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清朝时期的赐府另居是何内容？还有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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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顺治元年(1644)，确立了皇室宗亲“赐府另居”的制度，这一制度在顺治五年(1648)和顺治九年(1652)分别进行了两次修缮，形成了一套基本的框架体系。“赐府另居”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根据皇室宗亲爵位等级的不同，给他们配备另一个王府让他们另外居住。在王府内还配有专门的属官、侍卫、太监，除此之外，在给赐府另居的同时，朝廷一般还会另外赐予一定数量的田产、商铺。

　　按照这些来看，清朝皇子的“赐府另居”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分家单过制度，可事实并非如此。结合一下清朝对宗室王公的分封办法来看，就可以发现这种赐府另居的制度并没有那么简单。清朝采用与前朝不同的分封办法，奉行“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政策，甚至让他们“内襄政本，外领师干”。也就是说，清朝给予宗室王公爵位的加封，但却限制他们只能在京城建造自己的府邸，没有旨令不能擅自离开京城。这两者结合起来看，实际上赐府另居就是一种对宗室权力的限制，是一种巩固皇权的政策。赐府另居不同于分家单过，里面蕴含着很强的政治目的，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府邸的建立

　　顺治帝建立这项制度时，并没有子嗣，因而这项制度只用于“国初开创，栉风沐雨，以百战定天下”的功勋宗亲。由于他们的功劳大小各不相同，所以赐予的宫殿的待遇自然也有高低之分，这就形成了按照爵位等级不同进行分级赐府另居的制度。

　　乾隆时的《皇朝通典·卷四十》中记载，清朝宗室的爵位一共有六级十二等，分别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依据这些爵位等级的不同，清朝政府制定了详细的府邸规模，这些不同的府邸规模在一些史书文献中也有所记载。

　　《清实录·世祖实录》中详细记载了顺治九年颁布的自亲王至宗室公爵的府邸建制的条令，如亲王的府邸建制：“基高十尺，外周围墙。正门，广五间，启门三。正殿，广七间，前挥周围石栏。左右翼楼，各广九间。后殿，广五间。夜室二重，各广五间。后楼一重，上下各广七间。自后殿至楼，左右均列广虎。正门、殿、寝，均绿色琉璃瓦。”除了这些占地面积、房屋个数、建筑材料的规定之外，还详细规定了亲王府邸的后楼、翼楼、贴金、绘画、窗楹等等。

　　相比之下，爵位越低的的宗室王公的府邸也就越简陋，如贝子的府邸建制相比亲王就显得格外朴素：“基高二尺。正房三间，启门一。堂屋四重，各广五间。脊安望兽，余与贝勒府同。”这就充分显示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尊卑分明的状况，这也是“赐府另居”的主要特点。

　　二、赐府另居的附加赏赐

　　如果只是单纯地赐府并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巩固皇权的目的。因此在赐府另居制度之外，清朝为之配备了明确的爵位俸禄制度，将赐府纳入了王公经济体系的一部分。《皇朝通典》中记载：“亲王，岁给傣银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五百两。每银一两，给米一斛。”这样的俸禄已经算是高薪，但作为宗室王公，不仅要支撑府内庞大的日常开支，还有一些人情世故的往来花费，因此这些俸禄远远不够。

　　因而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配套赏赐，皇帝往往还会赐予田产、商铺、人丁一类的实物财产给宗室王公，同样的，不同爵位等级的宗室王公的赏赐也各不相同。这样，皇帝就将宗室王公的“根本经济”牢牢抓在了手里，对于皇权的集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三、 王府内部的属官体系

　　王府建立之后，府内一定会形成独有的属官体系，一般来说，一个王府的属官分为以下三类人员。首先是一个王府的总管——长使，长使除了要分配府中其他人员的日常工作外;还可以跟随王公参与政事，但康熙八年时以国家重大机密应该慎重为由撤销了。其次就是一个王府的护卫，而这些护卫也是皇帝根据王公爵位等级的不同来进行赐予的;第三类人员是礼制引导，如典仪，负责一个王府内的诸如膳食、修葺一类的生活事务;最后是护军这些人员，也是皇帝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赏赐的。

　　除此之外，《皇朝通典》中还对除去护军的其他三类人员的赐予数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自然也是依据爵位等级来制定的。以上就可以看出，宗室王公被赐府的府内人员也尽在皇帝的掌控之中。清朝皇子的“赐府另居”并不仅仅是“分家单过”，还隐藏着很深的政治目的，是皇帝为了稳固皇权的一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