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小说赏析情感文案段子100篇

　　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至2020年3月，中国网络秀场直播的用户规模达到2.07亿，成为互联网中一项重要的经济产业。既有研究往往借用这一概念，聚焦于直播平台与公会如何异化和剥削从业者。然而，这一取向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主播作为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另一方面，情感劳动在解释主播工作实践的过程中也显现出局限性。因此，本研究基于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通过将这两个理论视角加以结合，考察了秀场主播如何理解并实践自己与观众在直播间内/外形成的经济关系与亲密关系，并梳理出三种行动策略。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对关系劳动、平台化与秀场主播的主体性这三个概念进行了理论反思。

　　晚上九点半，Wendy在结束了一天工作后回到家，顾不上吃饭，便开始化妆、调试声卡、打光，并在粉丝群中预告即将开播的消息。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她会坐在一把蓝色的游戏椅上，面对手机镜头，和直播间中的观众聊天、唱歌，并与其他主播进行PK。作为Wendy的直播间场控，我在收到开播消息后准时上线。

　　通常情况下，场控并不是一项有酬劳的工作，而更多是一种作为粉丝地位的象征。这意味着我在直播间拥有独特的权力和义务：一方面，我在公屏上发言时，用户名前会出现一个红色的“管”字。我可以花费0.1元的价格，采用飘屏的方式发言，也可以将直播间中出言不逊的人禁言（虽然我很少这样做）；另一方面，我需要保持直播间中的高出勤率、要在主播PK时送一些礼物，同时，如果其他用户赠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我也要将“感谢XX”及时打在公屏上。对于一位在象牙塔中教书的传播学者，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件枯燥、甚至最初有些令我难堪的“工作”，不过，这可能也是我深入接触主播和观众最恰当的位置。

　　既有研究者在考察主播这一职业群体时，经常将她们的工作定义为一种情感劳动。美国社会学家Hochschild最先提出“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为了报酬，员工管理自己的情感，并按照组织对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的要求来表演”。具体到主播这一职业，既有研究则认为，网络直播所体现出的现场感与即时性，同样建构了一种类似于日常对话的亲密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人们在互联网世界中的情感表达空间。

　　作为对于情感劳动的一种反思性推进，Baym在对于北欧音乐人的研究中提出了“关系劳动”（relational labor）这一概念，认为关系劳动在以下四个方面区别或扩展了情感劳动这一概念。其一，虽然情感在关系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关系的内涵显然要比感受的表演和创造更为宽泛，如包含着为了提升对于另一方的认知、理解而做出的努力。其二，情感劳动往往是在一对一的关系中发生，但关系劳动却往往是一对多的。其三，相比于情感劳动，关系劳动更加强调工作者面对不同社会连接时如何持续协商彼此间的“动态边界”（dynamic boundaries），不断在经济关系与亲密关系之间维系一种往往并不稳定的平衡。其四，关系劳动在零工经济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与绝大部分主播属于兼职主播的行业现状亦十分贴合。基于以上原因，我们认为，相较于“情感劳动”，“关系劳动”这一概念更适合用来描述和分析秀场主播的工作实践。换言之，主播获取经济收益的途径并不仅仅靠表演自己的感受，更是在直播间内外维护与观众的关系。此外，理解主播对观众进行的关系劳动，也必须考虑这种关系发生的具体技术环境和行业环境。

　　为了弥补“关系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存在的缺陷，本研究进一步将主播所进行的关系劳动放置在“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的学术背景中进行讨论。作为平台的抖音为主播对观众的关系劳动提供了界面、流量、支付系统等一系列劳动必备条件。相较于直播界面分析，既有研究对于平台流量和支付系统的学术关切相对较少。直播平台的价值恰恰在于提供给不同主体高度的互联性（connectivity），形成一种独特的多元主体市场（multi-sided market）（见图1）。其中，公会作为重要的平台辅助者（platform complementors），和主播一起紧密参与到平台化的文化生产过程中。

　　对文化生产的平台化进行全面理解需要同时考虑机构性因素和人们在平台中的具体实践。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揭示秀场主播如何基于平台的技术特征和商业模式、公会的引导来理解和调整关系劳动的行动策略，并提出以下两个具体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二：网络秀场主播会采取哪些行动策略，实践自己与观众在直播间内/外形成的经济关系与亲密关系？

　　为了回答以上的研究问题，我们在抖音直播平台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研究（2020年2月到2021年1月）。在此期间，研究者在5位女主播的直播间之中，以场控的身份，进行了2-11个月不等的参与式观察，3并辅之以对另外12位女主播、3位公会运营、6位直播间用户的半结构访谈（见表1）。

　　在田野中，我们逐渐聚焦到来自中国中部地区A市、同一公会的三位兼职女主播：Wendy、Pearl和Jessie，以及两位在中国北部地区B市的兼职女主播Gill和Qiao。在为期12个月的田野调查中，我们在被访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之上，对5位女主播和直播间中的部分观众进行了一小时以上的深度访谈。同时，为了保护主播与观众的个人隐私，所有被访者都经过了匿名化处理。

　　平台的技术配置和公会的职业培训共同指向了对“关系”的“工具性”使用。这一策略当然在经济收益方面有其独特价值，因为正如Abidin和Thompson所讲，相比于“因表演本身而打赏”，人格亲密（persona intimacy）往往会制造出更大的经济价值。因此，不论是平台还是公会，都在通过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来实现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本质上也都是一种“人的异化”。平台达成这一目的的方式是通过亲密度、礼物、PK等一系列的界面或功能设置；公会则会在培训手册中告诉主播，观众的打赏就是一种对亲密关系的投资——主播需要通过将礼物去货币化，用人情味浓厚的“家人”来模糊她们与观众之间的经济关系。

　　“人际关系的商品化”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了主播的工作，而主播在直播间之外与观众的交流，对于直播间内的收入至关重要。在运营看来情感文案段子100篇，主播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客户维护”。直播间外的关系劳动，最终目的是为了往直播平台“引流”，使得观众和主播的直播间的粘度更高，而并非鼓励主播和观众去建立私领域中的人际关系。

　　不过，这往往也是一件可能会对主播造成困扰的事情，因为有些“大哥”不仅会发送暧昧的信息，甚至会有更露骨的要求情感文案段子100篇。作为一种谋生方式，秀场主播的确在通过顺应平台的界面设置、公会的职业化训练来谋取更高的经济收入，这也呼应了“平台依赖”“平台想象”这一系列概念中对于劳动者的描述。不过，这并不意味“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可以完全解释主播这一职业的主观体验。例如，Finn和Pear便因为在道德层面无法自洽，最终“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亦或是“嘴上答应拖着，然后不理他”。我们在田野中发现，主播在对观众进行关系劳动时，会不断在经济关系与情感关系之间试图取得并不稳定的平衡。为此，她们往往会采取进一步的“区分”策略理智与情感小说赏析。

　　标价是主播与观众相遇的基础，不过，在双方关系的建立过程中，主播会为自己的观众进行主观分类，对于不同类别的观众，也会采取不同的关系策略。例如，我们接触到的一份主播培训手册将经济收入作为唯一的分类指标：屌丝玩家、学生党、上班族、有点钱的小老板、大老板、土豪、神豪。这一分类的目的是指导主播对不同类型的观众采取不同的关系策略，进而将经济收益的效率最大化。

　　不过，这一分类并不能完全反映主播的主观体验。对于主播而言，除了礼物之外，她们同样在意观众对自己的陪伴。既有研究往往将观看直播的消费行为看作是一种“情感外卖”，甚至有研究者直接将这一行业中的主体打赏用户描述为“孤独的有钱人”。不过，一个少被提及却同样重要的视角却是：在直播过程中，主播也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孤独感——提供“情感外卖”的人，同样需要甚至渴望陪伴和理解，这也体现了经济关系和亲密关系之间的一种协商。对此，主播Daisy的观点具有很大程度的代表性：

　　礼物是主播和观众之间关系的起点，但不是关系的终点。两个人会发展出怎样的关系，不仅取决于礼物，更取决于观众的人品、谈吐、真诚，这些都不是礼物能取代的……你要知道，有些观众走了，意味着收入没了；有些观众走了，陪我的人就没了；有些观众走了，其实和没走也没区别。

　　“界限”更多体现了主播在关系劳动中试图取得的一种不稳定平衡，这意味着主播会为自己与观众的亲密关系设置一个预期的“天花板”。而这一点又可以从主播对于微信号的使用策略中获得有趣的启发。在田野和访谈中，我们发现很多主播在和观众加微信时，都会单独准备一个小号。这一方面是一种自我保护；另一方面，更象征着主播对现实生活关系和直播间关系的区分、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的区分。

　　Wendy两个微信的朋友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为直播间观众准备的朋友圈中，绝大多数是Wendy的日常，偶尔混杂着一些对生活的隐晦的感触甚至是抱怨。在Wendy本人的微信大号中，她平均一个月更新一次，绝大多数是自己家宠物的照片。两个朋友圈的对比展现了完全不同的表演策略，或者说戈夫曼意义上的观众区隔（segregating audience）。

　　如前所述，对于大部分女主播而言，绝对的“异化”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可能会带来因“关系失调”而生的疲倦感和不道德感。不过，主播对观众的关系定位一旦越界，便很可能没办法继续从事这一行业。Qiao和Jessie在这场关系劳动中投入了极大的真诚。在运营看来，这种投入已经明显“越界”，从而成为了她们获取经济回报的阻碍。因此，主播若是希望长期从事直播行业并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她们所使用的关系策略，只能是一种“有界限的真实”（bounded authenticity），也就是在绝对异化和绝对真诚的光谱之间寻找暂时的平衡。

　　为了描述和解释秀场女主播与观众在直播平台内/外形成的经济关系与亲密关系，本研究结合了“关系劳动”和“平台化”两个理论概念。一方面，这一结合有利于弥补“关系劳动”本身局限于描述、忽视技术/非技术语境的缺陷。另一方面，这一结合也有利于增进对“平台劳动”工作者主体性的理解。

　　基于研究发现，首先，我们试图提出秀场女主播关系劳动中的“双重不稳定性”（dual precarity）这一概念。在既有的平台劳动研究中，“不稳定性”（precarity）是其关键概念，即强调从业者的高灵活性、流动性，以及合同关系、收入等方面的“不稳定性”。相较之下，本研究试图引入另一个因素的考量，也就是秀场女主播和观众的互动所带来的“关系不稳定性”。第二，平台和公会在技术设置和职业化培训中强调了“商品化亲密关系”的逻辑。不过，作为平台辅助者的公会并不会和主播签署劳动合同，主播在面对关系不稳定性才更可能进行这一系列的抵抗与调适，并体现出一种比“商品化亲密关系”更为复杂的实践逻辑。然而，这种自主性并不能以一种脱离平台化语境的方式被过分想象，虽然绝对的异化难以完成，但主播在何种程度上愿意接受这种异化，恰恰成为了用以筛选和淘汰从业者的隐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