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专用名词

　　苏联解体能否有力佐证美国在冷战期间推行的遏制战略在手段上更胜一筹?实际上，我们既不能证明美国在冷战期间一以贯之地执行了同一种遏制战略（美国历届政府对如何遏制苏联存在着根本差别）。也不能依据对美国有利的事实结果大反推其战略缔造从始至终都比苏联更胜一筹（ 见表1）。回溯冷战历史可以发现，美苏争霸并未从始至终地呈现出美国权势长期压制苏联的一边倒态势，而是在大多时间呈现出美苏权势势均力敌、此起彼落、攻守交替的图景。在现实的权力竞争中，胜利者书写正义导致所谓正义必胜、由主导权力所造就的叙事结构以及由知识传播过程中经不断自我复制而强化的历史观念，共同构成了冷战史研究中美式话语霸权长期压制其他话语的根源。

　　关于美苏冷战与两极战略竞争的研究中，涉及美国成功经验或苏联失败教训的研究很多，但关于苏联如何在 20 世纪60—70年代对美实施反遏制战略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研究却很少。即便是研究苏联反遏制战略成效的著作也存在着失衡现象，如学界更关注苏联在进攻性战略导弹军备竞赛中实现优势反超的方式，而不太关注苏联在地缘的边缘地带究竟做了什么来增加美国战略消耗，为优势反超创造有利条件。

　　本文关注的主题是边缘诱捕（bait and bleed）战略。边缘诱捕战略是指在两极战略竞争态势下的攻势—方在谋求全面遏制的过程中可能陷入战略迷思，处于守势的方在边缘地带利用代理人战争等形式不断削弱攻势方并最终实现攻守易势的反遏制战略。这种反遏制战略既需要确保推行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国家进行长期战略消耗. 又需要避免守势方因支持特定地区的代理人战争而被战略竞争对手过分迁怒，从而出现将双方较量从幕后推向前台的全面摊牌风险。本文以冷战期间美苏双方的遏制与反遏制为研究对象.在对苏联战略目标、战略资源，战略手段与战略效果进行匹配后发现，战略资源相对处于劣势的大国采取边缘诱捕战略符合上述两种战略需求。

　　本文的问题是：为什么有时候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大国利用地区矛盾制造国际危机会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有时候却能够较好地将冲突控制在特定区域，从而避免两极之间最后摊牌。更进—步讲在超级大国所构建的反遏制同盟体系内，什么样的盟友可以充当不至引发全面战争的利益拓展区，什么样的盟友因可能触发全面摊牌的战争风险故而仅可充当压力缓冲区?本文假定，由于盟友本身存在着权力平衡、影响声望与战略信誉等不同的战略价值，因此同盟主导国介入盟友地区危机的意愿和力度也存在根本差异。基于上述假定，本文提出了如下猜想∶处于体系边缘地带的盟友可以成为超级大国通过间接代理人战争方式消耗对手的利益拓展区，处于体系核心地带的盟友可以成为超级大国增加战略回旋空间并减少直接对抗的压力缓冲区。对同盟者角色的精确划分既可以使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在核心地带实现可说不可做的注定缓和，同时在边缘地带实现可做不可说的战略反制。

　　诱捕战略在历中上并不鲜见，但将这种模式抽象成微观理论则是由约翰 。米尔斯海默（rsheimer）首先提出。该战略是本文提出边缘诱捕理论的重要来源。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诱捕战略的研究集中于探讨在理想状态下，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之间近乎零干涉与零摩擦的内在联系。但这种理想化状态在地缘实践中可能因存在三个尚未被深入阐明的问题，而导致战略实施者面临引火烧身的风险。既有成果对诱捕战略运行的因果机制和变量关系给出了较好诠释，但没有进一步回答为什么有时候该战略会成功而另一些时候会失败等深层问题。

　　前期研究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本文力图提升诱捕战略成功率的精细化突破点，即阐明为何有些国家实施诱捕战略，再造了攻守易势的战略反转，而有些国家则陷入直接对抗的巨大风险。例如，克里斯托弗·莱恩（ Christopher Layn）认为，虽然创造均势是大国战略行为中最普遍的形式，但确定符合均势条件的行为并不总是容易的，诱捕战略是弱势一方削弱强者进而构建均势的重要手段。本文认为，如果不能有效区分该战略在不同实施区域和特定对象上明显存在的风险差异，那么将无法理解诱捕战略成败的内在逻辑及其运行机理。在两极格局下，大国在核心地带实施诱捕战略可能面临全面战争风险，而在边缘地带实施诱捕战略则不会面临这种风险。因此，从理论上讲.只有在边缘地带实施的诱捕战略才是一种风险更小、收益更高的有效路径。

　　具体而言，一方面，两极双方均将体系的核心地带——技术核心区与生产核心区——视为具有颠覆两极体系权力平衡的锁钥。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crystal ball effect）使得美苏双方都不愿直接或间接在核心地带卷入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的直接对抗。例如，在1948年夏天爆发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美国表现出为欧洲不惜一战的姿态并向英国基地派遣能够执行核打击的 B-29 轰炸机，这一举动迅速使苏联放弃向西方进一步施压和挑衅。同样，1956年10月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介入也未能激起西方大国除了道义谴责以外的任何实际行动。基于成本—收益考虑，两极体系下的核心地带盟友将更多地充当压力缓冲区，并引导超级大国在该区域的竞争走向可说不可做的注定缓和。

　　另一方面，体系边缘地带则可能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释放结构性压力的蓄水池或节制闸。更确切地说，边缘地带的动态不稳定性是两极体系总体稳定的必要条件。

　　鉴于边缘地带本身的战略价值有限，超级大国对该地区权力变更的敏感性与容忍度较核心区存在根本差异。在边缘地带，超级大国之间仍谋求避免爆发直接冲突以至陷入没有赢家的全面战争，但它们对通过间接的代理人战争来彰显权力和消耗对手则表现出强烈兴趣。基于成本—收益考虑，两极体系下的边缘地带将更多地充当利益拓展区并引导超级大国在该区域的竞争走向可做不可说的注定紧张。

　　前期研究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想当然地认为 只要通过施放战略诱饵挑起冲突就可以自动削弱战略对手。如米尔斯海默认为，诱捕战略旨在施放诱饵促成两个对手投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施放诱饵者则可以隔岸观火、置身事外、静观局势演变。该战略既可以完好无损地保持自身军事力量，又可以在战略对手陷入长期消耗的背景下获取相对权力优势。 彼得·特鲁博维茨（Peter Trubowitz）认为诱捕战略是指一国努力加剧濒临开战的敌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 ，通过促成战斗以削弱目标国的实力。 然而，如此简单的手段与目标对应关系显然脱离了现实中固有的复杂性。在战争双方实力明显存在巨大差异的非对称冲突中，即便实施者投放一次战略诱饵就能挑起战争，但如何能确保战略竞争者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对手长期陷入没有尽头的消耗战? 例如，单凭越南北部的国家资源与战争能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长期拖在东南亚泥沼之中。事实上，与其说是美国的战略决策连续失误导致自身陷入越战泥潭，毋宁说是1965年来苏联主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断援助越南北部的结果。与米尔斯海默等人强调诱捕战略实施者至少与其中一方存在矛盾或与双方均存在矛盾不同，本文认为，若想使不平衡的对手之间保持长时段的冲突热度，诱捕战略实施者需要同其中较弱的一方构建起事实上的长期庇护关系。

　　前期研究没有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历史上，企图实施诱捕战略的国家很多，但成功的比例却非常小。斯蒂芬·沃尔特（ Stephen M.Walt）从转移战略竞争对手注意力的角度阐述诱捕战略的作用。他认为，大国往往可以通过让对手承担高成本 、低效益的项目来维护自身利益以及权势，这些项目可以起到分散和转移战略竞争者注意力以及消耗其资源的目的。我们必须避免因筛选和过滤历史案例而误以为诱捕战略是一项不太复杂、成本低廉、简单易行且效果尚佳的操作术（craft）。彼得·托夫特（ Peter Toft）的研究发现，诱捕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最大困境是常常难以让对手上当。如果战略对手是理性的，它往往能够看出自己陷入诱捕。因此，那些在历史上成功实施诱捕战略的国家具备何种共性的战略条件以及如何对这些超越时空限定的因素进行理论化概括进而提高诱捕战略的成功率是本文试图达到的主要目标。

　　在两极体系下。由于核心地带最微小的权势变动也会给施动者带来巨大的战争风险，基于干涉成本与盟友价值等角度考虑，体系大国更倾向于将核心地带的盟国视作维持权力分配现状的压 力缓冲区。但在边缘地带，由于权势变动很难影响两极之间总体权力分配，因此，超级大国在避免陷入直接对抗和全面战争的问题上更容易达成规避战争的默契。从概念上讲，边缘诱捕战略是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利用边缘地带已有的地缘矛盾针对战略对手推行的反遏制战略，即通过在边缘地带扶持代理人转移核心地带的结构性压力，增加对手在边缘地带的战争消耗或增加己方在维持区域和平问题上的影响权重与博弈筹码。本部分意在阐释两极体系下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推行边缘诱捕战略的前提假定、地缘逻辑和基本假说。通过构建边缘诱捕战略的微观理论框架，为两极体系下处于守势的超级大国摆脱遏制并实施战略反制提供有益的启示。

　　前提假定1∶民族国家继承权和领土争端是当今国际中最难以调和的矛盾，长期被压抑的矛盾为拟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国家在边缘地带煽风点火提供了充分的燃料。武装统—和领十争端本质是利益主张的零和博弈。尤其在民族主 义和的双重压力下，没有任何一个愿意拿自己的命运冒险，在民族国家统一或同其他国家领土争议的问题上做出妥协。因此，长期存在且无法化解的国家继承权或领土争端构成了一些主权国家之间爆发周期性地缘冲突与对抗的核心要素。掺杂了权利正当性、国家荣誉和民族情感的领土争端意味着冲突双方或至少其中一方具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意愿，但限于结构性压力或自身能力约束，才表现出时而紧张对峙、时而战端重开的周期波动。对于存在 上述矛盾的边缘地带来讲。一日其中一方能够获得打破现有均衡的外部援助，被压抑的矛盾就可能重新爆发。

　　前提假定2∶在同盟体系中，核心地带的盟友对体系权力的对比态势有质变影响，而边缘地带的盟友仅具有量变影响。在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介入核心地带盟国危机的意愿更加强烈。而介入边缘地带盟国危机的意愿明显降低。由于边缘地带盟友并不能对全球战略平衡产生决定性影响，超级大国介入边缘地带盟国战争的意愿和力度往往更加有限。鉴于超级大国对各自势力范围内所拥有的支配性地位均较为满意，只要不在各自关切的核心地带触及对方的战略红线，双方均没有意愿冒着全面战争的风险而挑起冲突。但在边缘地带，同盟信誉与观众成本要求超级大国为了维护权力的声望与承诺的有效性而常常卷入同次要国家的局部战争。

　　前提假定3∶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往往表现出比单极体系更高、比多极体系更低的介入边缘地带战争的意愿，上述特征构成了实施边缘诱捕战略内在动机的激励因素。在两极体系下，由于仅存在两个超级大国，彼此较难找到能够完全制衡另一方的第三方作为推责对象。在具有较大确定性的单极或两极体系下，支配性大国对核心地带的权势变动比多极体系更加敏感。但在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多极体系中，体系大国对边缘地带权势的变动比充满较大确定性的两极体系更加每感，这也是多极格局下的全面战争往往发端于边缘地带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对边缘地带的权势变动比单极霸权更加敏感。总之，与单极体系相比，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对边缘地带盟国的战争具有更高的介入意愿，与多极体系相比则具有更低的介入意愿（见表2）。

　　前提假定4∶对于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讲，所有处于核心地带的盟国都可以承担压力缓冲区职能，但并非所有边缘地带的盟国都可以承担利益拓展区职能。只有那些包含国家统一诉求或同周边邻国存在严重领土纷争的国家才可能被打造为边缘诱捕战略的利益拓展区;另一些愿意维持现状或同周边邻国不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则没有可以利用的矛盾，至多能够成为压力缓冲区。因此，本文假定，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往往倾向按照两类战略职能划分边缘地带的盟国角 色，即可以承担和益拓展区职能的战略进攻型盟友和能够承担压 力缓冲区职能的战略防御型盟友。

　　前提假定5∶核心地带构建压力缓冲是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间走向注定缓和的重要条件，边缘地带的压力缓冲往往因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收效甚微。超级大国在地缘核心地带的利益扩展会被战略对手解读为改变现状的重大进攻性信号；相反，其在核心地带构建压力缓冲则会被战略对手解读为明确的和平信号，进而在一报还一报的互动中与对手形成正反馈循环。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大国在边缘地带通过代理人扩展利益，通常被战略对手解读为改变现状的微弱进攻信号。由于不涉及双方的核心安全利益，超级大国倾向于利用地区矛盾并以代理人战争方式在力缘地带实施间接消耗对手的诱捕战略。倘若其选择在边缘地带构建压力缓冲，则既可向战略对手发出微弱的缓和信号，也可能被战略对手解读为内部虚弱的消极信号，从而促使对手增加遏制力度。

　　上述五个前提假定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保证两极权力竞争态势下的弱势一方会选择边缘诱捕战略，也无法有效支撑本文的理论假说。但如果把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的要素叠加起来，则可成为两极竞争态势下的弱势一方选择边缘诱捕战略的强大动力，同时也构成了实施诱捕战略的整体性约束。

　　逻辑机制1∶由于盟友本身存在不同的战略价值，有些对战略平衡起决定性作用，有些仅仅产生间接影响。鉴于边缘地带本身战略价值的有限性，超级大国对该地区权力变更的敏感性与容忍度较核心区存在根本差异。在边缘地带 ，超级大国之间谋求避免爆发直接冲突.但对通过间接的代理人战争来彰显权 力和消耗对手则表现出强烈兴趣，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有意愿将边缘地带有冲突意愿的盟友发展为实施诱捕战略的利益扩展工具。在两极竞争的战略态势下，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助能够吸引战略竞争者的介入，又能够避免院入两极 直接对抗的全面战争。

　　基本假说1∶两极稳定论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对各自势力范围内享有的支配性地位较为满意，因此愿意约束各自阵营内盟国改变现状的进攻性意图。本文则认为，两极结构下的超级大国更愿意约束核心地带盟国的进攻性意图，而对边缘地带盟国的约束动机明显降低。如果在边缘地带促成代理人战争有助于削弱战略竞争者的实力，两极结构下的超级大国甚至会对此类行为予以支持。更准确地说，边缘地带的局部代理人战争既是核心地带释放结构性压力的重要出口，也是维护两极体系整体稳定的必要条件。两极体系下核心地带的注定缓和与边缘地带的注定紧张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对于实行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讲，最优战略组合是将核心地带的所有盟国和部分边缘地带战略位置较佳但缺乏矛盾可以利用的盟国塑造成压力缓冲区，同时将边缘地带具有国家统一、领土诉求或的盟国视为利益扩展的重要砝码。这要求实施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放弃利用核心地带既有矛盾，在该区域积极推行维持现状的缓和政策;同时积极利用边缘地带已有的地缘矛盾，推行改变现状的诱捕战略。该战略组合不仅能够避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陷入直接对抗的全面战争，还能将对手长期拖在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中并消耗其国力。这种风险较小、收益较高的边缘地区代理人战争模式构成了两极体系下转移结构性矛盾、缓解结构性压力并谋求战略主动权的最优选择（见表 3）。

　　具体来讲，一旦在核心地带开启敌意螺旋，双方将面临极高的全面战争风险。因此，超级大国之间在核心地带的互动往往会逐渐达成一种避免触及对方战略红线的默契。 尽管每一方都从未公开承认另一方对其势力范围所拥有的绝对支配权，但每一方都不会去直接挑战对方的这种权力。例如，尽管美国对1968年苏联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出极大震动，但两极结构下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均衡仍使得约翰逊政府除了表示我们无能为力之外，没有对苏联的行为予以超出外交的反制。相反，由于边缘地带的战略价值较低，超级大国没有意愿为此卷入一场得不偿失的全面战争。因此，超级大国在边缘地带利用地区矛盾积极进行利益扩展将面临较低的全面战争 风险和得到较高的地缘回报。对于地处力缘地带却没有现实矛盾可以利用的盟国，则可以将其塑造成增加本方安全剩余的压力缓冲区。

　　逻辑机制2∶推行全面遏制战略的一方很容易陷入多米诺疑惧或温泉关推论等量变引发质变逻辑的战略迷思。这种迷思强调，如果不注重边缘地带的变化，这种变化迟早会波及核心区域。推行全面遏制战略的一方在边缘地带的退却将经历三重失败∶一是己方失去一个潜在的盟友;二是敌方增加一个盟友;三是边缘地带是检验大国战略信誉和决心的试金石。放弃边缘地带会导致权力声望加速衰退并增加己方其他盟友和中 立国的恐惧，进而导致这些小国放弃参与谒制战略，转向采取融合威胁的追随战略。

　　基本假说2∶上述战略迷思可能导致实施遏制战略的大国把威胁和反应都看成需要捍卫的利益，从而逐渐丧失分辨利益、识别威胁和做出反应的理性思维。在边缘地带推行遏制战略本是服务两极竞争的手段，但多米诺疑惧使得边缘地带逐渐演变为需要捍卫的战略目标。当国家的注意力过于聚焦当下的目标时，就可能会忘记最初在什么条件下制定了这样的目标。而当条件本身发生变化时，原先的目标却被保留和坚持下来，并成为某种需要捍卫的利益。对于推行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来讲，多米诺疑惧逻辑引发的地缘心理效应是其战略竞争者构建边缘诱捕战略的重要前提。一旦实施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在同盟承诺困境与温泉关推论双重作用下做出军事干涉等反应，就很容易误将边缘地带的区域事件认定为关涉全球力量对比的重大冲突。

　　逻辑机制3：从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的内在关系上讲，倘若战略竞争对手能够严格遵守保持战略定力 、设置合理时间限制与忽视沉没成本而及时止损这三种要素中的一条，也能够有效避免被对手在边缘地带实施长期诱捕。因此，推行反遏制战略的超级大国能否最大限度地促成战略对手陷入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双重逻辑从而出现认知失调，构成了边缘诱捕战略实施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两极体系下，陷入此类认知失调的超级大国对边缘地带的估值经常远远超过真实的、安全或经济价值，这种非理性决策的背后体现出深刻的竞拍者迷思，即觉得只要再稍稍努力追加一点投入，就可能获得最终胜利。超级大国本身不愿在边缘地带同次要对手陷入长期却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消耗，但只要能够说服自己胜利在望，就有为了护持权力声望而不断追加筹码。沉没成本迷思主要指前期投入的规模往往成为后期追加投入的理由，哪怕最理性的决策者也无法摆脱拒绝增持就意味着彻底亏损的恐惧。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C.Westmoreland）、厄尔·惠勒（Earle G.Wheeler）、保罗·哈金斯（Paul Donal Harkins）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等美方高层领导在整个越战过程中，教科书般地展现了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的叠加效应。在追加投入的过程中，沉没成本会增加人们取得成功的压力，一个国家在战争中牺牲越大，就越会在心理上高估所追求目标的价值。一旦大量资源被投入到一项战略之中，决策集团就有压力用成功来证明当初决策的正确性。沉没成本迷思要求政府为己方付出取得相应的成果，进一步刺激了超级大国在边缘地带追加投入。推行边缘诱捕战略的国家正是利用了对手陷入上述两种战略迷思才得以对其进行长期消耗。

　　基本假说3∶将战略竞争者的关注点吸引到边缘地带只是完成了边缘诱捕战略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对手不断地在这场马拉松赌局中不断追加投入。如果对手意识到自己正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对手打一场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消耗战，那么它很有可能迅速从该泥沼中抽身。本文认为，将边缘地带的非核心利益打造成吸引战略竞争者不成比例追加投入的磁石，其核心奥义在于支持边缘地带盟国的力度恰好能够让竞争对手认为只要再稍稍努力就会胜利在望，促成其在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的双重逻辑诱导下说服自身追加投入。与此同时，超级大国间避免直接对抗的重要手段是代理人战争 、秘密干涉和尽可能的非对称特种作战，而非大规模常规战争。

　　逻辑机制4∶实施边缘诱捕的消耗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只有根据地区权力对比动态平衡地向责任承担者（区域盟友）提供资源支撑，才能实现长期消耗战略对手的目标。超级大国在国际危机中的反应烈度通常取决于其面临的瞬时压力大小。实施反遏制战略的一方利用代理人战争向战略竞争者位于核心地带的盟友施压，往往会激发其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应;而向其位于边缘地带的盟友施压，则能够将战略竞争者的警觉控制在避免全面摊牌的范围内。因此，边缘诱捕战略的实施者应按照逐步升级和螺旋式加码的战略逻辑，通过代理人向对手持续输入适当压力，实现使对手在次要地区长期消耗的战略目标。

　　基本假说4：即便在边缘地带成功施放战略诱饵并促成地区冲突，也不一定导致战略竞争者权力的持续下降。在非对称冲突中，如果己方盟友被迅速击败，反倒可能带来本方同盟受损的被动局面。作为一个动态进程，在促成己方区域盟友与超级大国陷入冲突后，实施边缘诱捕战略的一方需要持续为己方盟友提供支撑，才能创造削弱战略竞争者的机会。与此同时，身处幕后的战略实施国在外交上应保持灵活态度，并刻意塑造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姿态。如果对本方支持的卫星国保持外交上的低调和冷淡，同时悄悄向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则有利于在不知情的幌子下将超级大国公开对抗的风险降至最低。

　　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希望利用区域战略实现全球战略目的。中南半岛是苏联的利益拓展区，在形势对己方代理人更加有利时，苏联更乐于在该地区长期保持紧张的战争局势，而非推动其迅速走向缓和。为了将中南半岛塑造成对美战略的利益拓展区，苏联大力援助越南北部，打破自1954年奠边府战役以来在中国/越南北部与美国/越南南部之间维持十年的微妙均衡。美国委员会第114/2号文件曾预料到苏联可能在外围地区寻求突破，借以缓解核心区域的战略压力。该文件指出∶如果克里姆林宫统治者愈发相信其核能力可以阻止双方在欧洲地区爆发大战，那么它们就会同样地愈发相信可以凭借自身在欧亚内线有利的战略区位因素、占优势的常规兵力以及战术空中力量在边缘地带谋求局部优势，同时又不会冒爆发全面战争之风险。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在对越援助上承担着主要角色， 苏联的援助大多停留在话语层面，经济与军事层面的援助较少。东京湾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与此撇清关系甚至主动致函美国总统约翰逊，表明苏联是从公开渠道了解到相关信息的。换句话说，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前，苏联并没有注意到越南在苏美关系中的战略价值。苏联正式转向边缘诱捕战略并加强对越南北部援助始于勃列日涅夫时期。196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柯西金（Alexei Nikolayev-ich Kosygin）高调访问河内，并与越南签订加强防御协定。不久爆发了震惊美国的波来古事件，导致约翰逊政府实施滚雷行动。三个月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南部发动春季攻势。可以说，正是苏联提供的先进军事装备帮助越南北部打造出一支现代化正规军，打破了越南南北之间的微妙平衡，使得威斯特摩兰在越南地区的兵力显得捉襟见肘。麦克纳马拉第 8 次从越南调研回国后汇报∶和解的前景，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

　　1964年，勃列日涅夫 、柯西金与苏共中央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 ·波德戈尔内（Nikola Victorovich Podgore）组成的三驾马车执掌苏联，苏联对美反遏制战略出现了明显调整。一方面，勃列日涅夫注意到苏联在体系核心地带的推进将面临巨大的战争风险，而后退又会严重丧失权力和声望。他吸取了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教训，在欧洲地区积极谋求构建避免全面战争的和平机制，最终在 1975 年以《赫尔辛基协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另一方面，苏联利用美国在推行遏制战略进程中容易出现的同盟承诺困境多米诺疑惧竞拍者迷思以及沉没成本迷思等认知失调，在不甚敏感的边缘地带实施诱捕战略。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边缘诱捕战略并不限于中南半岛，而是广泛地分布干中东的阿以战争、南亚次的印巴战争和非洲的安哥拉战争等任何有意愿成为其代理人武装的第三世界。本文之所以选取最具代表性的越战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场战争不仅直接酿成了美国1967年的经济危机，更导致其军事力量在 1968年陷入某种捉襟见肘的战略透支——如果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出现同样的危机，美国将没有多余的军力和资源能够投入。具体而言，苏联的边缘诱捕战略有四个特点。

　　第一，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抛弃了赫鲁晓夫时代将越战援助问题推给中国的消极态度。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能够维系越南北部对越南南部的制衡，而苏联的先进军事装备则有助于打破僵持。1966—1967年，苏联向越南北部提供了5亿卢布军事装备援助；1968年，对越南北部的军事装备援助达到 3.57亿卢布，1969—1973年对越南北部的援助总额为11亿卢布。苏联对越南北部军事援助的最大特点是提供了大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法生产的先进武器，极大增强了越南北部军队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和杀伤效力，进而成为越南北部打破战略僵持和美国决定大规模军事介入的重要原因。

　　在实施边缘诱捕战略过程中，苏联向越军提供的先进装备主要有∶米格-21喷气式战斗机、T-54 坦克、SA-2 地空导弹（苏联称S-75德维纳防空导弹）、边网测高雷达、122毫米 D-30 榴弹炮与步兵装备等高尖端武器。同时还派遣了大批培训越南北部军队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军事专家。1965—1967年，苏联向越南北部派遣了 2000多名军事人员，主要从事地对空萨姆导弹发射基地、军事装备维修以及飞行员培训等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对越南北部防空体系建设的援助占其对越军事援助总量的 85%。由于苏联向越南北部援助了其国内现役最先进的防空系统，迅速改变了越南北部高射炮无法对付美国超音速飞机的困境，使越南北部得以在 1972 年12月的最后两周内击落16架 B-52轰炸机并俘获98名飞行员。而在此前7年里，B-52 轰炸机共出动10万架次，越南北部炮火仅击落1架。

　　勃列日涅夫的边缘诱捕战略使越南北部向南方发动进攻的数量激增5倍（有些地方激增8 倍），迫使美国几经巨大挫折又不断向南方地区输送军事力量。驻越美军在1965年4月只有3500名海军陆战队，到1969年年底迅速攀升到54.3万人（见表4）。1968年，美国投掷的比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和还要多。在苏联援助下，虽然越南北部在 1967年的伤亡人数高达 14万，但仍然能够确保每年向南方输送 20万作战人员及大量装备。

　　第二，为了增强越南北部的战略韧性，避免它在同美国的长期消耗战中崩溃，除了上述军事援助外，苏联还积极加大对越南北部的经济援助。由于赫鲁晓夫没有将越南视为对美战略的利益拓展区，1955—1965年苏联对越南北部的经济援助总共只有3.7亿卢布，远远低于同期中国的对越援助，越南北部在中苏初期站在了中国一侧。勃列日涅夫非常看重越南北部对美战略消耗的重要价值，于是增加经济援助来提升其战争意志和战略韧性。1965年7月12 日，苏联同越南北部在莫斯科签署《苏联帮助越南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防能力的协定》。此后，苏联逐渐增加对越南北部的无偿经济援助、补充技术援助、换货协定和长期等援助。1967年9月24日，黎清毅（Le Thanh Nghi）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会谈公报显示∶苏联将加强在粮食、化肥、药品、工业生产设备、交通工具、石油产品、黑色与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上对越南的无偿援助和长期。1965—1973年，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共向越南提供了13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其中苏联承担了10亿卢布。不难看出，单凭越南北部的国家资源与战争能力无论如何也无法将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长期拖在东南亚泥沼之中，美国战略决策连续失误的背后是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向越南北部援助和输血的结果。

　　第三，利用美国的竞拍者迷思和沉没成本迷思，力图将美事力量长期拖在越南战场。在整个越战期间，苏联非常乐见美国在东南亚战略泥沼中长期消耗国力。如何避免美国迅速击败越南北部或使美国感到前景渺茫、知难而退，构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美实施边缘诱捕战略的核心。虽然苏联在外交公开场合多次表态期待越战早日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实施边缘诱捕战略的配套欺骗信号。苏联的外交姿态不应从字面意思去解读，而应该结合当时的地缘情势追问其真正含义。纵观整个越战进程可以发现，苏联极少阻止越战升级或促使交战双方和谈。例如在1966年，当约翰逊政府请求苏联帮助其摆脱越战困境时，在场的苏联官员甚至 劝说美国追加在越南的兵力投放。再如，美国总统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1969年至少10次向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表达希望苏联帮助结束越战的请求，但后者总是回避，且从不提出结束战争的具体建议。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在任内发表的第一个《外交政策年度报告》中公开指出;在越南问题上，苏联没有对越南北部施加有益的影响，反而因其对越南北部的供应而对战争的继续负有重大责任，这种做法在根本上是有损和平事业的。

　　苏联利用美国深陷同盟承诺困境多米诺疑惧竞拍者迷思以及沉没成本迷思的叠加效应，使约翰逊政府在这场没有尽头的马拉松赌局中不断承受代价和追加筹码。1965年 5—7月，约翰逊反复声称;现在所有的小国都将越南当作检验美国战略可信性的试金石，如果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败退并允许越南南部被武装并吞，那么其他盟国也会认为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发生在它们头上。如果仅仅出于战略可信性，约翰逊政府还不会对追加军事投入如此执着。由于美国深信越南北部已经在它的打击之下成为强弩之末，再稍稍努力一点就能在这场零和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才导致美国迟迟不愿离场。这不仅源于威斯特摩兰对战争前景的过度乐观和麦克纳马拉对伤亡与消耗量化分析的高度认可，更来自苏联在这场代理人战争中长期保持的大力援助与若即若离的低调态度，让美国在遇到挫折时看到胜利在望的前景，又让美国在即将胜利时感到没有尽头的茫然。

　　第四.在对待边缘地带局势演变的外交话语和姿态上尽量保持置身事外的低调冷淡，打着不知情幌子往往能够将超级大国之间公开对抗的风险降至最低。1967年1月13日，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 Gromyko）向苏共中央局提交的外交政策备忘录显示∶至于美国入侵越南及其对双边关系产生的影响，我们应该继续向越南共和国提供全面的援助，但不要直接卷入和美国的正面战争。虽然在1965年以后，苏联超过中国成为越南北部军事物资最大的援助国，但在整个越战期间，它却始终避免同越南北部缔结带有军事义务的正式同盟条约。直到越战结束很久以后的1978 年11月，苏联才与越南公开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维系美苏在台面上的默契和降低美国对苏联援越可能的不满，苏联还尽量避免通过大规模海上运输将物资送抵越南，而是采取将物资交付第三方的形式，中国铁路因此成为转运苏联 、朝鲜、蒙古国和东欧社会主 义国家援越物资的重要通道情感的专用名词。在越战最激烈的 1965—1968年，苏联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

　　这种外交上刻意塑造的冷淡与低调甚至使苏美关系的亲密程度看上去高于苏越关系。例如，当越南北部军队对越南南部大举发动突然袭击时，苏联均在第一时间撇清关系∶当越南北部领十遭到严重打击时。苏联官方与主流媒体态度显得温和冷静甚至含糊敷衍。1972 年 5 月 8 日，美国的拦回行动旨在对越南北部重要城市的停车场、发电站、桥梁 、船坞、铁路、公路、港口 、通信塔、军营、工厂、机场、医院、市场和补给站等目标狂轰滥炸，致使平定省 75%的地方成为废墟，越南北部约有十万人在轰炸中丧生。5月10日，多勃雷宁通过非公开的秘密渠道向美国递交照会，照会只限于谈论轰炸所造成的苏联船只损失以及苏联公民伤亡，对其他问题只字未提。5月11日，塔斯社的声明只宣称苏联人民将继续给越南人民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此同时，苏联外贸部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Nikolai Patolichev）和多勃雷宁却在白宫同尼克松谈论友谊一词在波兰语和俄语两种语言中的不同。5月22日，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极尽地主之谊.腾出克里姆林宫原属沙皇的寓所供其下榻。这些姿态不免让人深信苏联与越南北部之间并无特殊关系，它与美国一样希望早日实现和平。同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 50 周年国庆期间特地让他的孩子参加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并同尼克松的大女儿特里西亚·尼克松 ·考克斯（Tricia Nixon Cox）见面。

　　越战对美国国家力量的侵蚀与消耗是惊人的。它导致58220名美军阵亡，153303人负伤，另有1643名美军失踪。1965—1975年，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直接开销共计1110亿美元。此外，美国在战争期间向越南南部政权提供了 285 亿美元经济援助，战后给予老兵补偿220亿美元，给予阵亡美军配偶的持续抚恤及其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高达2700亿美元。这场每月带来2800人伤亡和20亿美元消耗的战争使美国国内出现了严重撕裂，以至于到了尼克松上台时，美国面临通货膨胀加速、长期财政赤字 、高额税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等困境。苏联利用越战所构建的边缘诱捕战略极大侵蚀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战略优势，并促成了美苏攻守易势局面的生成。此后，美国不仅减少对边缘地带盟友的安全承诺，加紧从东亚、东南亚 、拉美和中东等非核心区的冲突中撤离;也改变了冷战初期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傲慢态度。开始正式承认苏联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勃列日涅夫的边缘诱捕战略为苏联迅速缩短美苏导弹差距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到1969 年约翰剂总统离任时.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已经从美国占优转变为基本平衡，并日益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海军也从近海防御力量扩建为一支具备全球打击能力的战略力量。在核武器方面，苏联1960年拥有354件战略核武器，美国同期则拥有3127件核武器。到1972 年签署《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时，苏联拥有洲际弹道导弹 1300枚，美国拥有1054枚;苏联拥有950枚潜射弹道导弹，美国拥有656枚。苏联利用边缘诱捕战略在不到10年时间里就取得了对美国的弯道超车，巩固了自身在两极体系下的超级大国地位。

　　在两极战略竞争中，大国的权势消长与其说取决于哪一方做对的更多，不如说取决于哪一方所犯的错误更少。尤其当双方战略都存在误区的时候，犯错更少的一方往往成为最终胜利者。更明智的一方往往能够巧妙地利用民族主义，让战略对手在次要地区与次要对手陷入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因此，如何发挥自身的战略能动性，利用并扩大对手的战略失误将成为研究两极体系下大国博弈的重要问题。在确保体系核心地带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通过转移对手注意力的方式增加其在边缘地带的战略消耗是一种效用较好的反遏制战略。事实上，20世纪 60—70年代美苏战略态势逆转与苏联在欧洲核心地带积极谋求缓和，同时在中东的阿以、南亚的印巴 、非洲的安哥拉以及中南半岛的越南等边缘地带实施诱捕战略有着密切联系。

　　苏联在冷战期间的反遏制战略既有代价高昂的失败教训，也有来之不易的成功经验。从勃列日涅夫轻视中国在边缘地带的巨大战略价值以及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这两个事实来看，苏联对美反遏制战略的胜利显然停留在偶然的经验层面，而没有对边缘诱捕战略的经验理论化。因此，在苏攻美守的态势下，美国能够利用中苏交恶和在阿富汗战争中对苏实施边缘诱捕战略重获优势。由于诱捕战略并非传统地缘理论关注的核心，因此需要从苏联反遏制战略的视角重读这段历史，将美国遏制战略理论所缺失的拼图补齐，以期全面展现冷战期间美苏势均力敌的两极图景。通过对边缘诱捕战略的研究，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边缘诱捕战略理论为研判美国印太战略提供了一个反向视角。将中国周边国家纳入印太战略是单极体系下美国的霸权护持战略，本质是利用中国同周边国家或地区矛盾，将中国周边国家塑造成对华遏制的利益拓展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周边地区会升格为利益敏感且容易引发全面战争的核心地带，美国对中国敏感核心安全利益的挑衅行动将逐渐转弱。根据边缘诱捕战略理论的预测，长期来看，美国即便保留印太战略，这些参与印太战略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只能充当具有防御性职能的压力缓冲区，而无法再扮演美国的对华利益拓展区。

　　由于美国已经有了冷战后独享霸权的体验，为了护持霸权，其将产生 更强大的遏制动力。随着中美竞争升级，中国同美国印太战略部分参与国的矛盾短期可能会呈加剧态势。对此，中国既应该对周边地缘环境可能变得愈发活跃与紧张给予充分预估，也应避免在这些衍生性的次要矛盾上投入远超其价值的资源。近年来.中国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克制，在同日本 、韩国和菲律宾等美国传统盟友在安全与领土分歧上展现出的大国外交也体现了成熟的战略耐心与定力。中国未来仍需紧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避免军事 力量被印太战略中的周边小国分散稀释，以免在次要地区同次要对手由于长期消耗出现战略透支。

　　第二，面对美国印太战略的遏制围堵，中国并非只能忍耐或消极退让。在中国周边地区还没有升格为敏感的核心地带之前.，边缘诱捕不仅不会带来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反倒有可能促成深陷边缘地带的大国为了结束冲突而寻求战略竞争者的帮助。无论是斯大林利用朝鲜战争将美苏矛盾从欧洲引向远东，还是普京通过支持叙利亚将克里米亚问题引发的矛盾转移到中东，都没有导致美苏或美俄关系恶化，反而出现了美国为结束朝鲜战争或叙利亚，战争而需要争取对手合作的局面。

　　由于政策惯性和思维的路径依赖，中国当前对美战略的主基调仍然倾向于延续单极体系下的尾随战略，将构建稳定的中美关系视为大国外交的重要目标。随着中美关系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质变，中国应该重新思考在单极霸权时代延续至今的隐忍退让是否依然能够换来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默许? 如果为了稳定中美关系需要不惜以核心利益和发展机遇为代价，是否还有必要坚持这种舍本逐末的政策? 一旦中美经济体系出现全面脱钩。中国放弃和利用周力 国家矛盾作为利益拓展区以换取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前提就彻底消失了。这就意味着中国有必要根据新形势重新调整周边国家在对美关系中的战略职能，即将部分国家从过去追求稳定的压力缓冲区转变为对美发挥积极影响力的利益拓展区。

　　第三，不论是特朗普时期主张的全面遏制还是拜登上台后倾向采取的小院高墙式的重点遏制，在美国对华遏制战略日渐清晰明确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强对反遏制战略问题的研究。边缘地带的动荡是崛起大国推行反遏制战略和实施诱捕战略的机会。边缘诱捕理论认为，两极体系下核心地带的注定缓和并不否定边缘地带的注定紧张。恰恰相反，核心地带的结构压力需要通过边缘地带的代理人战争得以有效释放。在中美对双方核心利益与战略红线达成默契的基础上，在边缘地带利用矛盾促成代理人战争的概率将会明显增加。中国推行反遏制战略需认真思考如何避免触及美国敏感的核心地带。同时采取边缘诱捕战略积极构造对美利益拓展区，而这正是促成中美攻守易势的重要手段。

　　随着中美权力转移加速，美国会逐渐从中国周边的核心敏感地带后撤到安全地带，中国也会对美国在亚太地区负有义务的盟国保持善意，中国周边地区将变成中美之间的压力缓冲区。通过发现并激活业已存在的地区矛盾与同盟义务，运用边缘诱捕战略促成对手的战略透支。

　　本文提出边缘诱捕战略的灵感源于冷战时期中国对其援助的两场地区战争的差异化表述，即我们为何从最初的抗美援朝转变为后来的援越抗 前者是一种直接战略，突出接触性的抗美，意在表达抗美的目的是援朝;后者是一种间接战略，突出非接触性的援越，意在表达援越的目的是帮助其抗法。在援越抗法中，援助变成了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正是援越抗法启发了本文思考在两极体系下，实施反遏制战略的国家如何通过在边缘地带促成代理人战争来促成有利形势。冷战时期，中国就体现出运用边缘诱捕战略的理论自觉。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正式确立，中国需要对这一战略给予更多关注。诚然，该理论不一定能够确保中美攻守易势的生成，但可以增加中国反遏制战略成功的概率。（作者：姜鹏，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