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暧昧情感心理学

　　应当说，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热潮已达到某一可观程度，盘点起来，从1996年4月开播的《实话实说》的感召下，谈话节目在全国开花兴盛，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抢建了这一档节目。侃侃而谈，天南地北，成为切合电视贫嘴的典型体现。梳理谈话节目的行程，必须注意其因中国电视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首先，电视本身的存在形态的跨越：从节目到栏目，再到频道时代的变迁，竞争成为整体频道魅力的争夺。其次，当家节目的变迁：文艺类节目热情不再，综艺娱乐节目已开始滑坡，新闻类节目蒸蒸日上，生活服务类节目兴盛男女暧昧情感心理学，一些跨类型的节目不事声张的稳固占领地盘，逐渐显露自己的生命力。再有，世界电视的走向影响、移植，造就了相对封闭而寻求开拓的中国电视欣欣然接受了新鲜的样式。最后，相对开放的人心需求，烘然出谈话的开放场。总之，趋近百姓生活需求成为主导，谈话节目就是其中值得特别研究的代表。

　　从某种角度看，谈话节目是一种衡量社会开放环境的标尺。从长期的闭锁到社会生活融入世界视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有了相当大的跨越，考察各地谈话节目发展，可以看到三重因素决定谈话节目的兴盛：首先，是电视从艺术表现观念向传播媒介本质观念的转化。这是从表现机制向客观传播机制变化，务实再现传达成为时尚，这从新闻报道到深度新闻的变化，从专题片笼罩一切到纪录片占据重要位置，从舞台表现到现场直播时兴等可以得到旁证。其次，社会文化从偏重教化到交流与信息共享的变化。改革时代的迅疾万变，使文化的开放性日渐明显，教化尽管还在名分上占据中心位置，但民间边缘文化的渗透已不可阻挡，人们早已从改革时代学到了兼容并蓄的方法，注重信息捕获和寻求交流成为不期然的时代要求，作为最为重要的媒体，电视自然成为人们渴求交流的途径。《幸运52》、《开心词典》为标志的、益智节目的悄然出现而轰轰烈烈就是证明。再次，人们从被动接受到沟通参与的迫切需求。电视表面是决定观众视听权的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默认观众时尚和要求的被动对象，这种主次的微妙关系，如同广告引导消费和消费群的先在认可度决定广告一样（比如广告投合观众对明星的需要而高价延请广告代言人）。观众对参与的热情左右造就了目前中国电视从文艺（游戏节目）到体育（竞猜）到经济（股评）到生活（家居）等的节目设置取向。所以，关乎谈话节目的就多是社会文化时潮、现代人心渴求、当下信息碰撞。谈话节目适应世道人心的需求，自己的发展也自然遵循时代需要。总之，谈话节目是媒介化时代人际信息对等交流和沟通的必然产物，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谈话节目定位不是在艺术上，而是传播上。

　　分析中国谈话节目优长，不能不比较国外的谈话节目。人们公认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最为发达，其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可谈，按有的研究者分析，美国谈线男女暧昧情感心理学、新闻信息类节目，包括《60分钟》、《48小时》等黄金时间播出的纪实性杂志节目，《内部版》、《真实拷贝》等通俗小报式新闻和采访节目，以及《拉里·金现场》、《夜线》和《热拉尔多·里韦拉》等新闻讨论、嘉宾采访和热线电话相结合的节目。新闻信息类谈话节目是公认的谈话节目标版，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在中国，较为成功的谈话节目包括以新闻性为源的《焦点访谈》、《时事开讲》、《新闻调查》、《今日谈》等名牌，但显然，相比较之，这一类型的余地还很大，由于国情原因，我们的节目表现的新闻深度还有不少限制，谈论的角度也比较单一，与开放观众的期求仍旧有距离。正因如此，深入和扩展的余地还不小。

　　2、综艺、喜剧、采访类节目。这是娱乐节目的延伸化，幽默逗乐。在中国电视中，伴随娱乐潮的出现，诸如《老同学大联欢》、《艺术人生》等节目都得到较好的表现，不时有歌舞相伴的谈话节目或轻松愉快、或深情忆旧，使常态的艺术生涯增添了生动和乐趣。但一些节目开始遁入庸俗和自鸣得意的不良套路，相互吹捧和无聊谐趣遮掩着谈话本有的深刻可能，谈话手段只是成为一般娱乐的代用品，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占据主流，歪曲了谈话的线、人际关系、心理分析和日常生活类节目。著名的有《詹妮·琼斯》和《杰里·斯普林格》等。这在国外是数量相比较很大的一类日常性娱乐性节目。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剖解人生种种疑难，是这一类型先天适应的长处。在中国电视中，从央视的《实话实说》、《对话》，到地方台的《国际双行线》、《心理时间》等，都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响当当名牌。由于话题的广泛和谈论余地的宽阔，最有观众缘和各电视台稳固阵地的谈话节目多属于此。就目前状况而言，稳定之中的突破也酝酿在即，庸常状态很容易被打破，抚慰人心和撕破宁静的冲突默默进行着，迟早对这一类节目的改造要提上议事日程。

　　4、为特殊观众专门设置的谈话节目等。是指为一些极为特别包括恶俗身份和口味的人提供希奇古怪谈资的节目。在西方，为了取悦观众，存在这一类节目不难理解，但在中国一般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总之，中国的谈话节目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谈话和准谈话节目层出不穷，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但毕竟受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制约，谈话环境、话题内容、谈论方式、谈话目的等许多方面和国外谈话节目有一些区别。比如，是无所不谈还是有所避讳，是为了娱乐还是为了意义，是沟通还是调适，是挑动争执还是引导交流等等，都显示了国情的需要。这里特别注意标志性的交流问题。毫无疑问，中国谈话节目的交流性有了很大的进步，从教化的单向到大众交流，显示了节目的价值所在，交流是中国谈话节目的本质。一般而论，谈话节目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开放和闭锁矛盾的需要，集体愉悦的人类精神活动受到个体享受的冲击。回溯历史发展，人类千古承传的精神活动，多为集体劳动升华的艺术和祭祀活动，音乐、舞蹈、戏剧等传统艺术的集体性在电子时代受到个体性的强烈冲击。本世纪标志性艺术从电影的集体性到电视的家庭性再到网络的个体性，昭示着技术时代的人的精神活动和交往的个人化趋势。实际上，集体的精神活动的背后是个体意志的萎缩，开放的集体是以被动的个体为背景的；而网络时代的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具有另一层意义的开放，个体的精神活动是以主动的个体寻求多样集体的交流为背景。交流的闭锁和对象的开放互成条件。也许思维的许多方面将要受到影响。所以，可以看到世纪之交多元文化的消费内容必然形成，传媒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迅速主宰生活世界，耀武扬威的电子传媒高傲的仰着脑袋，驱使高智商的时代人臣服。当网络世界充斥人类生活的空间，人们从获取信息到判断是非以至举手投足都要依赖外在传媒时，大脑的思索主动性如何就难以度量了。面对21世纪的传媒变化，人们在消费方式的多样化上的确是无可阻挡的。首先，以电子视听文化为主导的消费将成为中心，人们离书报更远，书籍和报纸、杂志藉电子传媒包括网络而实现消费，视觉阅读在足不出户中就可以实现。其次，信息资源的共享化，使地球村毫无秘密可言，个体可以瞬间掌握世界各个角落的大事小情，可以和不同的陌生人促膝相谈，任何人也可以在网络上随时造访自己，个体对多样群体与素昧平生的个体之间的交流将形成新的消费时尚。再有，阅读的分众、针对某一群体小众的阅读将更加明显，于是，传媒的对象精确化就无庸置疑，伴随大众化的趋向，精英文化的发展也势所必然。

　　由之，当人们越来越了解身外世界时，其实越来越产生隔绝的惶恐；当人们越来越追求个性化时，其实越来越惟恐孤独化。互联网上交友、撒野、谈恋爱等就是证明。电视是更为明显表现这一趋向的媒体。婚恋节目的时兴，公益歌曲大奖赛，模仿秀的无所不在，表现了在讲求个性的年代，趋同从衣服的风潮到声音的模仿到发式，人的模仿一次次满足狭隘欣赏人的重复意愿，实在是奇怪现象。于是人们从公众化的戏剧退缩为阴暗中的电影，再到退缩到家庭中的电视，及至个人房间的独立看电视和网上看电视，一步步的缩小公众交流，扩大个性空间，却难以抵挡交流的需要。从这一意义上看，谈话节目是一个很好补充，它把人际交流的挖掘出来，使个性世界的共通性得以连接。比如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的《对线日的一个关于史玉柱这位巨人集团董事长的谈话节目节目是很好例证。史玉柱曾经大红大紫成功，后又沸沸扬扬的失败，他的社会影响已经具有谈论的价值，节目除了请史玉柱外，另请一女二男三位嘉宾共同参与，加上很有参与感的一些观众一起讨论，节目围绕史玉柱的成功与失败展开面对面的探讨，特别是探讨对他读书的问题展开的延伸话题，意见各异，撞击强烈。最后，观众认为史玉柱读书单一，他却反击，认为自己过去没有读好读透书，还要继续读好著作。节目相当程度实现了交流状态，生动自然。最后是主持人为他诗配画的一段首尾，余味无穷。这一节目嘉宾、对话主体与观众三者结合得相当精彩，场内与场外结合，真正实现了情感和理性、愉悦和思考的协调。

　　开阔时代催生了交流的渴望，沟通成为普遍的要求。就交流而言，成功的节目都首先是质胜于文的证明。从谈话节目来看，人们需要叙谈和倾听身外的声音，从现状看，并非唠唠叨叨不受欢迎，也不是谈话节目不发挥电视的功用，谈话节目的兴盛是内容首要，思想第一的需要，也是当今时代思想交流，倾吐寻思的需要。只要注意电视从王朔式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到类似电影（冯小刚三部曲），小说的新新人类小说，到匪夷所思的大话西游热，体现的就是脱开思想束缚的人们进一步寻求交流的需要。但显而易见的现象是，有别于西方的对立或跳动冲突的方式，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沟通是更多借助倾听和调适的方式来达到理解的目的。比如2001年12月的一期《艺术人生》，对宋丹丹的人生谈话，就很具代表性，节目让我们看到了演员相当多面的人生坎坷和心理感触，对她的理解大大深入了一步。没有苛刻的挑唆追问，抚慰和调和的温厚贯穿始终。中国老百姓的心理需求得到足够的满足。需要注意，电视传媒提供的交流具有多重性，包括公众话语与个人话语的共鸣；个人心灵寻找社会思想的辅助；窥视他人心灵秘密的途径。这里的形式当然重要，但选题更为重要；谈话形式固然重要，但得以交流和宣泄更为重要。

　　其实，参与是交流的特殊形式。而心灵参与是当今时代文化需要格外加强的倾向，电视在此成为典型体现。

　　考察众多电视台的谈话节目，可以看到并没有天差地别的距离，它们基本上遵循接近的节目形态要求，而呈现出一些表现形式的差异。具体而言：

　　以谈线）茶座专栏式──围绕一个相近专题展开一系列谈话，比如中央台经济频道晚间谈话节目《中国报道》，重庆台节目《龙门阵》，中央台《文化视点》，《读书时间》，《精彩十分》等一批栏目和节目，这里的主要特征是主持人邀请嘉宾访谈，每一节目线）剧场交流式──众多人参与谈论某个话题的单个节目男女暧昧情感心理学，典型如中央台《实话实说》、北京台《荧屏连着我和你》、中央台《影视同期声》等，这里是嘉宾与观众互相交流，现场感强烈。

　　以具体形式表现看，谈话节目形态与对象差异又可以分为：（1）三人茶座式。比如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报道》，江苏台的《关注》，以及众多的地方台的一些栏目。这一形态一般是主持人一人主宰话题，决定走向，嘉宾参与，话题丰富。三人谈话的榫接和枝杈天然呈现，个人的感受相当自由，常常越出设定话题，需要主持人巧妙牵拉，而嘉宾的个人经历穿插也构成谈话进展的润滑剂。这一类节目好比轮盘赌，彼此呼应也彼此调侃。（2）两人清谈式。典型如湖南电视台《今日谈》，央视的《今日说法》，以及重庆等省台的一些栏目节目。这一类形式比较特殊，主持人一般不变，但嘉宾常常变化，否则五花八门的话题专业性太强，会造成耍贫嘴的感觉。实际上，尽管双人清谈式较少，但这是和更多双人节目主持人互相照应演变而来，又是主持人节目的多数。这一类形式特征是主持掌握，但嘉宾主宰，多少类似于捧逗艮，你来我往，答问居多。（3）多人互谈式。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精彩十分》，《对话》，《朋友》，以及众多的地方台栏目。这一类形式的特征是主持人一人专注控制，多方交流，好比众星捧月，天然一种倾听氛围。交流的本性在这里最为突出呈现，镜头在主持人──嘉宾──观众（绝大多数栏目都有）之间切换，主持人的魅力、谈话细节的动人性是成功的焦点。

　　从风格形态来探讨包括：（1）专题叙述式。如中央台《实话实说》，《对话》，北京电视台的《荧屏连着我和你》等，重在铺展事理，展现就是价值，观众需要广泛的关注现象，线）理论评点式。如中央电视台经济节目《中国报道》，湖南台《今日谈》等，重在义理，是非结论分明。（3）幽默侃谈式。如《锵锵三人行》，中央电视台的《影视同期声》等，重在投合观众心理，窥视他人心理。这里的风格是简单的借用，实际上，谈话节目的基本格调来自于西方脱口秀，在中国的初步发展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经典样式的变化，特别是中国谈话节目是在许多娱乐节目不由自主的明显借鉴于港台节目的背景下还能建设出符合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又愉悦大众，实属不易。

　　之所以探讨谈话节目的形式，是要重点分析中国谈话节目的规律，即安排的预期性和掌控。不言而喻，在愈来愈要求高的观众看来，谈话节目的模式本质是一样的，即话题的引导张弛有致，最终不会超出限定的范围。特别是形式上不会出现打破演播厅规则，自始至终录完为止。于是，不时难免有人疑虑《实话实说》的发言者是否事先安排好的消息出现。的确，中国电视谈话节目造就的中规中矩的程式相沿至今，在形态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唯一被打破的是北京电视台2001年11月10日《国际双行线》出现的谭盾来了节目中，作为嘉宾的谭盾难以忍受谈话对手的咄咄逼人，抽身而退，开启了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意外的先河。这里不仅仅是意外事件本身，触及的是规矩与冲破合理与否。毫无疑问，中国电视谈话节目遵循理解和沟通的准则，有限度的谈论为人默认，与西方期待意外和设计造就冲突的思路显然有别。交流的抚慰目的笼罩住冲撞激发的意义，调适情感和中和冲突，自然吻合传统文化的要求，不无合理性，但丧失了许多丰富的人生内涵。我们不能简单认同西方电视谈话节目作为国民自由言论讲坛的要求，更难以实施以火暴现场和冲突率作为标准的谈话节目，但温厚有余和缺乏深层交锋的谈话显然不是完美的沟通。不是观众没有做好接受出轨意外的心理准备，而是形式旧套和有形束缚住创造的翅膀。对突发事件的预料应当格外精心，因为电视的快捷本性需要突发事件；追求出乎意料是西方电视的得意之举；制造超出常态的意外是当今竞争电视机构和出众主持人的拿手好戏。从这一意义上说，突发事件既是电视传媒的本性显现，也是电视成熟与否的考验。所以，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意外出现是必要而急需的，打破规范形式背后的无形思想约束终归是重要的任务。

　　综合而论，关乎谈话节目的焦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从狭义的理解，谈话节目的三要素是主持人（决定品牌标识）、话题选择（决定兴趣和受众面）、交流对象（决定深广度）。

　　首先是关于谈话节目主持人。考察近年谈话节目，不难发现，在三者中，最需要调整的是主持人。在主持人这一要素中容易看到的问题是：咄咄逼人，聪明过度，阻碍交流；主持人无力控制全局，话题泛泛而过；主持人单枪匹马，嘉宾观众无人呼应，场面尴尬。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不是简单的提问者，而是兼具知交亲人般的朋友和察言观色判断者与转圜自如的打圆场者多重身份需要的全能角色，其素质应包含口齿伶俐、亲近感、应对才能等在内。不同于一般靓丽感官角色，谈话节目好主持多少忌讳外型的抢人观感以免遮掩内容的戏份，从马东、崔永元的形象多少可以看到当今中国电视谈话节目优秀主持人离标准播音员的必要鸿沟。当然，总体而言还需要注意：（1）、呼唤个性主持人。其风格独具，谦和、犀利、儒雅、幽默，不拘一格，但善于把握全局的智慧和起承转合的敏感，以及语言的内涵力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崔永元的成熟形态证明这一点。个性主持人不是各色异常，一些电视台选取长相奇特的主持人，一些电视台则让主持人打扮得奇形怪状，似乎就是独特，也一时颇有奇观性，但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如果没有内在魅力跟上，肯定没有个性的吸引力。（2）、节目或栏目的品牌特征代言人必须出现。一些节目的话题好，但主持人没有形成与节目特点的天然联系，嘉宾的重要性不能成为品牌的代表，比如重庆台的《龙门阵》节目很有特点，但早期主持人与嘉宾谈论的东西五花八门，他们口若悬河，却似乎并没有形成栏目的代言人特性，嘉宾太能应付裕如，教化意味太浓，结论太多，研讨的张力不够，主持人与之平起平坐，没有风格特点。（3）、主持方式死板，电视手段应用不足。这里需要深入讨论的关系主要是：品牌和风格是形式的要素。品牌是积累而成的栏目标志，主持人占有第一位意义。主持人的亲和力又是第一位的，透射出的人品第一位，吴宗宪冒充单身和被揭密引起极大的风波，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主持人，尽管花费极大精力予以弥补也难以完全消除。主持人必须面对的是亲和力之中的两个支撑：文化和智慧，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同一语，有多少学历不见得就是有文化，但文化应当是多种知识的积累。文化积累需要岁月，但文化实际上是相对于个体协调而言的，每一个人现有气度的支撑饱满与否是最为重要的，做作是头号大敌，曾见一些著名人士端着架子抑扬顿挫，气度多于支撑，照样难看。反过来故做深沉的文化气度是令人可笑的。智慧就更为复杂，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可以有智慧。目前中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文化沉积显然不足，智慧显示比智慧本身更在行。所以倡导亲和力是目前的主要任务。个性是不必强加的，但需要挖掘。需要强调，主持人风格决定品牌：靓丽、成熟、幽默、亲近不必强求，但就现有栏目表现看，隐约可见西方脱口秀和东方和事老结合的印记。无论如何，现场的发挥极为重要。无论主持人，还是参与者都需要具备时事敏感力和谈话的机敏能力。但主持人的选择尤其重要，他对话题的把握和引导决定着栏目的基本风格和文化取向。

　　其次是话题选择拓展。现阶段谈话节目处在较为软性的话题层面，尽管言论环境早已大大改善，但对于尖锐社会问题的探讨力度，还因为稳定的需要和对社会承受力的估价，不可能超越性的展开，于是，最大问题是没有社会热点和没有多重层面的深入可能。一些名牌栏目的温吞水话题屡屡可见。我们当然不会苛求出现西方尖锐的话题选择，也不希望造就为了收视率而极端化的尖锐对峙甚或大打出手的火暴场面，但面对平面媒体深入深刻的话题表现，相形见绌的电视媒体肯定不会好受，谈话节目的天职更不可能长期漠视。目前话题较好而有特点的主要有几类：（1）、社会新闻类，有热点和时效，取决于谈线）、文化类，有某种欣赏感，取决于和现实的切近度；（3）、人生矛盾类，有最为广泛的观众缘，取决于触及生活复杂面的深度和反映人的精神情感多样化。这些都有开拓的空间。关键问题还在于其害：谈话节目的辩论色彩和话题的争论性。没有交流特别是辩论的交流，谈话的价值就减色不少，没有你来我往的意见交锋，难以显现多样性的生活真实。真正的沟通不限于荧屏中的人物，更在于关注谈话节目的观众。所以，注意开拓争论的空间是谈话节目深入的重要途径，这必然导致争议的产生，不同角度对现象和问题的理解不尽相同，才可能有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就现状而言，不是没有开展的余地，普通的话题也有深入的可能，只要有对峙与歧义，就可能出现交锋的精彩场面。在《实话实说》中曾有对环保话题的议论，争论比较激烈，因为展开的是现代性的话题。而在《国际双行线》谭盾来了中对音乐传统和现代表现歧义的争执，更出人意料的导致硝烟味隐隐而现的状况。由此说明，交锋取决于话题的现代性冲突内涵。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趋向迟早会从求同的宽容延伸到存异的流程中。

　　再次是交流对象，交流对象是谈话节目展开多大可能性的基础。明星的参与，表演化就比较强，场面活跃，但理性深度很难进行；专家参与，严肃必不可免，话题的理性色彩成为可能，但画面难看；选择不同层面对象很可能决定了节目的深浅性质。总体看来，主持人加嘉宾加观众是较为合理的大众观赏形式，在三者互动中，交流的意义较好体现。这里特别需要注意对嘉宾的调用，随着话题的变化，设计几组嘉宾渐次上场是颇有可取处的手段，观众不变，主持人不变，但嘉宾变化，可以打破交流的一成不变状态，在《实话实说》、《朋友》等节目中都有相当成功的例证。但这里主要探讨的是对谈话对象的认识和尊重问题。参与节目的嘉宾和观众，常常成为被摆弄的对象，他们的平等待遇有意无意被忽视，在目前状态下，传媒的媒介霸权（断章取义的话语权）和媒介单方主宰的威慑力往往令人恐惧或敬服，但也令人厌恶反抗。开放社会的平等观必然要求无论何种双方的对等权利，我们的媒介具有国家意志的无形权利，对方就无形成为权利被剥夺者，在电视愈来愈赞赏，导致观赏满足快感的背景下，电视打着代表观众或国家意识形态审判的正当名声，堂而皇之的剥夺常人的隐私权，让对方暴露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精神自痿，就是传媒合理霸权的典型显现。于是应当提倡观众参与者知晓权问题。电视期待造就嘉宾没有准备的冲撞心理当然有节目好看的理由，无法预见的对立、冲撞和失态，在众目睽睽之下充分显示了人的真实状态，既吊起观众的胃口，又满足鄙陋的心理。但需要强调，参与者应当具有知情权，谈论什么，对手为何，自己可以怎样阐释，都应当有所约定。电视台在平等对待的前提下实现节目的合理冲撞交锋与沟通才是显示本事所在。谈话节目的深入确实有待于节目展现的平等交流的气息、观众平和对待意见分歧双方/多方的宽容，电视台善待参与者的心理平等、和对峙者容忍对方伸张观点哪怕尖刻严厉等。说到底，认同谈话节目对意外的期待是对现状不满的合理表现，承认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恰恰是为谈话节目的更大开拓打开了可能施展的自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