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情感挽回人类的五种情感
黄英今年38岁,不久前,她刚刚做完肿瘤的切除手术,她在去年体检时,被检查出患有甲状腺恶性肿瘤,也就是甲状腺癌。说起患病的原因,她会深叹一口气,然后说:我婆婆精神有点问题。
甲状腺癌更加常见于女性,其病发与女性激素和情绪有很大关系,而根据黄英的自述,7年糟糕的婆媳关系成为了自己发病的主要导火索。
“我的婆婆对外人都很好,但在家里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个病’让她的行为根本无法让人忍受,我的情绪受到太大的影响人类的五种情感。”
“那个病”就是双相情感障碍,又名双相障碍,是一种既有躁狂发作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慢性精神健康障碍。从其症状来看,由于比抑郁症患者多了“狂躁期”,其自我伤害的行为概率会更高,也会被判定为“更加危险”。2017年,全球大约有4555万人在遭受双相情感障碍的困扰,中国的数据是508万左右。
在步入这场婚姻之前,黄英从未听说过这个病,也没想到这个精神疾病会给病人身边最亲的人,带来如此多、程度如此深的困扰。而在今天,许多人也和7年前的她一样。
陈敏的父亲曾是一名湘黔铁路工人,先天患有哮喘的他,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患上了肺气肿,一九年大年初一,17岁的陈敏失去了父亲,陈母则失去了最爱的丈夫。
外人对陈母的评价很高,日常中的陈母是一个精致的老人,每天起床后都会先把自己收拾的干净得体,然后再出门买菜。家里的双开冰箱,塞满了陈母的“战利品”,她经常会热情地跟邻居分享食物,当心情好的时候,甚至会亲自为家人下厨。
同陈敏的母亲一样,周围人对黄英的婆婆评价也非常不错,黄英的婆婆经常会邀请朋友到家里小聚,在外人眼中黄英的婆婆格外大方且健谈,甚至有时与人聊天时,她还会拿自己患病的事来开玩笑。
自从丈夫离世,陈母开始变得难以琢磨。而随着陈敏事业的成功发展,陈母的“情绪化”却越来越严重。经常会因为一件微小的事情不顺心而勃然大怒,跟家里吵大闹。
在白天,陈母不断地跟家里人发生矛盾,而一到晚上,她又睡不着觉,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昏暗的房间里,自言自语,并开始产生幻觉。经过检查后,陈母最终被确诊患有双相情感障碍。
陈敏从30岁起开始创业,是一名典型的“事业型女性”,这注定了她需要在工作方面投入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因此,尽管知道母亲患有双相情感障碍,陈敏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把小孩丢给了母亲照顾——“别人家里都是婆婆来照顾女儿,我觉得就算是我们情况特殊一点,毕竟是自己家外孙女,家里还是不一样的。”。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母亲病情发作时,会不断暴打我的小孩,不仅罚她下跪,还不断地威胁恐吓她。如果不是我的小孩突然患上了抑郁症,我至今不会知道那些年我母亲对我的孩子都做了什么。”
怨恨母亲的同时,陈敏更加怨恨自己,因为她知道陈母不是不爱家人,她只是病了,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她说:“我唯一能做的只有尽量弥补受伤的女儿。”
然而,事情并没有好转,由于“事情败露”,陈母没有机会再单独跟外孙女相处,因此她把“矛头”对准了陈敏,不断为外人出头,与陈敏做对。
零八年春节,在公司担任高管的陈敏舅舅以自己的“身份”为理由,向陈敏所要更多的年终奖。为此,陈敏与母亲起了一场较大的争执,陈敏拒绝了舅舅的无理要求,为此陈母指责陈敏长达几个星期,每天在家中打砸吵闹,甚至威胁陈敏,气得陈敏离家出走。
“如果是别人明明生着病还对我的公司指手画脚,那我肯定不会放在心上。但是那是我的亲生妈妈,我没办法,她也没办法。”
而另一边,黄英面对患病的婆婆,则逐渐失去了耐心,七年的冷言冷语,足以浇灭一颗滚烫的心,伤害并不会因为实施者是病人就得到减轻,婆婆肆无忌惮的“发作”,足以把本不深厚的婆媳感情消磨殆尽。
黄英的婆婆发病时,会变得非常敏感,不管是说话的声音大一点人类的五种情感,还是家人间的聊天调侃,在她看来都是挑战她的“权威”。对于家人的言行举止,她经常会自行附加涵义,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几年前,黄英在整理家务时,顺便托亲戚帮买一点东西,坐在沙发上的婆婆,突然跳起来,“你这毫无教养的乡下人,竟敢指使长辈做事。”婆婆生气地指着黄英破口大骂道。
黄英如何也想不到,这一简单的解释行为竟让婆婆升级成家庭矛盾,“为此,婆婆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发到家族群里,说我唯利是图,为了家产才嫁给她的儿子,还特意@我去看”。
黄英坦言,婆婆从不顾及她的感受,“似乎她不舒服别人也得不舒服,但是她的不舒服不是我们造成的啊!”。犯病期间,除了言语上的攻击,黄英的婆婆时不时还会对黄英进行冷暴力。
外人眼中,这些父母们亲切友好,然而儿女眼中的父母们却是另一番模样,对于子女而言,与患病的父母相处格外艰难。
孙宏博是一名在校学生,虽与父母在同一城市,却选择了与父母分开居住,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与父亲发生争执。他的父亲与去年夏天确诊双相情感障碍,虽然在表面上来看,“中年危机”是他父亲患病的主要原因,但他能感觉得到,父亲的精神健康障碍实际上贯穿着他的童年。
外人眼中,孙父非常健谈,是一个外向的人,然而在家人眼中孙父是个脾气暴躁,且不善于表达的人,时常会做出一些令人意外的举动。
“我爸爸对我好的方式很特别,基本上是不在意你的感受的。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其他小朋友家玩得正开心,突然,我父亲气冲冲地闯进来,把我拎回家,然后告诉我他给我买了一个游戏机人类的五种情感。大概这样的细节和经历,让我从小就知道我爸爸不太正常,我们家庭内部关系也一直不够亲近。”
下跪的那一次,孙宏博忘了具体吵架的原因,“反正就是特别小的事,不足以再次提起的那种事,两个人就还是一起越吵越凶,该砸的都砸了,我便跑到了爷爷奶奶家,第二天他突然跑过来给我下跪,求我原谅他”。
目前,孙宏博的父亲在妻子、好友的陪伴下进行相应的治疗。“我有想过去帮帮他,之类的。陪他聊天,说些‘父子’间的话。也许第一天我觉得很好了,我们之间很像样了,第二天,一切推翻重来。”
23岁的他,明明感觉自己可以,也应该对父亲的精神健康出一份力了,但最终发现,仍是徒劳。于是,即使在同一个城市,他还是选择了搬出来住——“我改变不了什么,我就想自己尽量过出新的人生,多做开心的事,多和乐观的人打交道。”
在病情发作时,婆婆会拒绝服药。因为吃药让她“变傻了”。没有办法,黄英和丈夫选择在婆婆的水杯中悄悄加入药物。
但是“下药”行为很快就被精明的婆婆识破,以至于后来每次喝水前她都会把杯中的水倒掉重接,对家中的食品等也明显有了更多的戒心。
“很奇怪,我婆婆其实对外人都京城会拿自己生病的事去开玩笑,但是一说到治疗,她就会拒绝药物、拒绝去医院,就好像吃了药她就真的成了一个‘疯老太婆’了。”
福建省煤炭中心医院的主任医师林芳表示,对于治疗意愿,有一些严重的双相患者,他们的自制力不完整,会直接影响到治疗意愿,甚至有些患者伴有精神病性。事实上,双相障碍患者只要坚持吃药治疗、进行有效的心理干预与正向的思维模式训练,可以很好的生活。一部分不带精神病性的患者拒绝治疗,更多的是因为“病耻感”,这就很大程度上源于大众对该病的不了解以及污名化,双相情感障碍反复的发病、疯狂的病症表现以及其极高的攻击性,都把双相障碍患者推向了更加窘迫的境地。大众对双相情感障碍的错误认知,不仅使患者的自我认知变得模糊,还使患者难以获得他人的信赖。
在《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写道:“无论疾病是否能被治愈,人们对疾病的态度总是影响着患者,同情确实是一种常见的态度,但同情并不是人们看待患者的全部,疾病所产出的不仅仅是不健康的状态,而且一度带来了异己感。”
精神健康障碍患者的治疗和社会支持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病人的宽容,是缓解病情的重要因素,来自亲人、社会的支持以及包容、陪伴会给病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愈后环境,是预测患者之后情绪稳定性的有效指标。
在国外,当家中出现病患时,家人会进行自我“教育”。对病情、症状、可能的治疗方法和预期结果了解得越多,就能更好地支持患病的亲人。同时会去了解可提供帮助的当地资源。例如,通过研究潜在的治疗师、时间、地点和保险相关问题,从而使自己照顾患病亲人变得更容易,因为一位合格的治疗师会提供清晰、客观的解决方案。在《双相情感障碍:你的你家人需要知道的》一书中,米克洛维茨对该病的诊断过程、病因治疗以及自我管理都给出了系统且可行性较高的建议,其中,获得家庭的支持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从基因学的角度来分析,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生来就有潜在的生物化学紊乱(“脆弱性”),此类紊乱可能包括他们的大脑过多或过少地生成神经递质(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或血清素), 正是这种“紊乱”会使患者更易于发作,换句话说——患者的生物素质会影响他们对压力的心理反应和情绪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喜怒无常的心境反映的是这种疾病潜在的生物化学失调的情况,而不是他们的人格或性格。
患者在反复出现双相情感障碍发作之后似乎出现了人格变化,而他们实际上可能只不过是“亚综合症状”——在上一次严重发作之后尚未完全消失的抑郁症状或躁狂症状。但是毫无疑问,双相情感障碍的心境波动的体验是非常深刻的,并且会改变患者看待自己和看待别人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正在上海某高校从事心理学临床研究的丁星然表示,对于双相障碍患者治疗意愿,不能只怪患者不愿意接受治疗。首先,在中国的双相障碍诊断还不够严谨,精神健康仍未成为一个大众普遍认可的精神卫生治疗领域,人们对精神病医生缺乏信任。
其次,医院的用药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精神病药物有很强的副作用,对于产生的副作用你必须有配合的用药,然而,有些医院它就不管”。因此,医患之间的信任缺失变得更加严重,患者自然不再愿意接受治疗。
基因研究表明,双相情感障碍的遗传率为79-93%,一级亲属患双相情感障碍的相对风险大约是一般人群的7-10倍。
疾病之间的遗传相似性往往强于相应的环境相关性。然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对于大多数精神神经疾病而言,药物滥用,环境相关性的强度几乎与遗传相似性一样,其中就包括了双相情感障碍。这意味着,所有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儿女们,在面对正在发病的父母时,都有可能自我怀疑:这是否就是我的未来?
“我觉得我和我父亲完全不同,”孙宏博说道,“我会找一个适合结婚的人,让自己成为一个在合适环境中生活的人。我觉得这个病是环境因素导致的,当我看到我自己身上我父亲的影子的时候,也会害怕,但更多地我觉得我看到了,我就有能力避免。”
根据躁狂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双相情感障碍分为三类,双相I型障碍(躁狂症,可不含抑郁),双相II型障碍以及环性心境障碍。对于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药物是治疗的必要成分,然而服药有一定的副作用。因此,为解决药物治疗带来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在双相障碍治疗的过程中必须得加以心理治疗作为补充。
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高残性心境障碍,首先,相较于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的敏感点在于它有更强的“行动力”。在双相障碍住院的患者中,有10%-12%最终死于。
“抑郁可能不大有动力使病人实施计划,但是双相障碍的躁狂特点,能使患者有动力去实施他的计划,所以双相情感障碍有更高的风险。”心理学专业的丁星然说道。
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存在较大的困难。林芳告诉记者,在双相障碍的诊断中,双相I型障碍并不容易漏诊,因为它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周期性的抑郁发作和狂躁发作。例如,抑郁发作时,会出现明显的“三低”症状,情绪低落、言语减少、思维反应慢。躁狂发作时,又会出现明显的“三高”症状,情绪高涨、言语多语速快以及思维反应快。
然而,双相II型障碍相较于双相I型障碍而言,容易出现漏诊现象,因为双相II型障碍有较强的隐秘性。
关于漏诊原因,林芳提到:“有的双相障碍患者是以抑郁为主,患者的躁狂是一种轻躁狂,这种躁狂并不是很明显,常常会被当事人认为只是心情好。”据统计,全国大约有20.8%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初诊被当作抑郁症来治疗。它和抑郁症虽然都属于心境障碍,但是在治疗原则上显著不同。如果按照抑郁症治疗,易让治疗难度加大,患者风险增高。
另一种情况是,患者本身就是双相II型障碍,然而一开始只表现出抑郁,当吃了抗抑郁药后才出现轻躁狂或躁狂的反应,这时候,患者情绪高涨的那一面才会被发现”。
由于双相情感障碍有抑郁相和躁狂相两种表现,因此在诊断过程中还容易出现误诊的现象,“有一些患者在躁狂发作时,行为控制会存在困难,因此很多时候会误诊为精神症或是其他精神类疾病”,主任医师林芳说道。
对于双相障碍的治疗,在首次治疗中,治疗方案和药物使用得当的情况下,尽管能较快控制住症状,后期的巩固也要花几年的时间。然而,通常情况下双相障碍患者的治疗过程十分漫长,有些患者甚至需要终身服用药物。而有一些患者,药物治疗效果一直不是很好。
今年的11月份,21岁的常乐乐被确诊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对于自己患病常乐乐认为既有遗传因素的可能,也有家庭关系的原因。
常乐乐的父亲对常乐乐的学业有着极高的要求,要求常乐乐的成绩必须达到班级前三,一旦成绩下降人类的五种情感,常乐乐就会遭到父亲的暴打与辱骂,甚至有时父母吵架,她也会无故挨打。
“初中时期,我的成绩不错,得到了老师们的喜欢。然而,我的父母依然认为我不够优秀,他们从没给过我肯定的表扬,慢慢的我开始变得不爱出门,也不爱说话”。
“我打开窗户就要跳下去,我爸就一个劲喊 ‘跳啊,有本事你跳,想死就快点! ’而我妈紧紧地抱着我”谈到过往,常乐乐显得有些麻木。
上大学后的常乐乐经历了两段失败的感情,这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显得精神萎靡,经常独自坐在江边发呆。一段时间后,她又开始出现了躁狂相,给父母打电话时不断嘶吼,完全不管周围的人。
一直以来的被无视,让她习惯了独自痛苦,明明应该是最亲的家人,为何却对她的心理健康如此不当回事?在接受一定的治疗之后,常乐乐说:“痛苦是自己的,尝过死,我现在就想好好活,一个人也行。”
“我是爱她的,但是作为子女真的很痛苦”,陈敏说道,“我很想理解她,我作为她的女儿,我是应该去理解她的。但我不能,我真的做不到。”
然而,她又有太多的顾虑。首先,分居后,只剩下婆婆一个人,他们很难放心。早在多年前,公公就因为无法忍受婆婆而选择了离婚。
同时,她也担心到时婆婆会以心脏不好为由要挟他们,不可逃离的赡养关系,注定黄英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持久战。
而另一边,经历过父亲、前女友患病的孙宏博,则对强关系变得不再信任,他表示双相障碍患者确实对身边的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经历过这些之后,我会抗拒这种强关系,亲近的恋人关系。但我不觉得自己的家庭是特别不幸福的,我的爸爸妈妈为我提供了很好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可能大家的家庭多多少少都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新正常’。”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往往会伴随着“狂躁症“而变得自负刻薄,从而引发一系列的口头冲突导致“争吵”。这样的冲突式互动,在家庭的环境之中,打破了家人们能够对患者共情的情感基础恋爱情感挽回,引发了家庭成员“束手无策”的局面。
所以,对于每一个有双相障碍患者的家庭而言,各自的痛苦有各自的形状。作为家人,能给予的只有关怀,这是对患者而言最好的东西,“不是过度的关心,也不是过度的贬低,就和普通的关心一样,这样的关心其实是最理想的。”丁星然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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