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制度有何特殊之处?为何会盛行“榜下捉婿”之风?
在科举制度上,宋代是个承前启后的朝代,也是趋于成熟的时期。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但宋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前朝旧制的基础上又加以改良和革新,其中的糊名法、誊录法等制度的完善,大力追求公平公正,使得科举考试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同时对科举试题的形式不加限制,还丰富了考试内容,旨在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等等,使科举考试制度日渐完备、成熟。
在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之后,宋政府采用“重文轻武”、“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大量文人、士大夫也因此成为朝廷政治结构的中流砥柱,宋代官僚文人们的生活待遇也是异常丰厚,皇帝对于他们更是格外的开恩,种种优待可谓是绝无仅有。
而这一普遍现象不仅强有力地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
从而在宋代社会上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富豪跻身于统治阶层,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时的宋朝门阀制度彻底衰亡,科举制度已经成熟,这也促使宋朝文化教育的发展逐渐壮大,甚至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达到了顶峰,不但超越了前朝,也为后人所不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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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种田的人想科举、做生意的人想科举、做手艺的人想科举,人人都开始“科举”。男性们将考中举人、进入官僚阶级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也正因如此,男性们在适婚年龄纷纷沉迷于“科举”的知识海洋中而无法自拔,这也造成许多男子“壮年未娶”,出现了大批“剩男”的社会状况。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人才选拔——“重文轻武”
1、宋代科举制的发展与变革
科举制,顾名思义即“分科举人”,是由封建国家设立不同科目,定期举行统一的科目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宋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了唐朝旧制,分别有贡举和制举两种选拔方式。
贡举由礼部主办,又称常选,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等科。报名考试的学生需要首先通过州级地方的考试后,保送至礼部;在礼部考试及格,方可加殿试;等到最终的殿试合格之后,则视为“及第”并当面授予官职。
制举又称特科,它其实是贡举的一种补充方式,因为贡举是三年才举行一次,朝廷恐怕会遗漏优秀学子,故此会由统治者临时下诏不定期举行选拔。
尽管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大体上沿用了唐朝旧制,但对比起来也是存在不少变革。
其一,宋代时期放宽了录取范围,在招生人数上有成倍增长的趋势,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官僚进用的主要途径。
其二,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将殿试设立为科举制度中最后一级考试,并规范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制度,而且在通过殿试之后,不需要再经过吏部考试,将直接授官。
其三则是在考试制度上,为了杜绝徇私舞弊现象,宋代科举决定实行糊名法和誊录制。所谓糊名法就是将有关考生的个人信息密封起来,例如:姓名、籍贯等等。尽管已经糊名,评卷人仍然会有一定几率识别出试卷的笔迹,于是又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记录。
这样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法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考官徇私舞弊、徇情取舍的确发挥了很大的效力。
2、科举考试后,进入官僚阶层的文人待遇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起北宋王朝。大宋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及时地吸取唐代及以前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臣僚结党、官僚拥兵自重的教训,开始重用文官主持军务,将政权、财权和兵权全部收归于中央,提高皇权,削弱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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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以考试选拔人才,且不限门第,在社会上大肆宣扬文教,兴办科教,以文取士,提高文人的政治地位,朝廷为官者,多取自文人。随着知识文化的传播日益普遍,读书人受教育机会也不断扩大,许多没有家世背景的贫困子弟为了出人头地,也纷纷投志于读书应考,以求仕进。
科举及第也就意味着授以官职,而官户则是宋代统治者的上层阶级,是宋王朝的主要统治支柱。在宋代,官户们也享受着非常高的特权,除了享有丰厚的俸禄之外,中高级官员们在政治上可以庇佑自己的子孙后代做官,官员们若是犯下罪名也可以向政府请求减刑或赎刑。
在经济上,官户可以免去差役和劳役,交税时可免支移和折变(宋代的赋税输纳方式)。在文化方面,可以根据官员品级的高低而使其子弟入学府进修,享受特殊的教育。因而在当时与科举士人联姻,也将意味着均可享受以上荣耀以及种种特权,而这也是宋代出现榜下择婿之风的原因之一。
二、“先立业再成家”,宋代“榜下捉婿”之风盛行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把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仕途推向高潮,以科举出身为重心的士大夫阶层已成定性,宋代的社会开始从门阀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若要长久富贵,必须借助科举。
因此,读书、参加科举、步入仕途对当时的士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崇尚官位也成为当时的时代特征,整个社会很快呈现弥漫在重文重才的教育氛围中。
在这样“科举入仕”的社会风气之下,对当代男女婚姻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彼时的名门望族开始在择婿和择妇时尤其重视对方的才华。
1、“书中自有黄金屋”,全民读书时不我待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大大引发了广大学士文人走科举为仕之路的强烈欲望和 决心,亦激发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倾心学术文化、 潜研经书诗文的浓厚风 气。赶考走仕途是宋代众多学子的终极目标,以致“不及第不成家”也成为一些读书人的至理誓词。
当时的大多数男性都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大展身手,进而一步登天。但是,尽管宋代扩大了科举取仕的招生名额以及官员职位,能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的人毕竟是少数人,众多考生只能是年复一年,全力奋战,今日不成来年再战。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不少读书人熬过了青春熬白了头,刻苦读书考取功名的最终结果,也逐渐形成了多数大龄青年、大龄壮年的未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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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有个杭州的考生中举时已经年过 70 岁。在宋高宗时,有位名叫陈修的考生,七十岁时才登榜中举,人到中年却没有娶妻,望着自己衰老的容颜以及苍苍白发,他本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怆然地流下眼泪。
宋朝高官司马光在讲到男女婚龄时说:“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过此则为失时矣。”就按照这种正常的结婚年龄标准来说,宋朝的很多男人因忙于科举都能够被称之为“剩男”了。
2、宋朝富豪商贾争相“榜下捉婿”,“剩男”也有春天
科举取仕制成就了大批知识新贵,因此上层社会成员构成也在不停改变,不断会有新的成员加入。 每当金榜题名之时, 这些一“夜”成名的新贵们炙手可热,身价倍增。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榜上有名者经常成为豪富择婿争抢的人物,富绅只盼新科进士能迎娶自家女儿,由此来稳固或提升家族地位。
每到放榜唱名之时,许多达官贵人都会前去围观择婿,他们不看新科举人的生辰八字以及家第门世,只看他们是否是进士。王安石曾作诗表现这一现状:“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而这就是宋代时期所特有的“榜下捉婿”。
事实上,不单单是官宦家庭争相与新科士人喜结秦晋之好,商人们也跃跃欲试,纷纷把目光投向科举及第者,商人通过与他们联姻,跻身于上层领域,提高社会地位。
据《萍州可谈》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馀缗。”一些新及第的进士由于没有权势,又没有经济基础,商人深知这一点,以钱为饵,吸引了不少士人。
宋代“捉婿”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带动了经济商圈的崛起,富有阶级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联姻跨入到上流社会中,金榜挂名者皆可成为富绅的乘龙佳婿,寒门贵子、大龄青年也因此做到“读书改变命运”,迎来人生的春天,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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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宋代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策之一,它废除了长期以来贵族世袭的制度,使得大批寒门子弟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聪明才智登上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
再加上,这种制度选拔人才的相对公正、公平、公开,扩宽了选拔人才的基础,让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上流社会,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榜下捉婿”固然有推动宋代商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究其根本,以钱财为诱饵,将儿女之间的婚姻当做是提升家族地位的一种手段,实在是失去理智的不可取行为。
婚姻本应该是你侬我侬、幸福美好,如此一番做法,与生意交换无异,给人一种强买强卖之感。
因此,这样的情感结合必然是不纯粹、不牢固的,人生路漫漫,遇到风险时也定然经受不住考验,最终导致夫妻二人大难临头各自飞,实为“亏本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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