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关系图

　　自2020年下半年起，“打工人”语录一跃成为互联网热门话题，形成持续至今的流行热潮。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不少网络热词有明显不同之处理智与情感关系图，“打工人”话语在转义机制上是以熟语焕新的方式，其迅速“蹿红”则可以从亨利·詹金斯的“参与式文化”理论获得解释。同时，在其表达意涵上，除了该词本身并不特别明显“戏谑”风格外，更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打工人”话语中所体现的降维认同，以及情绪释放功能。而在此基础上，话语激发潜在或现实的行动，“打工人”话语通过降维认同和情绪释放，在一定意义上也有助于推动群体团结、网络互助乃至社会稳定。

　　互联网一直在不断生产独特的交流语言和标签语言，每一年度都有相当多的流行性表达在不同的网民群体中产生共鸣。而在这些不断更新迭代又看似鲜有留存价值的表达中，仿佛总容易被统而视之。但是，事实真是如此，或线年的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打工人”作为一种略显无厘头的表达迅速流传，各种围绕“打工人”编写的段子在微博、微信，以及短视频平台疯狂转发，与之相关的无数表情包成为社交媒体中声势最为浩大的一种网络实践。“早安，打工人”、“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但不可以一天不打工”“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都是人上人”等等，诸如此类的“打工人”语录在博得会心一笑的同时，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一波你来我往的“打工人”热潮，几乎人人都以“打工人”自居，人人都为“打工人”勉励，参与其中的尤其为年轻人，逐步形成了一种来势汹汹的“打工人”话语风潮。

　　按照费尔克拉夫所说，“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1]从社会关系的视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打工人”话语的生成，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身份认同指向。如果从词语考古的角度来看，或许更可以发现这一表达并不像其他诸多网络流行语那样可以统而视之。

　　从字面上，“打工人”一词的含义并无特殊难解之处，即“努力从事工作的人”。“打工族”、“打工仔”等词随着改革开放进城务工潮的兴起也早已为大众所熟知。但相较之下，后者更像是作为群像的脸谱化表达，且带有一定职业区隔的语境含义，因此在当时只是成为了一个代称而并未形成一种话语流行。相比之下，“打工人”所涵盖的群体则更为广泛，其不仅是单指在底层劳动的人民，事实上，可以发现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公司的程序员，还是白领精英乃至高层CEO，只要是在岗位上付出劳动的，领用薪水度日的，都在这场近乎狂欢的话语事件中自称为“打工人”。质言之，这种称呼超越了本身职位的差异、薪水的差距，凸显或标榜的是“打工”的身份，呈现的是群体“打工”的内在意涵，因此具备足够的普适性，能够引发更加广泛的社会共鸣。需要指出的是，在此之前其实已经出现过类似的“社畜”文化，同样掀起过一股热潮，但它更多的是白领或精英阶层的自我感慨，其中的“丧”文化占据大多数。

　　由此，这其中可能就蕴含着更深层的问题。正如福柯一再指出的，话语研究“要在陈述事件的平庸性和特殊性中把握住陈述；……（省略号为引者所加）为什么这个话语不可能成为另一个话语，它究竟在什么方面排斥其他话语，以及在其他话语之中同其他话语相比，它是怎样占据其他话语都无法占据的位置”，[2]换在这里，就应该发现“打工人”话语的流行绝非仅仅基于一种语言形式上的调侃，或者说，即便作为一种自我调侃，其背后也可能潜藏着更为复杂的内在。那么，这个“复杂的内在”指向什么，该如何从学理上予以把握？“打工人”作为语言学上的熟语，又是怎样与这个“复杂的内在”联结在一起，从而做到福柯意义上的“其他话语都无法占据”呢？

　　“打工人”之所以会突然成为网络上一个热门梗，与一位名为“抽象带篮子”的网红主播直接相关。多方资料显示，作为一名95后网红，“抽象带篮子”本人带有浓厚的“底层人民”意味：小镇青年出身，两次高考失利，大专学历，直播团队解散，随后做过保安，以致在一些公众号标题中甚至将他打上了“现实版哥谭小丑”的标签。然而，正是长期在底层徘徊的生活经验和他本人颇为真挚自嘲的对话方式，激起了诸多网友的共鸣，在初步受到关注后，他每天都会发布一些搞笑视频段子，并始终以打工人自居，这种看似工作态度端正实则带有自我调侃的视频很快引起网友的转发和模仿——无论是北上广高档办公楼里为公司打工的白领，还是二、三线城市的基层务工者，都纷纷开始调侃自己的“打工人”身份。透过快手、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的高速传播，以及互联网语境中不少意见领袖的介入讨论，“打工人”这个流行语也迅速为大众所接受。尽管最初可能只是基层务工人员的自我感慨，可在逐步演化的过程中却恰好契合了广大网民的心理，成为了一种具备广泛涵义的网络代名词，尤其是对在职场生活焦虑之下的年轻群体，成为他们自我调侃纾解压力的方式之一，形成网络上的又一波热潮。

　　根据清博舆情数据显示，“打工人”相关线日开始被逐渐提起，截至2021年1月9日，其一周内仍有1563604条相关信息总数，且有53%的正面情绪指向，以微博讨论度最高，占据84.98%。一系列的现象显示，作为网络热点的代表之一，“打工人”在出现时带动了网络流行趋势，并且仍然具备一定成长度，成为大众交流互通的焦点话语。

　　类似于“打工人”话语的迅速生成与流行，可以被视作是社交媒体时代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对于此类热潮文化现象，美国著名媒介学者亨利·詹金斯在2003年提出的“参与式文化”可以作为一种理论参考，这一说法在詹金斯于 2006年出版的《融合文化：新旧媒介的冲突地带》一书中有过明确解释。[3]詹金斯认为, 融合是一种范式转换, 原本媒体独享的内容因为技术介入得以实现跨媒体多渠道流动, 各种传播体系相互依赖形成了新的媒介生态圈。在网络时代融合文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詹金斯提出“与其说我们在讨论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不如说我们将他们视为互相作用的参与者，遵循一套我们尚无法完全理解的新规则。”，[4]这一表述与加拿大互联网理论家皮埃尔·莱维的“集体智慧”概念若合符节，他认为“我们对新技术最好的利用不在人工智能上，而在集体智慧上”。[5]詹金斯坚信在融合媒介的业态下，现今的消费者拥有更多主动参与并创造文化的能力，这一现象是积极的，互助的，“融合发生在消费者个人的大脑中及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6]由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由单向的被输入或被互动转变成了具备更多参与能力的媒介成员，公众文化打破传统媒介机制，愈加有可能形成主流趋势，其中也有粉丝文化的诞生。正如丹·吉摩尔所述，“此前被称为受众的人们现在成为参众”。[7]由此可见，参与式文化是契合媒介发展趋势的, 它特别对互联网技术有着天然的依赖, 促进了公民社区的构建和群体身份的认同。[8]同样，丹·吉摩尔所提出的“自媒体”（we media）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互联网环境下的参众模式明确了主动渠道。根据其理念，相较于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方式，现如今的“草根媒体”能够以更为亲和、接近的对话模式促进信息的交流和互通，事实上是在Web2.0时代下大众媒体深化的体现。现今网络流行文化的诞生与传播都无法脱离原本作为受众的消费者的积极参与。

　　与网民参与直接相关的，也包括当下极为突出的粉丝文化现象。同样是亨利·詹金斯，他于1999年总结提出“文化盗猎”思想，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粉丝作为文化消费者的主观能动性，提供了不同于尼尔·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至死”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从根本上充分强调文化消费者能够根据已有文本进行二次创作，甚至创造自我文化群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在此复杂演进的过程中，就有极其圈层化的情感代入，并在一定范围内构造群体身份认同感。数字文化研究学者朱丽丽也在各类迷文化的研究中指出，“在网络迷群的社会动员的行为模式之下，其实潜藏着更为深层及隐性的情感”，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性诠释群体”，强调了共同的情感驱使对网络迷群热潮的重要影响。[9]曾一果则指出，借助于社交媒介平台，部分饭圈突破文化圈层和壁垒主动介入现实社会与生活。这是饭圈由“自我认同”转向“社会认同”的表现，即饭圈或小众文化热潮由小群体衍化至公众现象，事实上也是群体身份认同的构造与曲折表达。[10]

　　透过“打工人”话语，可以发现与之相类似的网络流行语文化，大多都带有共同的情感特征与身份认同感，并且借助媒体的扩散与互联网的信息互通逐步由小群体覆盖至大层面。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消费者更倾向于主动接触并对文化进行二次创作，聚集其集体智慧，逐步形成更具广泛性的草根文化，从而构成具备表达意义的焦点话语。换言之，网络流行语不仅指向其自身，成为标识自身、构造自身的情感与身份，而且也主动通过宣示，伸向外部，以特定的方式呈现出力量，形成与社会整体互动的表达力。

　　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打工人”作为一个标签出现在当下网络文化乃至日常交流中，并非一个孤立存在，至少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诸如“打工崽”、“社畜”甚至“屌丝”之类的，这些共同形成了一个话语簇（discourse cluster）。但是，或许得承认，诸如“打工崽”[1]、“社畜”这些话语称谓远比不上“打工人”话语所具有的指向包容性，即“打工人”话语几乎无所不包地纳入了所有从事社会工作的自我指称。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自我指称的标签，它同时自然也是一种文化符号，而在这一点上，有学者很早就指出，“文化符号不是与现存在的本质的表达形式，而是自身成为积极的行为者，创造新的本质、新的社会形式、新的行为和思考方式、新的观念，对‘命运’、‘自然’和社会‘现实’这些东西进行重组。” [11]换句话说，话语从来都是包裹、同时又可能被赋予了多重意涵，而在此过程中，言说者又藉此彰显自身，质言之，话语一旦被生产出来，就会展现出多个面向的力量。

　　面对着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各种信息以万花筒的形式和速度涌现，媒介化个体的生存意义愈发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回应这个问题的方式并不是迎难而上，积极地去探索、抗争，反而是几乎无意识地就走向了“悲情和戏谑”。[12]从这个意义上，杨国斌对网络事件的情感动员路径的分析，几乎也完全适用于像“打工人”、“屌丝”之类的话语簇。在“戏谑”式的自我调侃与自我指称过程中，社会个体的身份并不尽然是变得清晰，反而显得暧昧莫名。这也就更需要抽丝剥茧，特别析出“打工人”话语背后的认同指向，具体来说，至少对相当多数的群体，他们显然在“降维”。

　　降维认同，在此指的是使用“打工人”标签的人，不仅在表达一种身份认同，同时在以自嘲或自甘降级为底层身份的方式，达成对此种身份的认同。于另一种层面可以用“自我矮化”来理解，即以“自我矮化”为特征进行“自我认同”理智与情感关系图。[13]可以解读为一种情感共鸣与社会表达的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打工人”话语拥有与“屌丝”等话语完全不同的包容性与社会表达力。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经非常详细地分析了在现代性进程中工作伦理的创生和功能演变。他认为自宗教从日常生活中退场，现代社会为了劳动力供应创造了工作伦理以驱使每个人都成为“工人”，“工作伦理传达了一种平等的信息，它淡化了工作之间原本显著的差异，包括带来满足感的能力、带来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14]但是信息技术以来，工作伦理催生的“正能量”已经不再能够维持，尤其是当工作不再像此前那样的稳定性，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削减用工人数的情况下，无论是处于哪一层级，工作带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都大幅度降低了。而这或许就是“打工人”话语能被降维以至广普适用的社会基础。

　　对于“打工人”话语而言，应当明确其包含着两个层面的认同，其一为情感认同，其二为身份认同。无论是充满戏谑或的“打工人”表情包，还是以搞笑段子形式出现的“打工人”语录和相关视频，其传达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对当下工作乃至生活环境的压力体现：工作劳累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生计奔波，最大化的价值创造还是为了老板赚钱，没有多余的精力和空隙可以休息娱乐，生活不易且难以达到财政自由。无论是996的公司职员，还是起早贪黑的基层务工者，抑或是需要加班的白领精英，各行各业都有独属自己的辛劳所在。在情感层面，这不再是仅存于一个小团体的特殊苦恼，而在大众解读中演化为集体想象图景。人们所认同的是在社会中存在于眼前的压抑和焦虑，认同的是彼此同样的苦闷和辛劳，所代言的是完全不仅限于底层劳作所面临的艰辛与矛盾，也即是说，可能在他人眼中光鲜亮丽甚至舒适自在的行业，也同样有属于自己的阴暗面与消极面，但共同驱使的情感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对行业竞争的抵抗。当然，此前已经有人指出，在大都市工作的白领精英也纷纷以“打工人”自居，其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原先普遍流行的“劳动最光荣”这一线] 而不论如何看待“打工人”的出场，都要特别注意到包括白领精英用以自况，即“降维认同”所具有的超社会阶层情感与意义。

　　在身份层面， “打工人”一语尽管脱胎于改革开放初期在粤港地区流行的“打工”一词，可在社交媒体时代已然被赋予了全新的包容性身份形象，成为具有社会普适性的群体象征。这一动向值得从两个维度加以理解。其一，随着体力劳动收入的提升，无论是年轻人或年长者，处于工薪阶层或更高更低的社会地位，如前文所述，基本都具有同样的工作形态，事业上自我完成不足，生活上自我实现不足的状况始终存在。社会结构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阶层差异，然而随着愈加共性的社会境遇出现在各个薪资阶层，人们可以感知到的共同情感更为强烈，其跨越阶层认知的身份认同感也尤为显著——彼此都是事业的拼搏者和生活的奋斗者。

　　其二，无论以什么方式标签当代社会（诸如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福特主义等），都非常明确地揭示了社会劳动呈现出分散化、定制化、弹性化的趋势。与此趋势相对应地，劳动者曾经具备的稳定性和归属性已不复存在。例如在今日美国，社会已分化为四个主要的职业群体：农业阶层、工业阶层、服务业阶层和创意阶层。而后两个阶层（即通常所说的第三产业）已经占据就业人口的80%以上。中国的情况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创意人才愈来愈受重视，工作环境和样式更趋多样化则是殊途同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以来，这一趋势更呈加速态势。亿欧智库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远程办公市场规模有望达到448.5亿元，约为2017年市场规模的7.5倍。在这种工作样态越发“波西米亚化”的过程中，每一阶层的劳动者都逐渐接受身份的弹性和可化约性（即最终化约为“打工人”）；进而言之，则是身份认同上的广泛趋同，“我是打工人”——这已然成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认知，也是大众对当下社会共性的身份认同。

　　以“打工人”这一戏谑的称呼来进行自我表达，事实上还正是相当大数量的一个社会群体在网络上的“自我矮化”和“身份降维”。常理而言，“打工”所指代的一般是基层务工人员或底层劳动人员，通常并不会将都市白领纳入到这一范畴内。但在“打工人”话语的称谓中，则容纳了社会中的极大多数。这一群体将自我认知“降维”至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这是他们对眼前社会境况的无奈之举，同时更是对情感关注的需求体现。通过对身份底层化的认同感，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和蔓延，尤其能为这些在社会结构中感到疲惫的人群提供共同认可的社交圈，产生强烈的集体意识和情感共鸣，得到集体的安全感和情绪的发泄口；通过剥离自我在社会上的地位，可以迅速获得广泛的同情和共感，得到互通的情感安慰，甚至于融入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中，得到彼此互助甚至相互理解的共情交流。中国社会确实也存在相当广泛的“草根文化”，以至于层次越“低”越普遍化，越容易引起大家的共性。当对身份进行“降维”时，实则是希望得到广大群体的接纳和认可，得到情感的共鸣和安慰，是对自我身份焦虑的体现，但这并不是单纯的消极自降，它在同时也体现了对现实的抗争，以自嘲自贬的形式鼓励自我冲破底圈，是一种隐含积极的话语形态。

　　情绪释放，即指“打工人”系列话语，让这些在都市求存的年轻人，借助网络媒介的频繁使用，实现对生存压力和负面情绪的释放。对照之下，“打工人”在容纳更多社会群体的进行自嘲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消解其中的负面情绪，“加油，打工人”、“打工人是人上人”的口号在应对职场乃至生活压力的同时也有打气鼓励的含义在，其中的自勉心态更胜一筹。

　　然而，从总体上看，在一系列“打工人”衍生出的视频语录乃至讨论中，戏谑和调侃的形式占据大多数，创造者和积极参与的评论者都以自嘲的方式得到共娱乐的群体效果。在话语传播的内容中，实则折射出对当下现状的无奈和自我表达的无能为力。如“过安检时发现警报一直响，是因为自己拥有打工人钢铁般的意志”、“打工赚不了几个钱，但多打几份工可以让你没时间花钱”等，在博得大众一笑时又顿觉现实的悲凉，表达真实社会压力现状的同时也以调侃的创作进行缓和。这样的情绪状态和表达方式主要存在于年轻人中，也就是这场话语实践的主力军。其面对难以纾解的焦虑和消极面更为敏感脆弱，因此借以“打工人”的话语传播提供抒发负面情绪的途径，借助网络的面具更为大胆地创作和发表，主动且直白地展露自我隐藏的内里，实则是内心的呐喊与痛击。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的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宗教时曾指出，“弱者”（disprivileged）的宗教信念会反映出他们对其世俗命运的潜在抵抗。而在中国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强调：第一，“弱者”已非韦伯意义上的弱者，正如前面指出的，“打工人”已经成为各个阶层的共同性话语，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说，通过降维认同要达致的目标也并非是纯正意义上的抵抗，更多地反倒是一种略显消极的情绪释放；第二，韦伯所称的“宗教信念”在社会层面上基本不具有广泛性，“打工人”话语无论是抵抗还是“吐槽”，都是世俗意义上，并且这种世俗趋向也远非一日，而是旷日持久的互联网情境。

　　更重要的是，在“打工人”这样的话语实践中，单纯的负面情绪并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甚至容易被其他受众拒绝，而笑中内含艰辛的情感特征才会直击内心，得到积极的集体共鸣，形成群体风潮——与此相印证的，以漫画加简洁文案形式出现的“小林漫画”同样非常受欢迎，恰与“打工人”系列话语路径趋同，不走简单卖惨路线，而是追求“一笑而过，若有所思”。由此可见，这种情绪释放包含对个体情感的抒发，对自我身份认可的个体表露，同时也有与集体情绪的交互呈现，社会共同情感的集中表达。对于注重个性和自我的年轻人而言，“打工人”话语的情绪释放更可称之为一种平衡艺术。其在一部分情绪中抒发了对重压的疲惫与劳累，对生活现状和自我状态的消极与不满，对社会结构和阶层等级的不屑与愤慨，但同时也是更重要的是在进行适当的自我减压，既有融入社会的自觉，也有对个体价值、个体尊严的尊崇和追求；既有认清现实的妥协，也不乏美好憧憬、对光明未来的努力和坚守。背后隐藏的情绪并不只有单纯的消极发泄，表达对个体价值的不满和愤懑，也有在面对现实重压的积极心态，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放松理念。这样的情绪释放和个体表达只能存在于广阔的网络空间，但也体现了“打工人”话语中更为深厚凝结的共同情感，由此进行话语的延伸及传播。

　　笔者当然也认为“打工人”话语存在一定的负面意涵，传递出某种负能量。但是在更大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主流媒体也在介入乃至容纳这一话语的流行和诠释过程中。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打工人”话语所体现出的降维认同与情绪释放，具有符合新时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素和潜能。长期关注劳工议题的学者李舵就认为，“打工人”在拒绝历史上深孕阶级意义的“工人”一语的同时，又在新语境下复活了“工人”一语，即他所称的“后新工人”（第一二代农民工之后的群体）。细加考察，作为一种涵盖范围极广的身份认同话语，“打工人”的社会价值应该还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看：

　　在如“打工人”或“屌丝”“草根”等其他网络流行的的话语体系中，降维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不同社会阶层共通的情感共鸣，产生较为紧密的集体意识，并且利于营造一个拥有共同社会感知的广泛社交圈。在此前提下，跨阶层的个体间拥有频繁的交互和沟通，彼此的认同感更为强烈，更加容易促发团结意识和群体信念。由此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无形的集体联系纽带，进而具备大体相同的意志和情感特征，拥有一致的行动力和感知力，联结紧密并互相团结。在阶层结构较为复杂的社会现状中能够跨越彼此的阶层差异，实现互为认可的意见表达，展现大众发展的稳定趋向，由此可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

　　通过网络空间的情绪释放，能够在抒发个体负面情绪的同时获得集体情感的有效补给，依托网络平台的个体化传播和即时互动与其他个体产生共鸣并得到共性表达，获取情绪慰藉，在较短时间内可以抵消负面情绪带来的消极感和愤懑感，对于个体乃至群体的积极心态具有正面意义；通过降维认同，则可以在身份和情感层面获取必要的关注和抚慰，尽管其本身带有自嘲意味，但更可以此方式明确广泛的集体意识，减少自我脱离社会大众的消极想法，同时形成一定的网络热潮或流行文化，相似的降维认同者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形成广泛的社交圈和互助圈，在自我价值意义的疑问上得到集体认可。尽管两者并不一定具备一对一的互动方式，但在多媒介多渠道的互联网背景下，这种集体认知的扩散强化更能够形成一个共享的想象空间，助力于个体抱团取暖，产生情感慰藉，获得心理上的认同和帮助。

　　若阶层意识难以融合，阶级差异层次分明，则更易产生底层人民的反抗情绪，难以获得稳固的社会架构；若个体情绪难以抒发，则更易形成情感挤压的负面状态，影响个体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同时也有可能产生难以掌控的集群情绪，形成消极的社会舆情。由此可见理智与情感关系图，降维认同和情绪释放在社会群体的建立与实现中占据较高地位，个体的独特性和集体的共性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进行有效融合，从而为维护稳定的社会结构，产生积极的社会意识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