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哪些(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及主张)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主将,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和先进科技。
并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而恭亲王奕訢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当了领袖和总管的角色。
初登政坛,天威难测
奕訢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排行第六。道光帝虽然有九子,但他最中意、认为可以继承皇位的只有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二人。
奕訢才貌出众,少年英俊,道光帝十分喜爱,想立其为储。但奕訢在诸子中年长,又是皇后所生。因此道光帝在立储一事上犹豫不决,后经过几次考察,才选定奕詝为储。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帝驾崩,奕詝即位,是为咸丰。道光在传位遗诏中,也破例封奕訢为亲王,这足见他对奕訢的宠爱。
但是尽管如此,奕訢未能继承皇位,便不得不屈居于一人之下。满腹经纶难以发挥,良机丧失,时不再来,一生命运就此注定。
咸丰即位后,封奕訢为恭亲王,赐给他一座王府,并表示“今虽君臣,情愿一体”,恩礼有加。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并派军北伐,长驱直入杀向直隶、山西,威胁京畿。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咸丰帝一面派兵遣将,一面发布上谕,破例任命奕訢在军机处行走。
从此,奕訢以亲王身份入值军机,成为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时年奕訢20岁。虽说奕訢此时年纪不大,政治经验也不丰富,但他的天赋和才华已初现端倪,在他的主持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肃清了北伐军,解除了京师的威胁。
咸丰帝欣喜万分,论功行赏,授予奕訢种种要职。这是奕訢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然而,就在奕訢踌躇满志的时候,由于生母康慈皇贵太妃在弥留之际,触动了咸丰帝与奕訢争立皇储的伤疤,咸丰帝即于咸丰五年发布上谕,罢免奕訢的所有职务,令其在上书房读书。一夜之间,奕訢便跌落神坛,正所谓“旦夕祸福,天威难测”。这是奕訢第一次受挫。
蛰伏之后,再度起用
奕訢这次挫败之后,整整赋闲了五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使他获得了重新崛起的机会。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直逼北京。僧格林沁等人上奏咸丰帝请求“北走热河”。咸丰帝不顾群臣的劝阻,在肃顺、载垣等人的扈跸下,从圆明园匆忙逃亡热河。
临行前一天,咸丰帝起用奕訢留守京城,谕令奕訢担任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负责与英法谈判立约。
受命于危难的奕訢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他凭着个人的才干和对祖宗江山的安危,还是勇敢地担负起这一责任。
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奕訢不卑不亢,经过数次争论,最终签订了《北京条约》,结束了持续三年多的对外战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危局。
奕訢留守京城,并促成和谈,这让他的威望大为提高,并且形成了以文祥、宝鋆、董恂、胜保等人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正是这股强大的势力,让其后的两宫太后有了强有力的支撑,并成功发动了辛酉政变。
通过这次和谈,奕訢意识到国家的落后和西方列强的强大。
咸丰十一年初,奕訢领衔向咸丰帝上了一道《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全新的外交总方针:
“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奕訢在此折中斟酌拟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章程六条,附请采纳实施。咸丰帝很重视,立即交热河行宫等王大臣妥速议奏。
惠亲王等认为筹议各条,切中时弊,可照原议办理。咸丰帝批准,并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奕訢、文祥、桂良管理。洋务运动至此正式开锣。
辛酉政变,得掌大权
奕訢在《统筹全局折》中并未在内政上仔细推敲,而是原则上提出了“自图振兴”的口号。
至于怎么推行?这正是奕訢一直思索的重大问题,因为很快就形成了从练兵到制器,从制器到育人的一整套自强、振兴的思想,并在兴办洋务运动中一一付诸实施了。
这个时候,咸丰帝热河行宫迟迟不肯回銮,朝政仍然掌握在肃顺等人手中,而且咸丰帝对奕訢也是颇有猜疑。因此,以奕訢当时的处境,要想顺利推行洋务运动,也是十分困难的。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病逝,皇子载淳继位,两宫太后听政,肃顺等八大臣辅政,奕訢被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这也为他改变政局创造了良机,他和两宫太后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
政变成功后,最高权力发生了变动,其一是确定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
其二是奕訢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加上原有的主持总理衙门,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可以说,这个时候奕訢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
同治继位之初,由于东太后慈安不太管事,而西太后慈禧在政治上还不够老练,所以凡事都依赖奕訢做主,主导权完全掌握在奕訢手中,这为他推行洋务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刀阔斧,推行洋务
奕訢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办法,大致经过了练兵、制器和育人三个阶段。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制器又须以天文算学为源本”。这个宗旨就是洋务运动的主体思想。
练兵方面,奕訢认为武器装备落后是两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他从训练京营开始,为军队提高战斗素质,适应西式作战方法开辟了新的途径。在奕訢的倡导下,练兵工作得以开展,旧式军队得到初步改造,奠定了军事近代化的基础。
制器方面,由于奕訢急于练兵,原拟先向外国购买武器装备,并委托总税务司李泰向英国购买军舰8艘。
然而,李泰为了掌握军权,私自与英国阿思本舰队司令订立协定,此举有损中国主权,最终导致计划破产。此后,奕訢决心设厂自制。
同治三年五月,奕訢正式提出“练兵以制器为先”的纲领,主张:“宜乘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切不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了地方实力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响应与实施。
此后几年,陆续出现了大型制造船炮的军用工厂,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等,这些军事企业都是在奕訢的倡导、鼓励下创建起来的。
育人的活动,是从同治元年(1862)年创建同文馆开始的。起初同文馆主要是培养翻译人才,后来随着练兵、制器的逐步开展,奕訢深感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性。
他说:“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人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俾于实际”。
因而,在同治五年(1866)奕訢奏请于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并陆续增开化学、格致等馆,将同文馆建成清代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与此同时,同文馆还翻译出一大批西方科技书籍,传播了近代科技知识。
同治十三年(1874),奕訢借日军入侵台湾之机,主持总理衙门,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加强了海防建设,筹建三洋海军,推进了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直到光绪十年(1884),甲申易枢奕訢被慈禧赶下台,奕訢主持并总管洋务运动整整25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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