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禁的经过如何?都造成了哪些影响呢?
庆元党禁,也称伪学逆党之禁,指中国宋代宋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打击政敌的政治事件。公元1196 年(庆元二年)二月,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这年科举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背景
创立于北宋中期的程系道学,到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其影响遍及江浙、闽、川蜀等整个南宋全境,逐渐超越其它学派而取得主流学派的地位,并出现了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一批道学宗师,构筑起道学内部理学和心学两大思想体系。一面是道学在民间的繁荣发展,一面是宋孝宗君臣不喜欢、甚至屡屡压制和打击道学,这就决定了朱熹、张栻、吕祖谦等道学家在孝宗朝曲折的政治命运,注定了非道学派士大夫和道学派官僚之间矛盾冲突的不可避免。前者多是受孝宗支持的事功型、才吏型士大夫,是政治上当权派,后者多为不受孝宗支持的道德型、清议型士大夫,是政治上的在野派;后者不在其位,不免以清议的方式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对前者进行尖锐的批评;前者则以手中权势对后者进行抑制和打击。孝宗朝道学与反道学势力的斗争,基本上便是呈现为这样的格局。但是随着道学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其向朝廷的渗透毕竟是不可避免的。到了孝宗淳熙末年,以周必大与王淮并相为标志,道学派终于在朝廷上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一扫此前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进入与反道学派分庭抗礼、朋党交攻的新时期。此后,双方的斗争几经起伏,愈演愈烈。光宗绍熙末年,随着赵汝愚的执政,反道学派暂进处于下风。随即而来的绍熙内禅,又引发出赵汝愚与韩侂胄的矛盾,促使反道学派与韩侂胄的合流,终于导致以赵汝愚为首的道学之党的全面崩溃,酿成了南宋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禁锢道学的运动:庆元党禁。
起因
庆元党禁的直接起因是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公元1194年(绍熙五年),太上皇宋孝宗逝世,宋光宗因病不能主持葬礼,知枢密院事赵汝愚为主谋,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拥立光宗之子赵扩(即宁宗)为皇帝,尊光宗为太上皇,史称“绍熙内禅”。当时韩侂胄是宫廷内臣,也参与其事。事成后,韩侂胄希望论功行赏,封他为节度使,遭到了赵汝愚的反对。韩侂胄因此而对赵汝愚产生了怨恨。赵汝愚尊崇道学,把朱熹从湖南召到临安,任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做宁宗皇帝的老师。因朱为熹是赵汝愚引荐入朝的,因此,韩侂胄打击赵汝愚是从排斥朱熹开始。
公元1194 年(绍熙五年)闰十月,韩侂胄以内臣的有利条件,出内批罢黜朱熹。公元1195 年(庆元元年)二月,罢黜赵汝愚的右丞相(赵汝愚任相仅半年)之职,公元1196年(庆元二年)正月,赵汝愚死于衡阳。在罢黜朱熹和赵汝愚时,有一批官员出来为他们辩护,都被罢官远斥。后来,这些人被以“道学”的罪名打成了“逆党”。
禁止道学
公元1195年(庆元元年)6月,贡举刘德秀上书,重提孝宗朝道学之争,希望宁宗“效法孝宗,考核真伪,以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在七月上书请禁道学。宁宗将这奏疏张榜朝堂。数日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再次奏请考核真伪,正式将刘德秀的建议付诸全面而具体的甄别运动。这次清洗,几乎网尽了赵汝愚、朱熹门下的所有知名之士。公元1195 年11月,监察御史胡纮诬陷赵汝愚:欲使太上皇光宗复辟为绍熙皇帝。于是,赵汝愚被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贬谪路上,赵汝愚有点病渴,大夫却误投以寒剂。舟过潇湘,风雪漫天,寒气表里交侵,便不能饮食了。公元1196 年(庆元二年)年初,行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州守钱鍪对他百般窘辱。公元1196 年(庆元二年)正月十八日,赵汝愚暴毙身亡。
伪学之禁
公元1196年(庆元二年)2月,刘德秀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这年科举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禁止逆党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奏称:“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刘三杰这篇对道学的声讨书,集以往谴责道学言论之大成,并把罪名升级为“逆党”,从而把道学之禁推向了高潮。公元1197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从之”。于是仿元祐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有五十九人。其中有: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 [3] 道学家并不是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些人都曾经直接间接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在此之前,这五十九人已经罢官的罢官,远斥的远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军,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立《伪学逆党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打击做了一个总结。
党禁尾声
“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路近的学生也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私相祭吊。丧礼定在当年冬季,韩党担心丧礼变为“逆党”的一次大示威。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秋天,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使趋于沉寂的党禁波澜再起,祖泰上书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礼也没有酿出事变,党禁渐近尾声。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韩侂胄颇有触动,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
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台谏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
结果
其一:在庆元党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学一个学派。庆元党禁的发动者,置当时学术界各派的分歧和争论于不顾,不问青红皂白,把当时学术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网打尽。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打击和损害的还不以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
其二: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
其三:宋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党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宋宁宗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的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韩侂胄的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不可摇撼。
评价
庆元党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在庆元党禁的实际过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学家受到政治上的打击,那些并非朱熹一派的学者也受到了打击,如陆氏心学的主要传人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甚至连反对朱熹一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因此,庆元党禁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遭受的一场浩劫。
但也有学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看到,正是朱熹为代表的伪道学,迎合了后世中国帝王的统治需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文明和科技发展的脚步,导致清末任人宰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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