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情感过滤假说

　　在英国《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将“后”（post-truth）确定为2016年的世界年度热词之后，这一概念引发了学术界和新闻业的广泛关注。本文将梳理2017年以来对于“后”这一概念的研究，将其概括为作为误导性信息的“后”、作为社会的“后”、作为另类空间的“后”和作为社会动员的“后”，以此检视“后”语境下全球新闻传播所面对的变局与挑战，并分析全球传播业在面对“后”语境下的的应对策略。

　　在英国《牛津词典》(Oxford Dictionary)将“后”（post-truth）确定为2016年的世界年度热词之后，这一概念引发了学术界和新闻业的广泛关注。在当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为代表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推动下，该词的使用量激增，由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并最终成为表征“后西方、后秩序”时代的关键词。由于这一概念主要应用于传播领域基于情感过滤假说，故其也常以“后”的说法示人，描述政客们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现实，盲目迎合当下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乃至“阴谋论”来强化或极端化某种特定的观点或偏见的现象。

　　追溯“后”的概念演进脉络可以发现，这个词最早在1992年被美国《国家》杂志使用，意指“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在12年后的2004年，美国作家凯伊斯创造了“后时代”（Post-Truth Era）的概念。他指出，人类社会不存在着真实与谎言的清晰界限，还有第三种介于与谎言之间“模糊陈述”。这种“模糊陈述”的兴盛挑战了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迎合民众的情绪[1]。又一个12年之后，《牛津词典》选取这个概念来解释2016年重大事件中出现的信息环境与现实环境脱节的情形。

　　在传统媒体公信力日趋消解的状况下，受众难以个人能力辨别观点真假，往往顺从于自身或社交媒体“小圈子”中的情绪、立场或刻板印象，从而做出轻率的情绪化判断。借助于社交媒体海量传播的“后”使得西方主流社会引以为傲的“知情的”最终演变为“盲情的媒主”，导致“黑天鹅”式的事件和人物成为西方世界的“新常态”。本文将梳理2017年以来对于“后”这一概念的研究，对于并以此检视“后”语境下全球新闻传播所面对的变局与挑战。

　　在《牛津词典》的解释中，后被定义为“客观事实在塑造公众意见时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经济学人》的专栏文章“谎言的艺术”（Art of the lie）中，将“后”解释为人们在形成判断的时候，更加依赖于“感觉是真的”的论断而非事实依据上。雷宾-哈福特（Rabin-Havt）则在一本关于“后”的著作中提出，“后”是由混乱的媒体结构推动的，它会允许误导性信息在意识形态的“回声室”里迅速地传播。由此可见，虽然对于“后”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但其核心指向都是事实权威的衰落和情感在事实判断中的影响力。可以说“后”概念的兴盛是对现代主义所信奉的“启蒙理性”和“绝对真实”的一种解构。

　　从历史和哲学的宏观视角来看，“后”的兴盛也符合全球性的社会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演进趋势。现代主义哲学认为，文本、表征和符号是封闭的，只能有唯一、准确且权威的定义。而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看来，文本、表征和符号具有无限多样的解释的可能性。“后”这一概念也是如此。在现代主义兴盛的时代，事实是至高无上的。事实是新闻的基础，新闻又是事实的表征，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拥有着转述事实、阐释意义的绝对权威。然而，“后”这一当下生态却体现了“新闻-事实”纽带的断裂。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时代，事实经过无数次的“再阐释”，本身不再是新闻的唯一组成部分，而逐渐让位于情感、观点与立场基于情感过滤假说。大众传播媒介不再拥有阐释意义的权威，而把对的解释权让渡给了个体，其情感、立场不再受大众媒介所左右。

　　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兴起的当下，海量信息的病毒式传播造成了这个时代的“信息超载”。个体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而无力处理所有的信息，以至于失去了得出结论的能力。同时，社交媒体特有的“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效应更加强化了人们固有的立场。人们倾向于接受他们认为是“”的事实，而有意忽略那些不符合其自身认知的事实和视角。换言之，对于新闻而言，事实与观点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了。因此，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成为信息获取主渠道的今天，信息的海量化和碎片化使得重塑现实变得轻而易举。当事实的权威被解构，它也就沦为了法团势力操控民众情绪的工具。

　　在“后”席卷全球的当下，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后”对、大众传播和的影响。纵览近一年多以来世界各国学者对“后”的研究可以发现，“后”背景下的全球传播生态呈现出了多重面貌，既有作为“误导性信息”引发新闻业对于假新闻高度关注的一面。也有作为“社会”反映底层民众符号性抵抗的一面。“后”的理念犹如一面镜子，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了当前全球传媒业正在转变的格局与面对的挑战。

　　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假新闻”或“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迭代成为更具隐蔽性的“误导性信息”（misinformation），并对产生了显著影响。不同于完全编造的假新闻，误导性信息表现为部分内容是真实的，但其核心信息却是虚假的。这种杂糅了真实信息作为背景而虚假信息作为核心的误导性信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屡见不鲜。例如“调查希拉里邮件门事件的 FBI 探员被发现死亡”这则新闻中，希拉里的“邮件门”是真实存在的，FBI探员死亡也是真实的，但二者之间其实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经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就演变成了希拉里致使谋害调查邮件门的FBI探员。这则误导性信息在大选前广为传播，对希拉里的选情产生了负面影响。

　　早在美国大选之前，学术界就已经关注到了误导性信息对互联网环境产生的影响。世界经济论坛在2013年的年度报告中就将误导性信息视作当年全球面对的十大挑战之一。伴随着经济衰退和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日渐兴起，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误导性信息煽动选民情绪以实现其目的。根据事实核查网站PolitiFact的统计，特朗普在美国大选期间的演讲内容中有超过70%的误导性信息，而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则只有不到30%。但即使谎言连篇，也并没有阻挡他最终入主白宫。这个结果体现了“后”语境下传播的困局：事实无法成为吸引选民的武器，谁能够更好地迎合选民的情绪和立场，谁就更有机会主导传播的格局。

　　因此，有学者认为带有民粹主义情绪的误导性信息成为了“后”下传播的症候。在“吸粉”的诉求下，民粹主义很自然地成为修辞术运用的道具[3]。民粹主义把个人看作是缺乏联系的原子化个体，而社会不过是有着地理边界的这种原子化个体的集合。在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复兴的背景下，“后”的兴起所导致的对事实的操控和误导性信息的传播恰好迎合了民粹主义家的需要。

　　这一现象也同样出现在英国脱欧的进程之中。就在英国即将就是否离开欧盟举行公投之际，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太阳报》连续在头版刊登了关于女王暗示支持脱欧的报道。其中一篇以“女王说：给我三个留在欧盟的理由”为标题，并在副标题中极具暗示意味地写到：“对不起陛下，我们找不到”；另一篇报道则直接以“女王支持脱欧”为标题并配上了女王的照片。文章援引报道援引不愿公开姓名的高层消息人士的线年间至少两次明确表示反对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但事实上，女王自始至终保持中立，上述报道不是子虚乌有就是捕风捉影的猜测。虽然白金汉宫对《太阳报》的报道表达了和澄清，但发酵的和公众情绪最终还是影响到了公投的结果。

　　由此可见，作为误导性信息的“后”在民粹主义政客和媒体的受众演变成为调动民众情绪的武器。相比于那些刻意编造的虚假信息基于情感过滤假说，误导性信息更加难以辨别，而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信息却迎合了“后”中情绪超越事实主导环境的特征。在2016年的诸多“黑天鹅”事件中，误导性信息成为了影响事件走向的重要力量。

　　三 作为社会的后线年的诸多事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的。在美国大选中，绝大多数主流媒体都选择为希拉里背书，但以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为代表的网络媒体和一些社交媒体上却都表现出对特朗普的支持。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英国脱欧之中，在《泰晤士报》《卫报》等精英媒体纷纷力主留在欧盟的同时，《太阳报》等小报却不惜发布误导性信息以鼓励民众支持脱欧。在这些“黑天鹅”事件中都出现了主流媒体与主流的脱节。《纽约时报》总编辑迪恩·巴奎特 (Dean Baquet)认为，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大都市是全国性新闻媒体的聚集地，但他们没有能更深入地了解整个国家，并与来自不同背景的民众——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草根基层——进行有效沟通。可以说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脱节最终导致了媒体对的严重误判。

　　因此，“后”的另一个特点是“后共识”，问题本质上是问题，而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没有社会共识就没有经验事实的。面对长期被主流和精英阶层忽视的情况，来自西方国家的底层民众利用自己的选票完成了绝望的反戈一击。从这个角度来看，“后”可以被视作一种来自底层民众的社会。普遍认为，2016年的美国大选被虚假新闻左右。但有研究表明，假新闻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 、和阅读，至少远没有传统媒体所批判的那般广泛。相比于假新闻，绝大多数受众接收到的都是真实的信息。调查数据显示，互联网上真实信息的规模是假新闻的 10 倍左右。这一比例从2015年10月一直延续到大选前。此外，即便是那些获取假新闻的受众也不会被“过滤气泡”阻隔而处于封闭的信息环境中。对大选期间浏览过Infowars(一家假新闻网站)的受众进行调查发现，有超过一半的受众也同时浏览过《纽约时报》，其中有40%的人也会同时浏览《华盛顿邮报》。

　　由此可见，美国大选期间受众的信息获取行为表现出变异和迭代的“偏向”。即使能够全面地获取各种信息，也不能阻止相当一部分选民去分享假新闻——特别是对特朗普有利的假新闻。这种变异的偏向暗示着在社会矛盾激化的语境下，“后”以社会抗争的形式得以呈现。近年来，美国社会在种族问题、贫富分化、经济衰退等议题上面对着重重危机，民众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存在着强烈的不满，像希拉里这样的建制派精英早已为底层民众所厌恶。特朗普以反全球化、反正确、美国优先等具有颠覆性的口号参选，对这一群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因此就不难理解诸如“希拉里只剩下一年寿命”和“希拉里曾向 ISIS 出售武器”这样的假新闻为何能广泛传播。在这种信息传播的背后表达的是对希拉里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建制派和权贵精英的批判与反抗。

　　转发者即使知道这几乎不可能是真实的信息，也会通过转发来表达这种态度和情绪。这种情绪超越事实的“后”在这里以社会的形式呈现，说明“后”时代的选民正在演变成为李普曼所说的“幻影公众”，逐渐沦为的“局外人”。对于带有情绪宣泄的虚假新闻的转发与传播，则成为这一群体无声的抵抗。四 作为另类空间的“后”

　　虽然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都暂时告一段落，但“后”的影响力却丝毫没有衰减。就在特朗普举行就职典礼之际，白宫新闻发言人宣称特朗普的就职典礼是有史以来现场观看人数最多的就职典礼。这引发了美国媒体的热议，有媒体举出一系列数据证明斯派塞在数据统计等问题方面说谎，而白宫高级顾问凯莉安娜·康韦在接受NBC采访的时候称，斯派塞所说的是“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康韦公然用另类事实的说辞为斯派塞的数据造假辩护，引发了美国主流的强烈不满。

　　这个概念来源于近些年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股力量——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运动基于情感过滤假说。希拉里在演讲中将另类右翼定义为“一个具有松散组织架构的线上运动，它反对温和保守主义，推崇激进民族主义，认为移民和多元文化威胁到白种人的身份认同”。另类右翼不同于传统右翼，而是超越了传统学意义上的左右翼之分，站在整个西方价值观的对立面。另类右翼也不会参与传统媒体的公共讨论，而是建构了属于自己的信息平台——另类空间（alternative space）。

　　另类空间”看作是具有松散组织架构的话语空间，它们构建了相对封闭、基于“情感化”（emotional truth）的拟态环境，使参与者得以强化自身固有的态度和信念。在另类空间内的话语是完全无底线的，另类右翼的话语充满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自由的价值观完全被消解，似乎、反主流才是共识。此外，另类空间的信息传播机制依赖公众的集体盲从而不是集体智慧。另类空间的参与者大都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无法识别专业意见，无法筛选可靠的信息。近些年主导另类空间的是两家知名的新闻网，布莱巴特新闻网和Circa。这两家新闻网站日渐成为了另类右翼的大本营，大量散布真假难辨的信息。包括“奥巴马出生于肯尼亚而非美国本土”、“希拉里及其助手与恐怖主义有染”等在大选期间引发热议的“后”都源自布莱巴特新闻网，而Circa则一直声称通俄门与特朗普无关。除了上述两家另类空间的旗手之外，“每日传讯”（Daily Caller）、“信息战”（Infowars）等右翼媒体的日益壮大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传播生态，使得“后”代表的情感化占据了美国公众意见的一席之地。

　　另类空间所传达的白人优先、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对于向来以开放包容著称的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以底层白人为代表的另类右翼在基于另类空间的信息环境下，通过各种“后”和“另类事实”强化既有的立场，有可能使《时代》杂志所担忧的“美利坚国”（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变成现实。

　　目前对于“后”的兴起，主流观点普遍认为它对于社会共识的建构和社会结构的稳定具有消极意义。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

　　后”作为真理在当下语境下一种的特定表达方式，不是有待规训的情境，而是真理展现自身的唯一方式。在全球新闻传播业受到社交媒体深刻影响的当下，现代主义对于甚至真理的追求需要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对于权威的解构和对于个人表达的尊重。从某种层面上，对于的追寻可能最终陷入到“罗生门”式的困局中，“后”的兴起则为多元的话语和表达提供了可能，进而使其自身成为一种“解放”式的力量。《时代》杂志将2017年度人物授予“打破沉默者”（Salience Breaker），把一群公开自己遭性侵犯或性骚扰经历的人推上杂志封面。包括揭露著名导演哈维·韦恩斯坦性丑闻的女演员贾德、讲述合影时遭歌迷性骚扰经历的歌手泰勒·斯威夫特、４２岁的墨西哥草莓采摘员伊莎贝尔·帕斯夸尔（化名）、４０岁的企业说客阿达马·卢和因为揭露优步公司内部性丑闻促使首席执行官下课的２６岁优步前雇员苏珊·福勒。她们和另外成百上千的受害者共同推动了“我也是”运动（#MeToo Movement），以鼓励人们说出自己遭受性侵的故事。不到半年时间，#MeToo这一标签在推特上被使用了超过50万次基于情感过滤假说，包括泰勒·斯威夫特在内的大量名人也利用这一标签发布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

　　在这一运动中，揭露者来自不同族群、收入阶层和职业，分处世界各地。“我也是”运动并没有组织者和规划，完全是依靠着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和被这一系列事件激发起的情绪推动了这一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事实上，#MeToo这一标签早在十年前就被创建，以帮助性骚扰和殴打的受害者。但只有在“后”语境下的社交媒体空间，才给予了这一运动重要的解放性力量。社交媒体用户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投身这一运动，依靠着“情感化”的病毒式传播引发整个社会的关注。

　　因此，虽然“后”被普遍视作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激发社会动员以提升民众对公共事件关注程度的力量。情感和情绪的汇集如果被加以合理的整合，就像“我也是”运动中网民在推特上的广泛参与，也会为推动“正能量”公共议题的形成和传播提供积极地帮助。六 后的兴起与全球新闻传播生态的变革

　　在2016年以来，我们正在见证全球传播业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后”对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改写，也同样对于新闻传媒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新闻产制到内容分发，传媒业的整个行业链条也都因此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事实核查（fact check）作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新闻业的一种内容查证机制，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兴起。但在“后”影响到新闻业发展的当下，事实核查类网站才真正开始受到关注。美国最著名的三大事实核查类网站 (PolitiFact、Fact Checker 和在美国大选期间就揭露了大量的假新闻。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年轻人为了证实自己关注的新闻真实性，会核查不同的信息来源。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借助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众包”机制和“自净”功能，假新闻往往能够更容易、更迅速地被戳穿。上述三大网站在特朗普和希拉里竞选期间每一次公开演讲后 24 小时之内就会发布对其引用事实的核查结果。此外，由于饱受传播虚假新闻的指责，脸书（Facebook）CEO扎克伯格宣布将与事实核查机构联手，对于利用脸书传播虚假新闻的情况进行干预。包括将假新闻加上警示标签、提升向用户推荐“相关报道”的准确性、假新闻发布者账号等方式，从传播渠道的角度遏制虚假信息的散布。

　　在经历了谎言与事实齐飞的2016年之后，新闻业和社交媒体平台都开始意识到了事实核查作为把关虚假新闻、遏制“后”的武器的重要价值。

　　地预测希拉里胜选，各家主流媒体的民调也无一例外地认为希拉里将以明显的优势取胜，但结果却令跌眼镜。此次主流媒体预测的普遍失灵和与真实的严重脱节在美国新闻史上是相当罕见的。在大选之后，美国新闻业开始对此反思，认为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脱节最终导致了媒体对的严重误判。事实上，少数地方媒体在大选前就已经感知到了特朗普在底层社群所拥有的超高支持率，并成功地预测了他的胜选，但这些声音却从未引起过主流媒体的关注。在经历了大选结果的当头棒喝之后，重振美国地方媒体的呼声开始在新闻界日益高涨。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关注地方媒体，更多地是为了重塑被全球化冲击的地方价值，利用地方媒体实现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连接，降低不同社群之间的冲突与误解，进而避免整个社会由于封闭和隔离而产生的。正如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的研究员乔伊斯·德里（Joyce Dehli）所指出的那样，“如何增强本地的、专业化的新闻业与社群的联系？这是所有美国记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并不是仅仅为了新闻业，也是为了整个国家”。在“后”的语境下，新闻媒体如何更好地反映，以避免精英化的主流媒体与底层脱节，是考验新闻业的一个全新命题。

　　社交媒体之所以能够对于“后”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其在近几年大规模进军新闻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脸书和推特相继推出自己的新闻聚合产品“即时文汇”（Instant Article）和“时时刻刻”（Moment），并通过不断完善的算法实现新闻和信息的整合与传播。由于社交媒体正日渐成为受众获取新闻的重要途径，算法的选择机制开始逐渐渠道新闻编辑室成为新闻与受众之前的把关人。算法如同“看不见的手”正在塑造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信息获取，影响人们对世纪的感知与行为。

　　但是算法的自动化并不能确保自身的中立与公正。借用美国记者卢克•多梅尔那本《算法时代》的副标题来说，便是“算法解决了我们的所有问题……然后又创造出更多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新闻传媒业需要从头学习如何一方面利用算法提升信息分发的效率，另一方面还需要避免算法决定新闻造成的信息茧房或过滤气泡。诸如信息茧房或过滤气泡在内形成的信息隔绝，正是造成“后”迅速扩散的重要力量。如何与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交锋，并且保障信息环境的有序，是这个技术变革时代给新闻传媒业留下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