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在经济文化方面十分繁荣,为何还一直被辽军和金兵骚扰?
北宋王朝经济上那么强盛,为什么老是打不过北方的游牧民族呢,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
有一种观点,认为宋朝军队之所以积弱,赵匡胤难辞其咎。
须知,唐末五代战乱不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藩镇权力过重,尾大不掉,藩镇手中有地盘、人马、刀枪,又控制着财权,很容易从中央脱离,形成割据一方的独立政权。
为了改变这一弊端,赵匡胤的策略是“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削夺其权”,即将藩镇所辖的州郡收回,由中央改派文官担任知州,又加派官员到该州任通判,以监督知州。
“制其钱谷”,即地方财权收归国家,各州府的赋税收入全部上交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归朝廷在地方设立的转运司管理。
“收其精兵”,则要求各地检查所统属禁军,把骁勇者挑选出来编为上军送往京师。宋朝的军队分禁军、厢军、乡兵、蕃兵。禁军是主力,担负着保卫京师、戍守边境、对外作战、对内平乱等主要军务;厢军是地方军,直接归地方指挥;乡兵即民兵;蕃兵则是少数民族的部落军队。
通过这三项措施,地方势力大减,再也无力与中央相抗衡。但两宋之亡,不亡于内,而亡于外来侵略。由于宋朝过多削弱了地方实力,每有异族入侵,各州府只能坐以待毙。文天祥就曾说过:“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而建州邑,虽矫一时尾大之弊,但国力也逐渐削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
此外,地方势力虽然被大幅度削减了,但中央禁军的迅速强大,也使中央禁军的将领权力大增,威胁到了中央政府。怎么办?
赵匡胤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杯酒释兵权”,在吃饭喝酒的谈笑间解除了手下宿将的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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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兵权还是得有人掌的,由谁来掌、怎么掌才不会对中央构成威胁,仍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赵匡胤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采取的做法是:
一、将禁军的军权分成三份,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统领,即所谓的三衙统领。注意,三衙虽然统兵,却无权调兵。调兵之权由枢密院执掌。北宋的枢密院有别于前代,以文官主事,仅有调兵之权。枢密院与三衙之间,各自独立,相互制约,谁也无法单独作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兵权已经转到了文人手中,宋朝以文制武的制度就此形成。
二、将全国军队分成两半,一半屯驻京师,另一半戍守地方。京城驻军与地方驻军实力相当,同样形成制约,谁也不敢贸然发动叛乱。三、实行兵将分离制度,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某部禁军在这儿驻守了一段时间,就要变更到另一个地方驻守。京城禁军和地方禁军之间,也常进行对调。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将领们的募兵权,将领们对士兵只有管理权,没有所有权,从根本上避免了士兵成为将领私人武装的可能。
这一番动作下来,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
但这样一来,军队中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且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统兵将领失去了练兵的热情,士兵又乐得自在,军队的战斗力不断下降,军事上就越来越疲软。
赵匡胤又与赵普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结论是:“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即只有养兵一法才能保证国运长久。他还说:“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他觉得,每逢灾年,百姓就会叛乱,而百姓之所以叛乱,不过是为了口吃的,把他们招到军队中来,由政府管饭,叛乱自然会平息。而在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
由此,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将无以为生的破产和流亡的农民招募为兵,可以防止他们当盗匪。
应该说,这种做法对缓和社会矛盾还是起到了很有效的作用的。
但实行这种募兵制,军中发放的钱粮,不但供应军士,还必须养活兵士家属;军营中不单屯驻军人,也得居住家属。养兵百万,实际上是养五六百万人。用巨额军费养活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口,渐渐成为宋朝的痼疾。
而且,百姓一朝应募为兵,则被输入官府军籍,终生为兵,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兵营里处处充斥着老弱病残之兵。为了增加军队的战斗力,政府不得不继续招募精壮之兵。如此一来,形成恶性循环,“冗兵”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
不过,种种弊端在赵匡胤时代并没显露,赵匡胤主要针对的还是消除藩镇割据、诸侯混战局面。实际上,这方面他完全做到了。要说宋朝军队疲弱,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一人。毕竟,后来发生的事,谁也不能预料得到点到位。而且,如王安石所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后世既然发现了问题,完全可以变革的嘛。
而且,赵匡胤时代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的。赵匡胤本人出身于行伍,有勇有谋,是打仗的一把好手。
当年跟随周世宗会战北汉、辽国联军于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在周军初战不力的情况下,他身先士卒,奋勇血战,终于力挽狂澜,扭转了颓势,并在周世宗的指挥下,一鼓作气,取得了空前胜利。
其后,在征讨南唐的过程中,赵匡胤更是连战连捷,成为乱世中一颗璀璨的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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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山一战,赵匡胤设伏下套,干净利落地攻拔了南唐水师大营;清流关一战,正奇结合,分兵夹击,将南唐军打得落花流水;滁州城下,力擒南唐悍将皇甫晖,更彰显其武勇本色。
以上战绩,人们看到的只是一名摧城拔寨的优秀将领;真正把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期,是在他称帝之后。他从全局上调度,战必胜,平定海内,可谓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
其代表是平二李(李筠、李重进)之乱,收荆南,夺湖南,破后蜀,取南汉,灭南唐。
当然,灭国戡乱,统一宇内,是每一个开国君主都必须经历的,似乎也不足以说明其过人之处。
纵观中国历史,哪一次由乱入治、由大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不伴随着白骨成山、流血漂橹的惨烈战争?国与国之间的搏杀,政权与政权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是你死我活,陪葬的是亿兆生民。
然而,北宋代周,却是一次几乎没怎么流血的政变,其过程充满了人性化,后周皇室得到了保全,百姓没受到什么惊扰,整个政权和平过渡。收荆南,兵不血刃;夺湖南,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破后蜀,历时六十六天;灭南汉,用时半年;灭南唐,时间最长,花了一年。整个统一战争的时间总和不足两年。每一次战争,宋军都顺风顺水,一路高歌猛进,没有遇到什么强硬的对抗就灭掉了敌国。对对方杀伤少,自己也基本没什么损伤,堪称奇迹。
做到这一点,是跟战争总策划人赵匡胤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分不开的。兵家有云:“善战者,无赫之功!”由赵匡胤指挥下的统一战争也许不够精彩,不够夺人眼球,但他所追求的不见杀伤而达到攻城纳土的作战方式,已达到了兵家的最高境界。
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下,他不慌不忙从容地收拾了好大一片山河,版图面积扩至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更令人称道的是,他曾三次尝试攻伐北汉,三次都在形势占优的情况下收兵。他收兵的意图很明显,不愿看到“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惨状,他珍惜自己的士兵,也体恤敌国的生灵。作为一代开国雄主,他断不能坐视燕云十六州被分离出中原之外。
但考虑到辽国军力的强大,他把武力收复的方案放在第二位,而打算广积钱粮,通过向辽人赎买的方式将之赎回。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赎买不成功,赵匡胤是不惜动用武力将之强行收回的。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以赵匡胤的军事指挥才能,也一定能成功收复!
可是,一代雄主,壮志未酬,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继承帝位的赵光义,却是一个志大才疏的软脚虾。他看见兄长留下的拟将赎买燕云的巨款,叹道:“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便将赎买的方案推倒,打算来个御驾亲征,一举克复。
而在赵匡胤余威的影响下,南方仅存的清源军和吴越两个割据政权相继纳土归降,北宋的势力进一步扩大。
被大好形势冲昏了头的赵光义自我感觉良好,挥兵直取北汉。北汉在赵匡胤的两次打击下,国力凋敝,无力抵挡,献城投降。
赵光义内心急剧膨胀,脑袋一热,眼珠一转,下了决心:攻打辽国,收复燕云!
赵匡胤每打一次仗,都要反复谋划、论证。
试想,仅打两年的统一战争,赵匡胤却用了整整十六年的时间谋划,这是何等的隐忍;其捕捉战机的眼光又是何等之狠、何等之准!
面对辽国这种庞然大国,赵光义却凭一时冲动,就做出了横挑强梁的决定,其结果可想而知。
高梁河一战,宋军溃不成军,赵光义本人中箭,躺卧在驴车上颠簸南逃。这一年是太平兴国四年(979年)。
不服气?再来。七年之后的雍熙三年(986年),赵光义重整旗鼓,再次北伐。这次败得更惨,折损的兵力近二十万,相当于赵匡胤时代的全部禁军兵力。而且,这一战遭到了辽人的大举反攻,不但蔚、朔、应、寰等州得而复失,邢、深、祈、德等州也备受蹂躏。
此战过后,赵光义彻底死心,终生不敢再言战事,对待辽人的挑衅和侵略,只能采取挖掘河道、开辟水田等低劣手段进行消极抵抗。这种忍气吞声的行为,更加激起辽人入侵的欲望。咸平六年(1003年)、七年(1004年),辽人连续入侵,宋军节节败退,退至黄河北岸的澶州。危难之际,宰相寇准挺身而出,催促宋真宗赵恒(赵光义第三子)御驾亲征,以振士气。在北宋君臣做出的强硬态势下,辽人同意和谈解决纷争,这就是史称的“澶渊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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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是一个城下之盟,是宋朝在军事有利的条件下签订的第一个屈辱性条约,宋朝每年向辽人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向外赔款,宋朝自“澶渊之盟”而始。
“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花钱买平安的思维从此成了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主流思想。
此后,宋夏议和、宋金议和无不深受“澶渊之盟”偏安思想的影响。“澶渊之盟”使宋朝统治阶层完全放弃了收复燕云的雄心,宋朝军民也就开始丢掉仅存的血性,宋朝逐步沦为苟安政权,为日后的亡国,埋下了沉痛的伏笔。
赔款只是宋朝对外负担支出的一部分,为了与这些游牧民族对抗,宋朝必须屯养数以百万计的军队,甚至为了组建骑兵,不得不耗费大量铜钱、银、绢帛、茶等物资向西北各民族买马,国家财政消耗巨大。
军事上的积弱,终于导致了财政上的积贫。
注意,财政上的积贫,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财政上的积贫,指的是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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