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几十年的国本之争到底争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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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开始,满朝文武为了使出身低微、不受宠爱的皇长子朱常洛能被立为太子,以六七位阁臣的离职、上百名大臣被廷杖或降处的沉重代价,前后苦争了15年,此后又护卫了19年,朱常洛最终继承了帝位。史称“争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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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到了万历时,皇权已经萎缩。皇帝的旨意需要由内阁安排人去执行,假如内阁认为旨意不合适,他们会让皇帝修正或撤回,倘若皇帝坚持,他们可能不奉诏。如果皇帝不顾舆论的压力,对朝臣加以惩处,则会引得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受惩处者和仿效者会被冠以“铮臣”的荣耀,而皇帝本人却会被视为昏君、暴君,受到道德上的极度孤立。皇帝不可能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他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具体地执行权力,所以明朝的官员敢于直谏,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因此,大臣们并没有去揣摩和迎合万历的意愿,而是舍得以身家性命去和实力远胜于己的皇帝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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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皇帝废长立幼的满朝文官们,其实是在维护一种关于接班人的制度,一种已经用了几千年、并且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只有确定了这套制度的效力,才能保证帝国权力交接的稳定,其实也就是国家的稳定。这让宫廷免去夺嫡的纷争和险恶,免去最高统治者一时头脑发热胡乱指定接班人的可能,免去野心家为政治投机而行废立之可能。
如果这套体制得以确立并且定型,国家将可以不必在选定继承人之事上消耗过多的政治资源;并且,皇帝对接班人没有了选择的余地,为规避因接班人能力不足给治理帝国带来的不利作用,他会强化对内阁班子的打造和对制度治国的依赖。毫无疑问,这势必会扩大内阁的权力,进一步弱化皇权。或许,这是古代中国走上宪政之路的一个起点。
可惜,这一场争国本,明廷的朝臣们集体表现出的,大约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最后的一次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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