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特征(劳动情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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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短视频/直播可能是当下中国最具特色的媒介/数字实践行为，基于视听媒体的特性，以短视频/直播为主要形式的社交媒体平台更转了之前微博和微信以文字为主要形式的平台特性，使基于识字、以文化资本（布尔迪厄，1979/2015）为基础的用户生成内容特性（吕鹏，2017）发生了转变，为更多的底层民众提供了参与分享数字时代数字红利的可能。我们认为以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为主要形式的数字劳动是短视频/直播主播们最为主要的劳动形式。鉴于国内学界对于情动劳动和情感劳动常常混用而不加区分，以致于造成问题和概念混乱（郭小安，李晗，2021）以及研究的结论常常有所偏差（林磊，冯应谦，2019），本文首先对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及其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向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的转变进行界定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一方面廓定概念，另外一方面对二者进行区分，并对在以短视频/直播为代表的数字劳动上的相遇的联系进行论述。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以快手这一当下中国最具特色的短视频/直播平台之一为个案，对其数字劳动进行分析和批判研究，以探讨其可能对劳动及劳动主体带来什么样的作用与影响。

一

从情感劳动到线上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这一概念，是美国情感社会学学者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于1983年在其出版的著作《心灵的整饬：人类情感的商业化》（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中提出的。她认为情感劳动需要一个人表现或压抑自己的感受以支撑其外表，从而与他人的心态相适宜；它要求意识和感受之间相互协调，有时还要利用自我的某种来源，即我们视作自身个性的深层且必要的部分；在此过程中，这种劳动可能让劳动者与自我的某一方面——既可能是身体的，也可能是心灵的某一层面——相疏离或异化（Hochschild，1983：7）。

这一概念提出的前提背景或基础是，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或曰消费社会的到来使得情感大规模或普遍被商业化；情感劳动之后也主要被运用于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分析。因此那些尚未被商业化，但是带有情感介入的劳动形式，并不被认为是情感劳动。正如霍克希尔德在2018年的采访中面对情感劳动的误用和无限扩展，否认了女性的家务劳动属于情感劳动（Beck，2018）。按已有的研究来看，线下情感劳动有几种基本的特征，第一是有一定基本或标准的社会形式。如欲管理私人的爱和恨，就得参与到一种错综复杂的私人情感体系之中。当这一体系的要素被拿到市场上作为人类劳动出售时，它们就被塑造成标准化的社会形式。（霍克希尔德，1983/2020：28）可以认为即便是不知晓情感劳动，但是情感作为商业行为进行出售，人们普遍对其具体的呈现有一种普遍的认知或期待，比如在商店购买商品的时候，购买者希望得到导购温馨热情而非冷淡的对待。

第二，线下的情感劳动并不是真情实感的介入，具有疏离感，并排斥情感的进一步发展与延伸。服务与被服务对象对此都有基本的认知。在此类形式中，个人对情感的贡献变得稀薄，后果也无关紧要；但与此同时，这种情感似乎不像是源于自我，也不像是指向他人，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这种情感更易于让人产生疏离之感。（霍克希尔德，1983/2020：28）

第三，线下情感劳动是以工作（work）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线下情感劳动是以雇佣关系和组织机构为前提的。这一基础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说线下的情感劳动是工作付出的具化，也就是说这种劳动的付出是以工资报酬的形式得以补偿的；另外一方面的意思是情感劳动的管理主体是公司/组织，即组织会对劳动者的情感劳动的具体实施进行规定和考核，以进行管理。而其考核和管理，多半会参考基本或标准的社会形式。这说明了情感劳动是与社会的文化或认知相协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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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线下情感劳动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劳动形式，它的执行者是具体的劳动个体，而其管理者也是对具体的个人进行管理，因此情感劳动虽具有一定的标准化和体系化的特征，但却是与个人相关的劳动形式，是一个个体概念而非集体概念。于是个体的表演，就成为情感劳动重要的核心。霍克希尔德认为有两种情感劳动策略，一种是表层表演（surface acting），一种是深层表演（deep acting）（霍克希尔德，1983/2020：51-52）。深层表演是情感劳动的一种先发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演员在经历情感之前会有意识地调节刺激情感的因素。而表层表演是一种针对反应的策略，演员仅操纵他们的情感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情境与内部经验都不会被操纵（Imose & Finkelstein，2018）。

随着数字经济和劳动形式的发展，线下情感劳动逐渐向线上情感劳动转移。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零工经济（gig economy）成为一种新的且常态化的经济形式。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打破了体制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对内容生产的垄断，以前只能作为受众的个体，第一次可以通过用户生成内容来凸显自己的主体性，并有可能借助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获取报酬。与之相应，（线上）情感劳动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表现在，雇佣关系的松散性和劳动报酬的不确定性。线上情感劳动脱离了线下情感劳动组织或机构的限制，零工经济大行其道，使自雇或以社会关系为主的较为松散的结盟式的关系成为劳动获取报酬的主流。以往雇主与雇员之间较为紧密、有着诸多规定与义务，并主要表现在付酬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平台与个人以及粉丝受众三者之间并不存在强制性经济关系的劳动关系。也即，数字平台上的情感劳动的付出，是中介化的情感劳动付出。之前雇员的情感劳动无论成功与否，雇主都有义务为雇员的情感劳动支付报酬。而线上情感劳动的劳动主体，借由数字平台提供的场域进行线上情感劳动，但其劳动的报酬可得与否，则是不确定的。

其次，线上情感劳动与线下相对比较专业化的劳动形式相比，其形式更加复杂而多元。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基础和标准，但与线下情感劳动基本上是以正面情感的提供为主的特点不同，线上情感劳动既可能表现为温暖正面也可能是刺激负面的，比如有的网络主播以谩骂和讽刺其直播间的粉丝为其情感劳动的特色。

再次，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下情感劳动的服务对象的数量不同。线下情感劳动一般情况下劳动者与被服务对象在同一时刻是一对一的关系，少数涉及一对多的情形，其数量也是有限且必须在可控的范围内；而线上情感劳动理论上是一对无限多，也即网络主播有多少粉丝，理论上就有多少粉丝数的服务对象，虽然网络主播在进行情感劳动的过程中，会尽力表演出一对一的感觉。

最后，与线下情感劳动相比，线上情感劳动可能以各种形式强化情感关系并进一步延伸。与线下情感劳动往往是一次性的不同，线上情感劳动是虚拟的，也是持续的。线上情感劳动个体往往通过各种手段表现出与粉丝情感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延续的愿望。虽然这种愿望和需要依然是一种表演，也有浅层和深层之别。

虽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线上情感劳动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特征，但情感的商业化和个体化，依然是线上和线下情感劳动最基本不变的特征。只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情感在线上的商业化而生成的线上情感劳动，则并不见得有着实现其目的确定性，即获得报酬的确定性。

二

从情动劳动到线上情动劳动

与情感劳动一样，情动劳动也非新鲜事物，它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只是因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或曰信息社会的到来，使社会发生情动转向（Clough & Halley，2007），以情动劳动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霸权劳动形式，才使情动劳动这一劳动为人所重视并深度介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情动劳动这一术语，源自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哈特（Michael Hardt）在他名为《情动劳动》的论文中，认为情动劳动是非物质劳动的一种，是生产和操纵情动的劳动（Hardt，1999）。这一观点在哈特和其导师，另一位更著名的代表人物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Empire）和2004年出版的《帝国》的续篇（内格里，2006/2016：45）——《大众》（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及之后的第三部曲——2009年出版的《大同世界》（Commonwealth）等著作中得到了更加系统的阐发。

在《帝国》中，两位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全球化的时代，帝国取代帝国主义成为新的政治主体。与之相伴，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哈特，奈格里，2000/2008：31）正在取代原有的占有统治/霸权地位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形式。受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启发，并在批判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拉扎拉托，1996/2006：139）所指称的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上，他们也将这种新形式的劳动命名为非物质劳动。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有三种形式：一是近来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二是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以及第三种生产和操纵情动的劳动（哈特，奈格里，2000/2008：32）。奈格里等的非物质劳动与最早提出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的拉扎拉托最大的区别也体现在第三层面上。他们极为看重情动劳动，认为第三种劳动聚焦于身体/肉体的生产力，这一层面的劳动是当代生态政治生产系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Hardt & Negri，2000：30）。

《帝国》之后出版的《大众》一书中，两位作者又更加清晰地阐述了非物质劳动的定义，将其界定为生产诸如知识、信息、传播沟通、关系或情感反应等非物质产品的劳动（Hardt & Negri，2004：108），并认为非物质劳动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智力或语言劳动，比如解决问题、符号与分析工作以及语言表达等。这一类非物质劳动生产创意、符号、符码、文本、语言形象以及图像等产品。而另外一种则是情动劳动，这是主要生产或操纵诸如放松的感觉、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或激情的劳动（Hardt & Negri，2004：108）。

实际上，《帝国》和《大众》等书中的观点，早在1994年出版的《酒神的劳动》（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中就已见雏形。在书中，他们认为劳动在我们的社会中正在转向非物质劳动：智力的、情动的以及科技劳动，赛博格劳动。（Hardt & Negri，1994：9）由哈特和奈格里对于非物质劳动范畴认知的转变，可见情动劳动地位的强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数字时代，线上情动劳动成为基于线上生产的非物质劳动的全部。

相较于情感劳动的可以捕捉容易理解，情动劳动显然抽象难懂。然而情动经济概念的出现，使情动劳动的概念可放置在相对具象的环境中进行体会。前者认为情动是资本的一种，而情动经济则既有物质性也有社会性，同时也具有心理性（Ahmed，2004）。情动情调（affective atmospheres）（Anderson，2009）等概念也有同样的效用。作为一种整体或者情境的范畴，我们可以认为情动劳动的目的是生产一种感受、情感和欲望的循环与传递，其劳动是为了创造一种作为整体效果的感觉和情感。具体来说，情动劳动可能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情动劳动是一种具有生产力和解放可能性的劳动。按照奈格里和哈特的观点，以情动劳动为主的非物质劳动形塑了帝国，而帝国中进行劳动的人们则被称之为大众。大众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工作着的集合体，并且因此具有生产力（内格里，2006/2016：14），他们是新的，具有主体力量的、具有创造性和生产力的存在（内格里，2006/2016：28）。因此这一主体的劳动被赋予了生产力和解放性。

其次，情动劳动是一种抽象的而非拥有具体形式的劳动。情动劳动生产的是各种社会网络、社群形式以及生命权力。（Hardt，1999）因此，情动劳动是一种集合、整体或普遍意义上而非个体所表现的具体的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更多地框定了情感劳动的表现与情境，在一个框架或情境之内规范、指导与控制情感劳动。而情动劳动的目的从实用的角度上来看，很大程度上是生产或建构一种气氛或氛围。情动劳动的主体所生产或制造的这种气氛或氛围虽不强制但默默地影响并作用于劳动的客体。比如，星巴克通过富有特色的店装和品牌营销策略以及服务，使人产生一种高级都市白领的认同感和满足感，便是一种典型的情动劳动。这种情动劳动是通过环境、服务以及其顾客等共同创制出来的群体认同而达成的。

最后，对剥削的批判是情动劳动最为基本的要义。区别于情感劳动主要生发并运用于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情动劳动来自并主要被政治学、哲学等学科所采用。因此，此一劳动概念具有明显的批判性，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研究传统中，对于剥削的关注是情动劳动最为显要的特点之一。只是对于情动劳动的剥削的关注已经不单单聚焦于生产性劳动的劳动时间的剥削，也即马克思所指称的劳动力的剥削，而是提升至劳动主体及其生活的生命政治层面。但这与斯迈兹（Dallas W. Smythe）为代表的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观点还是不同的。斯迈兹的受众劳动理论，把人们普遍认为是休闲的看电视也看作是劳作的一种，因此没有雇佣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区隔（Smythe，1977）。斯迈兹的观点扩大了劳动的范畴，也认识到非雇佣劳动时间可能进行劳动再生产并被资本所剥削的可能，但这种被动的扩大与情动劳动很大程度上是劳动主体主动而有意识的劳动是不一样的。

同样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的数字化转向，情动劳动也不断向线上转移与扩展。与线下情动劳动相比，线上情动劳动并没有什么本质或特征上的绝对变化，不过依然有一些独有的特色，表现在：首先在现实中的情动劳动转变为只是在线的情动劳动，也即此一概念只被用于在线情境的研究与讨论；其次，在线情动劳动规定了虚拟世界中平台的氛围，也即很大程度上情动劳动决定了在线平台的使用者的身份认同与集体认同。比如在大众心目中，使用抖音和使用快手就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平台个体的情感劳动所集成的情动氛围又会进一步限制和控制新进入的情感劳动者，更进一步地强化平台的情动劳动；最后，与单纯地批判情动劳动于劳动主体的剥削不同，线上情动劳动由于劳动的形式的变化，可能在剥削之外的其他层面有益于劳动者，这使线上情动劳动相较于线下情动劳动更有可能被认可（林磊，冯应谦，2019）。

三

短视频/直播时代的网络主播与数字劳动

数字劳动概念的提出不过20余年，但由于数字传播技术对于劳动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让它业已成为一个极为重要且极有影响的概念。不过，数字科技所带来的劳动形式的多变与复杂，也使数字劳动目前依然没有一个相对统一且普遍被认可的定义。在数字劳动领域最为多产的学者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认为数字劳动是与数字媒介的生产与消费相关的文化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借鉴了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Williams，1977）的观点后，他认为数字劳动可能既包括生产和使用数字技术所创造的物质产品的劳动，也包括创造信息的劳动（Fuchs & Sandoval，2014）。因而数字劳动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分类，它包含生产数字媒介技术和内容中的所有活动，前提是它是对数字工作的异化（Fuchs，2014：351）。不过中外都不乏学者对福克斯这一宽泛而又左右逢源的观点不以为然（姚建华，徐偲骕，2019；Scholz，2013）。

鉴于相关概念的繁复，以及与数字相关的劳动都可能有被当成数字劳动的可能的国际国内研究环境，本文无力也不奢望定义整体的数字劳动，但基于本文所要研究的短视频/直播这一对象，我们将数字劳动界定为在线的劳动。我们认为数字劳动是中介化的劳动，其在线的属性决定了数字劳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基础上，构成劳动循环和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而其最为基本的特征是数字劳动的生产主体在以一对一/多的劳动过程中，利用数字平台建构情感关系的假象。这种假象既是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的自觉追求，也是数字平台劳动控制的手段、理念和意识形态在劳动者身心中内化的具体体现。作为行动主体的生产者与作为接受主体的消费者在这一过程中，达成了资本控制之下的彼此关系和谐的协商共识。

同时我们也认为，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是数字劳动最为重要的两种形式。从既有的概念及学科发展脉络来看，情感劳动显然是承继了以美国为背景的实用主义的取向，而情动劳动则深植于欧洲的批判主义的传统，二者在具有极大区别的同时，又在理论及劳动的具体形式之中，统一于当下以数字劳动为主的劳动之中，从而生发出其更具时代性的特征和价值。

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视角来检视数字劳动中最为重要的劳动形式——线上情感劳动，而从整体或共同体的视角来观察线上情动劳动，也即可将线上情动劳动看作线上情感劳动的控制规定或情境，线上情感劳动的整体构成了线上情动劳动，而线上情动劳动规定和控制了每一个线上情感劳动的具体表现。我们认为数字劳动的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二者不同，不仅是因为二者生发的学科和语境不同，更加因为二者的表现、作用对象及目的也不同，但二者最终在数字劳动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主流劳动形式下相遇，具有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可以认知为，它们在不同的维度上阐述着数字劳动，也揭示着数字劳动不同的面向、特征、功能作用等。下面我们基于当下中国最具特色之一的短视频/直播平台快手来分析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所构成的数字劳动，及其劳动主体——网络主播——的特征。

鉴于研究对象和其服务对象及其背后的平台都处于数字虚拟网络世界这一文化情境（Hine，2000：9、15-27）和生活现实之中，本文主要通过数字/虚拟民族志（库兹奈特，2010/2016；Hine，2000，2015；Boellstorff，Nardi，Pearce & Taylor，2012）进行研究。田野的对象为快手及其主播。

网络主播作为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数字化现象，尤其随着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兴起和普及而逐渐被纳入研究的视野之中，性别——尤其网络女主播——是其常见的研究视角（吕鹏，2021；张一璇，2021；董金权，罗鑫宇，2021；林怡洁，单蔓婷，2021）。本文主要从线上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的互动对网络主播数字劳动的形塑，以及在二者的张力下其数字劳动的特色进行分析研究。快手作为当下展现中国底层社会生活的平台，既有场域上的重要性，也有（数字/虚拟）民族志田野点的独特性，甚至有学者先锋地提出快手民族志（赵旭东，2020）的概念。

快手前身为GIF快手，是一款诞生于2011年3月用来制作和分享GIF图片的手机应用，2012年11月从纯粹的工具应用转型为一个短视频社区，2年后更名为快手，并在2015年6月突破1亿用户（快手，2020）。这是一款以中国三四线或更小城市、农村乡镇以及大城市进城务工人员为用户主体的短视频/直播应用（吕鹏，2021）。本人从2015年7月开始使用快手，至2020年8月，一共对快手进行了5年的使用和田野。从最先开始选取到当年年底陆续关注了粉丝数前一百位的主播，至2020年8月，共关注889人，含括了几乎所有类型的主播。除极特殊的情形外，每天都保证了2小时以上的App使用，并在五年间访谈了70余位各类主播。

在五年间的使用和田野中，快手发生了两次比较重大的转变。第一次是由一款以短视频为主、直播为辅——快手在2016年初上线直播功能——的应用，转变为短视频和直播分量相当的应用。在这一过程中，快手的商业化一直表现的不甚明显——直到田野中第二次重大转变之前，快手有限可见的收入，如其他众多直播平台一样（Zhang，Xiang & Hao，2019），主要来自主播礼物打赏的提成。第二次重大转变是以商业化为特征的，表现在除了礼物打赏提成外，快手开始接受广告的投放、引入主播间的PK以及允许主播进行商品的售卖等。快手营利模式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快手主播获取收益的方式的变化。

快手的主播类型，按其自我认同、平台分类以及粉丝用户的认知，大体上可分为颜值、搞笑/才艺、情感和带货等四类。因数据收集截止时，带货主播尚未在快手大规模、普遍化地流行，也因为带货主播勾连了线上和线下劳动，因此本研究主要研究前三类主播的数字劳动。基于五年的虚拟/线上民族志，我们发现短视频/直播的线上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构成的数字劳动，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对容貌与肉体的重视

肉体、相貌成为线上劳动的重要元素之一。对外貌的重视一直是视觉媒体的基本特色，这一特色既是视觉媒体的特性，也是媒体受众的心理或生理需要。这种特色在电视这样的日常声画媒体的流行之后，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极致，并不断地影响其受众（梅罗维茨，1985/2002）。在短视频/直播时代，这种特色则更进一步发展，并具有较以前媒介及其影响的特色之外更富革命性的作用，即颜值与单纯的肉体构成数字劳动的基本要素，它们的重要性可以媲美生产劳动中的身体——劳动力。

对于短视频/直播而言，颜值与肉体一方面直接是数字劳动的方式或手段，另外一方面颜值和肉体成为数字劳动的条件或基础。简单的肉体和面孔展示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关注，并实现打赏的可能，那么这种单纯的展示就可视为数字劳动的一种。而若因为外貌关注某一主播从而持续地关注主播并打赏主播，则外貌可视为数字劳动的准备或条件。对于线下情感劳动而言，外貌也是重要的标准或条件。比如对于空姐、空乘、柜姐等的选拔，形象气质身高等一般都是先决且必要的条件。然而线下情感劳动的外貌条件一方面是集中于特定的行业，另一方面它并没有成为社会主导的劳动方式，这是其与短视频/直播为主体的线上情感劳动最大的差别。以面孔为代表的对于容貌的重视的看脸时代（战迪，2020）在短视频/直播成为社会最为主要的媒介化生存（彭兰，2020）形式的当下，已然成形，并发挥影响。

颜值即正义已经成为短视频/直播情感劳动普遍且共同的认知。诉诸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它们二者实际上共谋了带有生物本质意义上最基础的男性女性的容貌与肉体所代表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需求及表现，并对其进行了强化。这就是说主播在通过影像来完成自己的在线数字劳动的过程中，霸权性男性气质（Connell & Messerschmidt，2005；Connell，2005）或女性气质成为最重要的劳动成功与否的前提性元素，而这些元素最为重要的是通过身体和容貌等生物性元素进行表达。不过，在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的过程中，也有奇观化的身体成为线上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的元素，这既是审丑的一种影像流行，也是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所要达到的效果和目的的变奏式或替代式呈现。也即，美的性感的等所代表的霸权男性、女性气质所能达成的线上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的目的，如果也可以通过丑的另类的男性、女性气质达成的话，那么这一类的身体与容貌，也会为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所收编。

外貌有魅惑的功能，此外，技术的进步生成了众多迎合并制造魅惑的现实或虚拟的方法，实质性的如整容，虚假则如美颜和滤镜。在电影电视占据媒介主流的时代，媒体脸已将自然形态的脸逐出公共领域，最终演化为一种对镜头记录和电视转播习以为常的面具。（贝尔廷，2013/2017：242）如果说这种论述还是强调脸对于电视媒介的适应以及电视媒介对于脸的选择与审美引导的话，那么在短视频/直播占据媒介主流的时代，脸及可视作其统一体的延伸的肉体，就具有了某种独立性并开始异化。它们可以独立成为劳动的手段，甚至是劳动的方式，并与这一数字劳动的收益直接相关。以主播为代表的劳动主体前所未有地普遍重视脸以及由脸而延伸的肉体，从而配合数字劳动生产与再生产的逻辑，于是快手中会出现数之不尽的单纯的面孔、腹肌、屁股等特写镜头。

这种对于面孔颜值和肉体的关注与强调，除了有视觉性媒体有对视觉刺激的需要的原因之外，也与数字劳动作为一种非物质性的劳动，在资本与获利的需要之下，对人的剥削和异化已达极致的因由。而这有可能给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带来两个后果。一种后果是以为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的进入门槛极低，造成只重视相貌和肉体，或相貌和肉体是非常好用的短视频/直播中的数字劳动的敲门砖的假象；同时，相貌和肉体也会成为网络主播进行线上情感劳动与线上情动劳动的沉重负担与枷锁。与此相应的是第二个后果，这种对于相貌和肉体的重视，不单会造成对相貌和肉体在数字劳动中的歧视，同时也会强化基于相貌和肉体的霸权男性、女性气质，使对父权制讨伐和对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多元追求与探讨的努力付之一炬，也使得现代社会的对身体和相貌的审美走向返祖之路。

对于容貌肉体的重视，实际上是对粉丝赤裸的欲望的激发和召唤，于是使基于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具有强烈的裸露癖和窥淫癖倾向。如果穆尔维（Laura Mulvey）对电影观众对电影明星的窥淫癖式观看和想象（Mulvey，1975）的论述还是一种理论推演和假设的话，那么短视频/直播则最大地将这种理论实证了。短视频/直播第一次在历史上让如此众多的裸露癖集体露面，这种以劳动为形式的裸露同样使得历史上最大数目的窥淫癖明目张胆而不掩饰地浮出地表。网络主播主动的裸露与粉丝的窥视形成了数字劳动关系之上的合意与共识。当然，由此而产生的软色情、准色情甚至是色情在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中的泛滥，给网络治理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则另当别论。

仪表盘显示发动机黄灯怎么回事？发动机亮黄灯怎么消除当我们的车辆在进行自检时，汽车上的各种故障指示灯，包括发动机、水温、蓄电池、安全气囊等都会同时亮起，等汽车启动后。

（二）对语言与话术的运用

语言，在实现交流的同时，不仅在生产商品，更在创造主体，把他们固定在各种关系中，向他们发布命令。（哈特，奈格里，2000/2008：36）如今，短视频/直播这样的线上生产的过程几乎趋向于通过语言来完成。语言是线上情感劳动得以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武器，借助语言使网络主播与其粉丝间的关系得以形成，并使线上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的价值得以实现——这里所说的语言，我们指的是不断由情感与主观的激情加以更新的智能机器（哈特，奈格里，2000/2008：351）。

在短视频/直播时代，语言借助科技和传播的力量融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之中，甚至成为劳动力本身。语言的功能与作用在此早已跳脱出沟通的基本内涵，作为生产力的语言早已重新定义了劳动的景观和生产的景象。作为情感劳动的语言影响着网络主播的粉丝，从而使线上情动劳动得以实现。语言在此具有了梵音/魔音的效果，使粉丝在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中产生狂欢乃至癫狂的感受，于是深陷在线上情动劳动的迷雾之中，时间与金钱都不自知地贡献给作为网络主播的个人和作为平台的集体，从而使得前者所代表的线上情感劳动和后者所代表的线上情动劳动得以实现。也可以说，劳动只是以语言为基础的网络主播的活劳动，劳动的成果也以交流沟通的虚拟形式以及效果的实在——感受、感情等——达成而得以展现。也即劳动的成果或价值以共同体的形成而达成。这是因为共同体经验被看作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而语言是构成共同体的基础，一旦语言与活劳动相遇，并把自身界定为‘本体论机器’，于是形成共同体的经验就实现了（内格里，2002/2007）。

在具体的数字劳动实践层面，在网络主播与粉丝的交流过程中，语言表现为网络主播对话术的运用。在短视频/直播场景之中，网络主播通过语言不但创制网络主播的主体性，同时也创制主播与粉丝之间的关系，使其形成稳定的共同体，最终共同完成平台的线上情动劳动，达到数字劳动的目的。具体而言，网络主播通常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交流沟通建立关系，从而通过话术吸引、稳固并操控粉丝：

其一，塑造朋友或虚拟恋爱关系。老铁是快手最为常用的指代粉丝的词语。这一词汇来自东北方言的铁子。铁子一词在东北方言中有两种意涵，一种是指铁哥们儿，另外一种是指非正当的男女关系。由于早期快手汇集了大量东北籍主播，他们用老铁一词称呼观看短视频的观众，希求观众双击屏幕点赞短视频，使该词逐渐流行。据本研究的访谈结果，除东北籍主播外，其他地区的主播很少有了解老铁这一语义的来源及除好哥们儿之外的另一用意，但这并不妨碍其接受已有的情动劳动所塑造的集体氛围，从而依循其特征对该词进行使用。与老铁相似，还有（小）哥哥、（小）姐姐或（小）妹妹，以及延伸的臭弟弟等词语。前者是为了通过观看量及点赞量而获得平台的推荐或热门，从而吸引更大的流量，而后者则是为了使数字劳动的价值得以实现。

其二，建构亲情或家人网络关系。除了最基础的朋友或虚拟的暧昧关系的建构之外，构建亲情和家人网络关系，是快手主播的更进一步的话术策略。这种话术策略的使用者，多半是已经拥有一定固定粉丝群体的网络主播。他们将在直播间观看其直播的粉丝称呼为其家人，从而拉近二者之间的距离，打造一种强于朋友或恋人之上的虚拟血亲关系。在主播面临困境——与对手打PK，帮助特定主播涨粉等——的时候，家人们就有守护的责任和义务。语言的道德压力，在这里通过主播的话术得以体现。因为家人动则几十万甚至百万，对于主播而言，所谓的家人只是一种语言称谓而已。二者之间并没有对等的道德压力和对等的义务。

其三，打造尊崇或从属地位关系。快手作为底层民众聚集的一款短视频/直播平台，其特征决定了它的平台文化——也是线上情动劳动所形塑的文化——有着比较显在的江湖气。这些江湖气在语言和话术层面的表现就是将一般的普泛的粉丝打造成朋友或家人的关系外，将那些主要进行打赏以实现其数字劳动目的的人，打造成江湖世界中的大哥。于是相对于朋友和家人之间亲近而平等的关系，那些可以进行大额打赏、刷礼物的粉丝，则成为其尊重或需要特别维护关系的人。快手直播间中的主播，常常以声嘶力竭的呼喊来感谢大哥的穿云箭。

需要明确的是，运用话术进行关系的模拟和打造以这三种为主，但在一场直播之中，这三种关系一般是同时出现，而如何协调三种关系，就极为考验主播的语言能力和对话术的运用，这实际上是数字劳动的质量及效果的体现。而在数字劳动的目的的实现过程中，主播实际上是不断地进行着情感劳动，而主播所有的或所有的主播的情感劳动则汇集而成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情动劳动。

语言及对语言的话术的运用在线上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之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视为短视频/直播数字劳动第一位的劳动要素或手段。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命形式（Wittgenstein，1953：7）。借用和化用维氏的话，我们可以说在短视频/直播中实践和具体运用一种语言，就是打造关系，建构一种生活再生产的形态，而这种再生产是基于数字劳动之上的。在短视频/直播的主播的数字劳动过程中，他们占据着语言的主动权，因而可以通过具体的话术操控其粉丝，从而达成其数字劳动的目的。从更大的范畴来看，平台实际上掌握着更大的语言的权力——它规定了主播的语言及话术的具体实践，但很大程度上，平台是在一个全能的视角下隐身的，只有在主播的数字劳动过程中语言或话术实践违规的时候，才会跳脱出来，以强制主播退出和禁播或封号等措施表现其权力。而网络主播与平台的权力的不同，也体现着线上情感和情动劳动在层面上的不同。

（三）对模仿与复制的认可

模因，意指被模仿的东西或现象。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正式提出，他将模因视为文化传播的微观单位。随着社会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他之后的学者普遍将模因视为能被人迅速理解并传播开来，以书面语言、文字、图像或其他表现形式出现的理念（Michele & Colin，2007：202）。模因的传播逐渐不再被视作是一种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加工、创造并赋予意义的过程。与此同时，模因也显现了用户的主动性、参与性和创造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物质基础，模因借助互联网使其特性更加鲜明地表露出来。移动互联网时代，模因成为短视频/直播在内容生产上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即具有强烈的复制性和模仿性，以及通过复制和模仿所体现出来的创新、再生产和抵抗性的意义生产（吕鹏，张昊鹏，2021）。

对于快手主播的短视频/直播劳动生产而言，这一模因所体现出的特征更加明显。这种明显的强复制性和模仿性甚至是其内容生产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一方面是由于快手的短视频和直播劳动的内容生产，并不属于正规的媒介内容生产，因而内容及其形式并不具有任何的版权性质，因此当一种劳动所代表和体现的内容生产方式成为流行和受众喜爱的形式时，就会有众多的网络主播进行复制和借鉴。早期快手两大最为重要的内容，喊麦和社会摇，及近年流行的郭言郭语等，都是其代表。

流行于东北迪厅酒吧的喊麦和社会摇被引入短视频和直播的生产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模因特征，而当社会摇和喊麦成为快手的一种全民劳动形式时，短视频/直播劳动生产的模因特征就被完美地呈现出来。牌牌琦代表了社会摇的巅峰，而MC天佑则代表了喊麦的王者。二者拥有无数的拥趸，并吸引了大量的快手用户群及社会的关注。喊麦和社会摇作为一种地方的文化，成为全中国底层的文化，并为主流社会所了解和知晓，并最终被取缔。这两种表演形式，从现实中的娱乐活动被引入到虚拟世界成为劳动的内容，经历了发展和辉煌，并最终被取缔而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不可见，作为完美的案例充分表明快手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的模因特色。

这种模因特色，首先表现在，快手的主播在数字劳动，即面对其粉丝的内容生产时，并不介意表露出其对内容的模仿、复制和借鉴，而粉丝对主播的相关行为也并不介怀。平台中社会摇和喊麦的流行，使主播急于将其转化为吸引粉丝的手段，而粉丝则以主播将喊麦或社会摇进行更好的表演和吸收为乐事。于是，平台、主播和粉丝三者之间在劳动生产的具体表现的形式上，达成了默契的一致性，即鼓励模仿和复制。

其次，模因会借助主播的数字劳动，迅速成为一种具有平台情动劳动特质并又极易消逝的文化，并有破圈的可能。快手不计其数的主播在进行数字劳动的时候主要以喊麦或社会摇的形式进行，使得这两种表演形式迅速流行并成为快手的代表。由于快手的用户特征，使喊麦和社会摇至少在底层民众中具有广泛的认知和影响，而快手作为短视频/直播平台地位的影响，又使喊麦和社会摇成功地破圈，为更多的主流社会所了解。喊麦和社会摇中底层文化和价值的显现，使得接受主流文化熏陶的以城市民众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人群在震惊的同时，也难以接受。这种震惊和难以接受，实际既是短视频/直播模因生产的主动行为的结果，也是底层民众在利用其底层文化对自我价值的坚守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和补充的表现。

最后，短视频/直播数字劳动的模因生产，会以极快的速度更新。喊麦和社会摇由巅峰时期成为快手所有用户和主播的全民劳动，变成现如今的销声匿迹几不可见，显示了短视频/直播模因生产的流行性和不稳定性。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喊麦和社会摇的消失，很大程度上源自主流社会干预，但即便没有这一干预，可预见的是喊麦和社会摇都只会各领风骚三五年，而不可能成为一种稳固的文化内植于短视频/直播数字劳动的基因之中。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所代表的流行会不断地在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中体现，另一方面，粉丝的兴趣也会不断地调整和更改。由此，在短视频/直播的过程中，数字劳动形式的不断变化才是唯一不变的可能。快手中除喊麦和社会摇，学猫叫郭言郭语社会语录等等的迅速流行又迅速被替代，证明了短视频/直播数字劳动的这一特性。

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指出未来的不可能性内构于后现代性自身，也即模仿和复兴主义（詹明信，1997）。詹明信部分正确地指出和预言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的文化生产和表现的某些特征。对于快手的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而言，鼓励并不断地进行借鉴、模仿和复制，是其数字生产的内在机理。模因在文化生产中的理论与实践很好地诠释并实际地支撑了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而快手作为一个主要面向三四线城市、大城市的务工人群以及农村的使用者的平台，基本上框定了其更为普及的线上情动劳动的劳动者的人口学特征——从我们访谈的主播来看，绝大部分的主播为高中以下学历以及农村出身，也反向对其进行了证明。网络主播的人群特征，基本上使得模仿与复制在其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得以被认可，也即创新或创意并不是快手的网络主播进行数字劳动的一个必备选项或条件。不过需要指明的是，模仿与复制以及对模仿与复制的认可是平台的主流特色，但对于个体的网络主播而言，想要成为大主播或大网红，则需要或者在模仿与复制的基础上做到极致并赋予自己特色，或者不断地增加短视频的发布量或直播的时长，进行不断地自我剥削，以达到被看见及吸粉的可能。而进行快手独特的家族式的抱团和炒作等，则是进一步的套路与操作。

（四）对人设与表演的强调

表演与人设对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个网络主播都会用尽所有手段维持。人设原是日本动漫界的专有名词，指的是人物的基本情况设定。它实际上是创作主体的一个主动设置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网络主播作为数字劳动的主体，其人设以及基于人设下的表演，可被视作一种主动的行为，一种风格化的尝试和想象（刘娜，2020）；它的发生机理，是借由他人在个体身上的情感投射（徐强，胡婵，2021）来达成的，因此网络主播的人设及其表演，可谓是在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控制下，主播和其粉丝共谋的结果。这种结果，从积极的层面而言，是主播的数字劳动将通过在短视频/直播中的人设和表演转化为实际的收益，并满足粉丝的心理和情感以及娱乐等的需要（刘怡，2020）；而从消极或批判的层面而言，则是对网络主播的奴役（栾轶玫，张雅琪，2020），是对其主体性的符号化和消费化，对粉丝而言，不过是一种虚拟且虚妄的想象和满足而已。

网络主播在数字劳动中对人设的重视，以及在线上情感劳动中对表演的娴熟的运用，实际上是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商业资本逻辑对于网络主播控制的必然结果。而这种持之以恒的表演，最后会发展成为表演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表演化，也即对于一个短视频/直播的网络主播而言，其线上情感劳动与其生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劳动与生活之间不再存有明显的界限，生活不再是劳动之外的生活。劳动的生产和再生产都统摄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之中。换句话说，数字劳动时代，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界限已经难以区分（Hardt & Negri，2009：135），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逐渐融合。数字劳动既建构了网络主播这样的劳动主体，也使网络主播这样的劳动主体成为数字劳动的产品，从而在粉丝的消费过程中实现其价值。

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的价值的实现自然也需通过流通来达成，然而与一般的生产性劳动不同的是，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合二为一，也即流通已经内嵌在生产之中。线上情感劳动的具体表现的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多种多样的生产是为了打赏这一最终的流通目标。而对人设和表演的强调，则是其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一种必然选择。这种选择既是网络主播肉身虚拟在线的结果，也是线上情感劳动的特征和特色，更是数字劳动消弭了生活与工作的边界，使虚拟空间中的表演和人设与真实世界中网络主播的个性和生活重合，或努力要表现重合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人设是短视频/直播数字劳动在线上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交汇性的表达和最终的呈现，也即人设既是网络主播情感付出和表达的劳动的具体和想象的载体，也是在此过程中劳动的服务对象粉丝的接受的具体也是符号想象的载体。二者共同通过人设完成了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的整个劳动过程。与此同时，人设也是持续的线上情感劳动和情动劳动的得以达成的必要保障和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网络主播尤其是成名的网络主播如此重视人设的原因。

表演和人设对于网络主播而言，是因果互系的统一过程，表演服务于人设，人设也服务于表演。表演的集成可能逐渐形成人设，而人设又有可能框定表演。因为要表演，所以要设定人设，也因为有了人设，所以才有了依循人设的表演。快手网红主播的房岩（快手ID：FYXG6666）的案例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之前快手名为房岩小哥的房岩，以搞笑为其特色，其段子都有结尾神反转的剧情，颇受瞩目。2020年9月2日，粉丝量已达1000多万的房岩，突然在其快手号以备忘录的形式——这是快手主播最常用的长文自我阐述的形式——发表了几千字的长文（长文前部分见图1），讲述其已离婚的事实。在这几千字的长文中，房岩首先解释了自己的离婚不是一个炒作，而是真实的，因为他认为炒作会搞垮自己的人设。归纳起来，这篇长文中他基本讲述了四件事，第一他离婚了，第二他的离婚过错在女方，他被摆了一道；第三也重点叙述了他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完全靠自己努力奋斗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第四不忘表明他爱他的粉丝。

讲述他不是一个渣男以及自己底层辛苦奋斗的历程，是他这篇长文的最大诉求。而这源自人设。与我们一般情况下认知的人设是表演需要的设定的理解不同，快手的主播们如房岩般，几乎都将人设理解成自我本真的一种形式，也即真正的自我。这也解释了他何以用这么大的篇幅写他奋斗的历程，以表明他的底色和不忘初心。而这种带有语义差别的对于人设的理解，从快手主播的角度而言，可以理解成他们对于自我生活与个性等在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中的重要性的重视，而这恰恰印证了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中生活与劳动的重合，生活——人设——即为表演，即为工作，即为劳动，即为其获利的源泉。正如有人论述的，网络‘人设’不只是一种称谓符号，更体现为一种符号资本，并演变为一种资本和权力形式（付茜茜，2020）。人设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最终的收益——数字劳动价值的实现，才是网络主播们对其重视的最根本原因，虽然这种人设很有可能是线上情动劳动裹挟的结果。

与此同时，表演和人设在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中，也会随着主播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提升，而不断地提升。比如，2021年初，房岩由拍网络段子转向拍全国公映的电影，这无疑代表了其资源、钱财和人脉的大幅提升，但他延续其不炒作、艰苦奋斗的话语体系，现在变成是负重前行，传播正能量（见图2）。

由长期田野观察和访谈所得的短视频/直播的数字劳动的这四个特征，并不为短视频/直播数字劳动所独有。短视频/直播与其他线上情感劳动的区别在于这四个特征组合的多寡以及作为整体而言的线上情动劳动的所体现出的这些特征的规模和频次，这构成了短视频/直播数字劳动的独特性。

四

结语及讨论

由前文所见，情感劳动向线上情感劳动的转变过程中，其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而情动劳动过渡到线上情动劳动，则没什么重大变化。这可以理解为短视频/直播的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其在表象层面——线上情感劳动的形式——会随着媒介的特征而有显著的变化，并且随着未来媒介/平台的进一步发展，其特征也会有变化；而在本质层面，即情动劳动的层面，则始终是稳定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成线上情感劳动实质上还是可以量化的，虽然其形式可能远多于线下的情感劳动并更自由，但线上情感劳动的模因性，说明了仍有一套逻辑和体系牵扯和管控着线上情感劳动，使其创新与变化局限在特定的范畴之内。

网络主播在短视频/直播中展演了自己的个性和生活，常态性的持续的展演就以个性和生活为素材完成了线上情感劳动的过程，众多主播的展演汇集就构成了线上情动劳动。他们经由无限量的个性和生活——也即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的辩证融合——的表征，将底层社会的文化、经济以及政治的特殊性编织进劳动的普遍性中，整合并折射了当下的中国现实中鲜活存在、却又广泛被遮蔽的日常生活景观。

与此同时，与平台相关的是，由众多个体所代表的线上情感劳动所构成的整体意义上的线上情动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建构或塑造了短视频/直播平台的风格。作为底层所占领的，并体现底层生活与文化的快手，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一直试图去除其底层化的标签——也即low和土的标签，但其背后实际隐藏的是平台对品牌认知的形塑以及变现能力的焦虑——并走向所谓的主流化（陈国权，2020）。然而事实上，快手的网络主播以及粉丝等使用人群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已经宣示了快手去底层标签的失败，上文已有论述。这种失败或不顺遂也从某种层面说明平台对于受众欲望和特定需求的引导，在情动劳动已然形塑了平台基本基调和氛围的情形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有力——这或许是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所具抗争性的一种体现，或者可以给予我们些许反抗平台以及资本的想象的可能。极具快手底层土味文化特征的喊麦和社会摇，由于其最大的代表性主播MC天佑和牌牌琦被中央媒体点名批评被全网封禁，也在平台消失不见，加之网络电商直播卖货的变现模式的涌现，快手——随着抖音市场的持续开拓，似乎在抗衡抖音上呈现了一定的疲态（赵磊，闫俊文，2020），这也从正面和侧面共同地证明了线上情动劳动之于一家短视频/直播平台的重要性。它不但为主播和平台获利服务，与此同时，也会长久地影响一个平台。快手的例证，可以说明线上情动劳动与短视频/直播平台是共生的关系。

奈格里和哈特曾指出，劳动简单地显现为行动的力量，既是单一的，又是普适的：单一是因为劳动已成为民众的智力和身体的专有领域；普适是因为民众在从虚拟到可能的运动中所表达的欲望经常构成为一种共同的事物。只有当共同之物形成时生产才能出现，普遍的生产率才能上升。任何阻止这种力量的行动的事物只是有待克服的一个限制——最终被劳动批判力和日常激烈的情感（affects）智慧所超越、弱化和毁灭。（哈特，奈格里，2000/2008：344）

将线上情动劳动和线上情感劳动融合于数字劳动的概念之中，既是分解数字劳动，也是从个体的、实操的、量化维度以及集体的、抽象的维度结合来理解数字劳动，这为数字劳动以及劳动在短视频/直播时代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融合视角和方法，从而更好地认知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数字劳动。与此同时，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的结合也可以作为一种可行的框架来分析研究与批判线上数字劳动。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全息影像、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甚至元宇宙等的逐渐采用乃至普及，势必使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边界进一步被打破，真实与虚拟的进一步融合——真实即虚拟，虚拟即真实——也即线下和线上的边界不再存在，也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带来劳动方式、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变化，这样研究视角、方法与框架，将具有极大的适用性的可能和未来。

认知理解数字劳动，尤其是快手这一平台中主播所代表的数字劳动的特征，既可以发现和观察到短视频/直播时代劳动形式的变化和特点，也可以体察到更多被遮蔽的底层文化及生活状态，及其进行数字劳动的方式方法。这说明本土或中国的实践需要放置在本土的具体环境，乃至更为体现宏观背景的具体平台之中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的网络主播的数字实践以及其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和理论价值，才能更好地理解劳动的变迁并追寻其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本质，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下社会与当代中国。

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在数字劳动，尤其是短视频/直播中的相遇，除了可视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和框架，也可视为是两种不同路径的研究理论在短视频/直播的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中融合。只有在具体的短视频/直播的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过程的分析和研究之中，才能凸显其相较于之前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的理论发展；也只有在人际交往、社会生活变革，及媒介与科技发展的背景之下——也即以微观的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过程和中观的数字平台、传播以及科技的发展为主，但并不排斥和参照宏观的国家社会的转型变迁作为大的语境之下，才能基于之前的理论对线上情感劳动和线上情动劳动的理论进行补充、修正、批判和重构。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1年第1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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