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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baike 2024-09-23 1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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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与媒体的关系是有争议的,媒体常常对精神疾病污名化和采取过度戏剧化的表现方式,但这绝不是提升人们的心理健康意识和鼓励受众同情精神障碍疾患的最好方式。对于有精神障碍的人来说,广播应该是最友好的媒介:它只有声音、没有画面,保护了患者的隐私,有助于其保持正常状态并获得社会认可(Laugharne et al, 2013; Cocksedge et,2019) 。实际生活中,有心理健康障碍的人常常被认为是危险的、不可预测的、暴力的、恐惧的,并且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消极态度(Muñoz, Pérez-Santos, Crespo, Guillén, Izquierdo, 2011)。一些研究表明,媒体对有心理障碍的人的负面报道无助于社会一体化建设,并且会延续人们对这些患者保持刻板印象和偏见 (Cutcliffe and Hannigan, 2001)。研究显示,与19世纪末美国新闻界第一次对精神健康障碍的报道相比,人们对于精神健康障碍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和精神病院的存在往往与负面新闻和问题相关联有关(Snider, 1969)。

  现有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往往聚焦于对精神疾病污名化的印象及其所导致的问题,而忽视了广播等媒介的“治愈能力” (Austin & Huste,1998; Richardson, 2018)。《媒介与精神健康观察报告(2018)》在对比分析国际新闻与本地新闻后发现,与精神健康有关的新闻特别是国际新闻往往与危险和暴力联系在一起。该报告指出,地方性新闻中提到精神健康障碍,更多的是与自残和事件相关的暴力事件,虽然谴责歧视和污名化精神疾患的新闻报道也有所增加。该报告显示:艺术家是最能突出精神障碍患者才能的代言人,而这可能会“助长人们将天赋、天才和创造力与精神健康联系在一起的错误的印象”(Media and Mental Health Observatory, 2018)。美国女歌手比莉·艾利什自曝患有抑郁症,并由此与数百万歌迷建立了一种身份认同。在比莉·艾利和她的音乐中,歌迷们从她那里看到了自己的痛苦。近年来,一些文章强调使用非指责性的语言指代精神障碍患者的必要性。例如:在《媒体的精神健康方式指南:言为心声》一书中,洛佩慈(López)指出:语言的改变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态度和行为改变,这可能会逆转真正的因果关系。

  毋庸置疑,近年来信息的接收和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脸书(Facebook)、照片墙(Instagram)、推特(Twitter)、瓦次普(WhatsApp)与电报(Telegram)等社交媒体尚不存在,人们了解精神障碍疾病最常见的信息源是:电视新闻专题(70%),报纸(58%),电视新闻(51%),新闻类杂志(34%),电视脱口秀(31%),广播新闻(26%),其他杂志(26%),互联网(25%),非虚构类图书(25%),广播脱口秀(18%),女性杂志(18%)等。然而,随着新传播渠道的出现,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钱得兰(Chandran)、马修(Mathur)和 马诺·饶(Manohar Rao)(2019)强调媒体、博客、论坛和社交媒体“在把不准确的内容上传或传播到公共平台之前,应该遵守克制和谨慎的标准”。几位学者同时指出,精神病医生“在教育公众关于精神病学现状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为他们能够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他们的经历并以此帮助社会。然而,分享这些故事可能会违反医生临床要求和医疗机构的相关规定,因此教育公众的职责就落到媒体身上。鉴于大众媒体和数字媒体的社会影响及其对不同受众的积极影响,这几位学者建议,精神病学家应当用更多的精神障碍患者成功康复的故事做媒体宣传,并围绕精神健康重新定位媒体内容。

  在运用广播提升人们心理健康意识的实践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博尔达精神病院成立的科里法达广播电台(Colifata radio station)值得一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2003年,西班牙尼科西亚广播电台(Nikosia radio station)成立,它得到了西班牙JOIA心理重建基金会的支持,该广播电台因其与西班牙卡迪纳塞网络电台联合制作了广播节目《拉文塔纳》(La Ventana)而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该节目由记者杰玛·尼尔加主持。作为音频媒体,广播有利于使那些因身体残疾和罹患疾病而无法正常生活的人得以保持正常精神状态并与社会融合。广播电台的报道涉及方方面面,如预防、康复、技术进步、研究等。广播可以维护残疾人的权益,可以谈论具体情况,介绍现有的服务和援助,促进各类自助协会成立,并为患者的家人、专业人士提供感兴趣的出版物。

  回溯广播在西班牙的发端,广播这种媒介总是在与社会关系和心理问题相关的线年,由西班牙巴塞罗那广播电台播出、弗朗西斯美容学院赞助的广播节目《埃琳娜·弗朗西斯的诊所》(“The Clinic of Elena Francis”)被认为是该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广播节目。该节目享有盛誉,主要面向女性人群广播,除了情感问题,还涉及美学、卫生和健康问题 (Balsebre, 2002)。公共广播和广播都在广泛地探讨疾病,例如:昂达·塞罗电台(Onda Cero)的广播节目《得力助手》(“In good hands”),该节目由生物医学传播专家主持,是该电台最受欢迎的健康类广播节目。此外,科佩(Cope)通过广播节目《院长》(“The Deans”)探讨精神健康问题,该节目自1992年至2011年播出,目标受众是老年人。西班牙巴塞罗那昂达·兰布拉电台(Onda Rambla)在2011年停办之前一直运营着的一档心理健康类节目《我为生命干杯》(Salut i qualitat de vida)。精神疾病也得到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的重视,《祝你健康》(“To your Health”)《食物与健康》 (“Food and Health”)《试管之间》(“Between test tubes”)等节目都传播了有关精神疾病的科学知识。目前,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仍给心理健康类节目留有了一定的时间,该节目名为《我的疯狂》(“My bit of madness”),每集时长平均为10分钟。

  在社区广播中,《今日健康》(“Health today”)是一档非常杰出的节目,它探讨包括心理障碍在内的不同精神疾病。AFES心理健康机构开办了一档周播节目,该节目有特内里费岛政府部门的参与,于当地时间每周六15:00〜16:00在卡纳里亚广播电视台直播,其网站也同步播出。此外,公众通过喜马拉雅在线广播(和脸书、推特、照片墙等社交媒体也可以获得该节目的相关信息和音频播客,节目中有一个板块专以女性的视角探讨精神疾病。

  商业化的广播中也有不少涉及心理健康的节目,例如:《健康学校》每两周直播一次,由帕金森昆卡的一名社会工作者负责协调。西班牙普利斯玛媒体集团(PRISA)旗下“讲坛播客”出品的“我的脑袋欺骗了我”,讲述了患有精神病的主人公卡洛斯以及其他一些患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日常生活。

  埃雷罗(Herrero et al)支持社区广播作为一种治疗工具的作用。他指出,马德里的社区广播和社会心理康复中心相联合,不但具有治疗价值,还搭建了一个平台,它有利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行使社会参与权。它为患者提供服务,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困难,帮助他们克服社会偏见,最重要的是,还能够展示他们的能力、兴趣和关注点。

  正如前文所述,17年来,尼科西亚广播电台始终为提高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对抗其所遭受的耻辱感而战,它通过广播节目《》在巴塞罗那成功地提高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在西班牙,患者联盟中的成员在心理健康类广播节目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为残疾人及其家庭提供健康康复和社会融合专家服务的马德莱尼亚联盟成立了其在线电台,并制作了一档名为《预防生命线》的节目,旨在帮助那些有倾向的人及其家人恢复理性。根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是西班牙最常见的非自然死亡的原因,每年导致死亡人数约为6000人。

  这些广播节目的分发得益于技术的支持,它们能够通过播客这种音频形式抵达更广泛的受众。迪亚兹(Diaz)(2004, p. 49) 相信“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因其颇具吸引力的表现形式,一直试图捕获受众的注意力,如在科学领域,技术使信息变得更加精彩”。对迪亚兹来说,科学传播与广播的最终结合会出现在脱口秀节目中,作为一种常见的广播节目类型,脱口秀一定会呈现科学话题。例如:卡门女性神经精神病学中心旗下的在线广播电台——蜂巢电台就是其病人和病友交流与融合的工具。蜂巢电台也提供在线流媒体节目和有趣的音视频播客资料库,方便聋哑人使用。

  多个国家都对广播提升人们心理健康意识的实践进行了相关研究恋爱情节文案,特别是对那些致力于精神疾病的公益广播的研究。我们关注博尼尼(Bonini) 2005年在阿根廷和意大利所做的分析。他使用深度访问法和观察广播直播的研究方法,强调广播和这些节目所扮演的社会黏合剂的角色。基于2004年至2007年社区媒体在对社会和情感问题的理解和控制及提高社会效益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梅多斯(Meadows)和福克斯韦尔基(Foxwell)2011年强调社区媒体在澳大利亚所扮演的角色。在南非,卡库马(Kakuma)等人研究提高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和减少污名化和歧视的策略。这些学者都强调了与其他媒介相比,广播在心理健康障碍的教育与认识中所扮演的角色。

  地方广播在提升心理健康意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根据科克赛志等人(Cocksedge et al.)2019年的研究,地方广播能够提高人们的认知,减少精神疾病患者的耻辱感,是旨在改善人口福祉的公共卫生健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论证在不同的传播领域中,西班牙广播节目如何反映心理健康这个话题的,患者的参与是否对其心理状态有影响。除了主要目的,研究还有以下几个次要目的:比较西班牙公共广播、私立广播、独立广播和社区广播中几档不同的心理健康类节目(总体策划、类型、形式与结构特征、内容、长度),确定不同广播电台心理健康类节目叙事结构中参与者的参与程度,是否有心理健康问题的患者在参与了心理健康类广播节目之后自身状况得到了改善。

  本文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旨在证实和评估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内容,半结构化访谈应用的目的是收集故事中主人公的经历。研究样本包括西班牙不同类型的广播机构: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私立播客平台以及10个与西班牙社区媒体网(REMC)联合的社区广播。

  本研究分析了2019年6月上述电台网站可以收听到的所有节目。不在本表之外的个别电台信息和数据有所缺失,特别是如昂达·玻利格诺和西班牙圈电台等社区广播。

  半结构化访谈是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它被用来对参与广播节目的患者和心理健康专家所经历的过程进行理性和感性的探讨。在半结构化访谈的实施中一共有17个问题,它们被分成3个模块:受访者正式的数据(集中于患者个人和门诊数据)、常识(受访者与广播节目的关系及其相关培训)和所经历的过程(重点讨论受访者因参与广播节目而经历的过程)。

  内容分析法使与内容及其功能相关的描述性变量得以系统化(Holsti, 1968)。考虑到样本作为整体的特殊性,我们采纳了洛佩兹·比希尔(López Vigil)的建议。所考虑到的描述性变量是:节目的时长、播出时段、主持人数量、参与者(专家、患者、团体)、参与者的性别、患者或团体所扮演的角色,内部结构和类型(专题、新闻特写、新闻报道、突发新闻、随笔、纪实),听众的参与,节目分发(平台、播客、广播直播)。可选内容变量是:主题(疾病类型),信息结构(具体案例、陈述、科学的解释,讨论疾病),语气(放松、严肃、戏剧化、幽默),信息目的(提供用信息、教育、认知)。

  本文所研究的心理健康类广播节目分为两种基本的广播节目类型:由致力于社会融合的患者和团体所主导的节目,该类节目是与社区广播相关联的新节目;由公共媒体和媒体专业人员创作的广播节目。

  研究样本中92%的节目语气是轻松的。无共广播、广播还是社区广播,对于所有播出机构而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以提升认知为主要目的。然而,节目时长在社区广播、公共广播和广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就社区广播而言,心理健康类节目的时长通常为60分钟,而公共广播和广播的节目时长被大大缩减为5〜25分钟,因为时间都被优先给了其他节目类型。社区广播、公共广播和广播之间存在的另一个不同是参与者的数量不同,社区广播通常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特别是来自于患者的声音。患者的故事是一种背书,它给予叙事和故事的主人公以力量和信任。

  社区广播通过与西班牙社会心理康复中心合作,将心理健康类节目嵌入其中,其目的是帮助那些患有严重和慢性心理健康障碍疾病的患者最大程度地重获个人和社会独立,促使其融入社区并给予他们的家庭以支持。换句话说,这些公共机构发现社区广播是他们发展工作的坚定盟友,因为社区广播最愿意吸收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团体和协会的参与。节目样本中80%都有这些组织的加入。研究结果证实,公共机构通过定期参与及推广广播节目,对精神疾病的关注度产生影响。

  事实上,昂达梅林电台的两档节目《为你铺平道路》和《尽善尽美》与卡拉班切尔心理康复中心与维拉维尔德心理康复中心都有合作。此外,昂达梅林电台还有其他普通健康类节目,该节目有医务工作者的参与。

  研究发现,80%的案例所采用的节目类型是教诲式的对话与访谈,旨在提供教育与社区服务;60%的广播人较喜欢采用“证明式叙事”,他们定期在节目中引入专家(如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教育家)。例如:《文化与心理健康》栏目的主持人由精神病患者与亲属联盟成员担任,心理学家团队也会出现在节目中,以便在临床上指导治疗精神障碍。在其他一些广播节目中,专家是不定期出现。例如:艾瑞斯7台《中间线》和瓦列卡斯电台《我和我的》,嘉宾提出话题并引出问题,例如:你对你的生活满意吗?等等,专题节目是另一种受欢迎的节目类型,在样本中,有30%的节目采用这种类型。其中,有20%是与新闻报道相结合的,实际上新闻在专题节目中被忽略了,他们只出现在占样本5%的突发新闻中。

  60%的节目呈现出明显的男性特征,30%的节目呈现出性别平衡,只有一个节目呈现出女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嘉宾的专家或患者基本上都是女性。这些节目均未提供听众参与直播的可能性。所有节目都有播客,它使点播变得更加容易。只有60%的节目有广播直播,这反映出播客的力量和非传统分发渠道的运用。另一个最初没有被考虑到的变量是音乐,许多节目都以与心理问题有关的流行音乐为特色,例如西班牙埃尔·巴里奥乐队演唱的《疯女人纪事》。

  就访谈节目而言,共有17名专家和患者参与到7个节目中,其中,70.6%是男性,29.4%是女性,64.4%的人年龄在40〜60岁。通过对17人的采访发现,58.8%出现过心理健康问题,其中33.3%遭受双重情感失调,其余分别为双重精神障碍、残留型精神症、偏执型精神症和混合型适应障碍。

  受访者参与广播节目的原因不同,23.5%的受访者同意“广播作为治疗手段”选项,17.6%的受访者“是合作联盟的成员”,参与广播节目“是对联盟成员的要求”和“是医务工作者,这是一种与患者工作的方式”各自占到11.8%。其他原因还包括:以广播为职业、社会心理康复中心的建议、自我认知、广播是一种工作方式,以上分别占到5.9%。

  只有35.3%的受访者此前有过关于广播的知识,其余64.7%的受访者没有相关知识。然而,64.7%的受访者在参加节目之前都接受了由广播媒介专家或联盟提供的培训。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广播对精神障碍患者有帮助。例如:有人说:“因为交流,参与和研究能力得到了改善,因此人们的自我认知也得到了提升”“因为广播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它帮助我克服心理问题和所有问题”“它有助于我表达更多情感,与他人融洽相处”“当谈话暂停时,我知道我将要说什么和做怎样的工作”等。

  94.1%的受访者认为,在情感、心理和交流技巧中所建立起来的能力,使他们在参与广播之前和之后有所不同,只有5.9%的受访者不这样认为。受访者表示参与广播节目的主要好处是增强了自尊心,提高了表达能力,41%的参与者都给予了最高评价。参与广播节目带来的其他好处还有:表达过程“帮助我内化了问题”“消除了对社会排斥的恐惧”“增强了自我管理和心理管理能力”,35%的参与者都给予了最高的评价。24%的参与者对“使问题正常化”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

  专家和患者都认为,广播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改变心理状态的工具,而精神状态的健康对于充实而有尊严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如今,我们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全球抑郁症患者人数超过3亿人,每年因抑郁症导致的人数约为80万,心理障碍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利用传播工具改善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质量、增强其适应力、鼓励社会同理心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研究显示,积极的沟通活动是改变精神障碍疾病被污名化的积极因素。事实上,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教育学家等专家在广播节目中的积极表现有着良好的积极作用。广播可以是一种治疗精神心理疾病的很好的工具。

  从节目时长和参与声音的多样性两个变量来看,社区广播的心理健康类栏目不同于公共广播和商业广播,他们提供了更多的节目恋爱挽回情感咨询,有更多团体和患者的加入,这些团体和患者身处同一社会身份中,体现出更强的参与性组织特性。遗憾的是,心理健康在公共广播和商业广播中都属于弱势节目。

  广播节目是有精神障碍的参与者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他们在节目中分享经历和知识,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内容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如果要真正发挥广播的社会沟通功能,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的媒介空间来讨论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以一种足够重视的方式分享这些人的现实生活。


标签: 恋爱  挽回  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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