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渔为何一生都在哭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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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起“走穴”的祖师爷,则非明代戏剧家李渔莫属。他的横溢才华使历代文人仰慕,却也有人瞧不起他,比如同侪袁于令对他的评价—“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几乎成了后世提及他时绕不过去的黑料。
可李渔真有这么不堪吗?倒也未必。他虽热衷声色,自称“登徒子”,但这不过是风流文人的习气,一不偷二不抢,算不上什么“秽行”。所谓“其行甚秽”,大概是说他捞钱不讲手段,终日仰富贵人家的鼻息,有损文人气节。
文人讲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他们要么考官领俸禄,要么教书赚束脩,抑或刊发文集谋求稿费,大略来看都算体面。韩愈曾靠为人写歌功颂德的墓志铭赚钱,备受诟病;郑板桥明码标价售卖字画虽成风流轶事,但到底不是正途,难免落下话柄;而李渔就更出格了,屡试不第后索性做起编剧,并顺手创办“文娱培训经纪公司”,基本算是越跨界越“媚俗”。
他买来一批资质良好的家妓,指导她们排练歌舞,组成“偶像练习生天团”,然后广泛联系达官贵人,争取上门演出的机会。家妓能否顺利“出道”全凭运气,但李渔一定稳赚不赔。他深谙“市场经济”的精髓,谈价毫不忸怩,演出规格及收费标准完全“看人下菜碟”—地方小官听个零碎曲子,就算给些粮食他也欣然接受;而真正的富豪要想看“大场面”,绝不是几个小钱就能打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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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间,“李家戏班”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李渔曾自豪地说:“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走穴”带来的利润也很可观,他曾购置多处别墅,其中最著名的“伊山别业”富丽堂皇,楼台舞榭皆备,还养了好几房姨太太,花木如锦,美人如云。
但李渔一生都在哭穷,说自己走南闯北“得金者颇少,得句者颇多”,似乎“走穴”的文化效益大于经济效益。他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往吸清风,归餐明月”,仿佛他的戏班是专搞慰问演出的慈善组织。他之所以这么卖惨,一是放低姿态以求更多施舍,二是假装贫寒以免仇富攻击。如今走穴者少报收入多是为了偷税漏税,李渔却是在用“餐风饮露”的形象为自己的文人气节“挽尊”。
李渔“走穴”之所以如此成功,除了他的个人才华,也得益于当时重视“文娱产业”的社会风尚。明朝中期以后,稍有才华的文人墨客几乎都被士大夫“包养”了,他们需要吃饭,而士大夫需要“扶持文艺发展”的美名,相处得无比和谐。在这种情况下,颇有文艺底蕴的“李家戏班”自然备受欢迎,得以闷声发大财。
然而真心“扶持文艺发展”的士大夫只是少数,其余都是附庸风雅,要想赚他们的钱,李渔不得不强接地气,摆出一些难看的“吃相”。只要酬金够丰厚,他可以抛开“老板”的身份,亲自涂脂抹粉地上台演出,并用一些恶俗桥段迎合观众。他曾隔着帘子为富家子弟唱曲,还包揽了举杯劝酒的活儿,兴到浓时纵谈“房中术”,引诱他们一掷千金。
李渔“走穴”的秘诀可概括为四点:广吸眼球,高调要价,隐瞒收入,雅俗参半。这四点几乎被如今的文娱团体完美传承,说他是“走穴鼻祖”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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