闻业合法化现状和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这是由其内蕴的六个特征所决定的(93)。

　　意义建构的本质和新闻生产的社会条件决定了新闻专业主义必然具有阶级性，在去管制化的背景下，回避阶级话语只能意味着对特定阶级的排除(political exclusion)。当主流媒体遵从经济精英的视野和价值观时，一些新生媒体寻求利基市场而定位于普通大众中较为富裕的部分，成为所谓“极端媒体”，但是占半数以上人口的更为贫穷的工人阶级则被抛弃，这是越来越多公众对专业新闻深感不满的重要原因，也加剧了当代公共传播的危机。学者对西方六国1987-2007年间的电视网信息传播状况的比较研究显示，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美国提供的信息量最低，观众数量也较少(94)。在互联网环境中，不少人认为离开传统媒体的大众转向了互联网新媒体，但实证调查显示并非如此，这些被抛弃的工人阶级并没有转向新的消息来源，作为主要社会群体的工人阶级成为“非公众”(non-publics)，“没有自己的竞争性公共领域或平行话语舞台情感博主李寻欢，这是当前分析结果中最令人不安的地方”(95)。

　　正如诸多学者指出，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组价值规范和身份认同的话语既非伴随新闻业与生俱来，其内涵在近百年里也一直随着社会环境而变迁，从提升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地位，到维护工作权利和建立道德规则以赢得社会尊重(96)。新闻体系在一代一代革新，每一场革新都会发明出一些新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些新规范并非完全抛弃旧的实践及其理念，相反也是承续启蒙运动的思想，同时整合进新实践，从而对公共的代表机制做出修改(97)。经典的新闻专业主义规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峰，从那时到现在的半个世纪里，经济和媒体自身的环境都发生巨大改变，促使媒体实践的变迁，同时也呼唤学术界对媒体规范做出更全面的思考，来推动更为健康的公共传播机制的生成。就其大者而言，这些变迁着重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冷战所凝聚的从精英到全社会的共识崩溃，意味着曾经作为媒体和受众共同接受的默而不宣的新闻报道的情感基础也不复存在。面对分歧的意见，媒体简单的“呈现冲突”或试图借助专家来摆脱自身在公共传播中的责任，既无法取得公众信任情感读文治愈文本，也不能真正促进知情公民的发展。媒体长期以来在议题报道上的犹豫不决和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其抗拒情感复杂性的后果，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兹(Richards)所言，限制对冲突意见的深入讨论和对情感公共领域的承认，也就是限制了媒体在领域报道上的诚实、深度和对深思熟虑意见的交换(98)。

　　其二是新自由主义运动在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兴起，对当时陷于困境的西方经济发展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是一场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来追求经济发展的运动，在几十年的发展演化中已越来越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完全抛弃对社会公平的考量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一方面是美国国内实体制造业的空心化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另一方面是极少数的金融精英占据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而对社会公平和阶级平等的完全抛弃事实上也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据统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经济增长率是3.5％，新自由主义改革的1980年代则下跌为1.4％，而到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达成的1990年代则为1.1％(99)，这说明从全球范围而言，新自由主义在经济发展上也是失败的。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和个人责任的过度强调造成原子化社会，公民作为个体越来越依附于经济，并被去阶级去种族去性别化地转变成单纯的消费者，这带来对“”和“公民权”(citizenship)概念的异化，被转换成个体消费者的选择，而公民权则是附属于消费选择上的一套个性化身份标识(100)。学术界和媒体需要破除这种无意识的阶级忽视，以恰当的新闻政策来进行阶级整合，特别是被排除的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阶级。

　　就媒体实践而言，情感在新闻报道中一直存在，本世纪以来，在互联网传播和媒体分化的影响下，公共传播中情感性表达大量增加，尽管仍被冠以“信息娱乐”等头衔以区别于传统的客观报道，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情感在公共表达中的重要性，荷兰学者彼得斯(Peters)认为过去几十年里的重大变化是情感表达风格呈现多样化，以及新闻业对记者参与事件和受众参与新闻的接受度在提高(101)。在此背景下，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公然有偏向的新闻”应被视为没有道德争议的高质量报道(102)。也就是说，“情感”在新闻实践中面临的主要是被承认的问题，特别是在主流媒体中。传统的客观性规范经过大学教育而普及为大多数新闻从业者的默认规范，要使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接纳情感还需要从理论建设到专业教育的系列观念再造。

　　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在媒体实践中仍然是缺席的。本世纪以来，迫于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学和人类学学者对白人工人阶级做过不少研究，关注工人阶级在公共话语中的消失，强调需要重新进行阶级整合，但是媒体和新闻学研究仍然鲜少对工人阶级的关注。新闻史学者内罗内从其个人经历出发几度强调媒体应该重视工人阶级受众，也有少数学者从排除的角度关注到工人阶级在新闻报道中的缺席，但是总体而言，阶级和工人阶级被笼统的“公共服务”理念所消解，商业媒体的阶级性问题没有被特别关注。1990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运动作为对媒体精英化的一种纠正，试图通过记者深入参与社区来建立与普通公民的联系，这本来或可帮助媒体摆脱完全商业导向的局限而增加对工人阶级的关注，但是因为“社区”概念涵义广泛，以及泛泛强调公共对话，这场运动最终也没有在阶级接纳上取得进展。

　　二十年前，凯瑞在为公共新闻运动辩护的时候曾经谈及改革的两种倾向，其一是时代流行的保守主义市场模式让所有的新闻实践标准皆为之让路，其二是强调传统实践标准的神圣性，因应当代文化的任何改革努力(103)。这其实也是美国公共传播危机多年迁延不愈的根本原因所在。因应时代的发展，反思新闻专业主义规范，接纳和强调情感劳动在公共传播中的地位，并恢复被激进的新自由主义运动所弃置的“社会公平”和“阶级平等”概念的重要性，通过政策规范来真正落实“公共服务”以接纳社会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这是当前新闻专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需要完善的两个要点。

　　ck,J.,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Press/Politics,vol.13,no.3,2008,pp.228-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