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庆历新政”为何会失败?揭秘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历史长河中,庆历新政可以说是很出名了,接下来趣历史小编为您讲解。
“庆历新政”的失败存在其必然性。众所周知,改革必然会触动某一阶级的利益,“庆历新政”无疑就牺牲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利益。
早在宋太宗时期,就制定了安养士大夫的国策,他们认为“重武轻文”对国家统治有很大的危害,为了避免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再次出现,特意采取了重用文人,实行“更戍法”的措施来维护统治。因此新政动摇了统治基础,自然会引起社会上层的不满,所以最终导致宋仁宗下诏取消了新政 。
当然还有宋仁宗的个人原因,
新政末期罢黜范仲淹直接原因是大臣们对于他的指控,相信宋仁宗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于范仲淹的上奏,只不过是朝堂中的互相攻击,但是他的确认为带过兵的范仲淹,有些功高震主,从他的内心来看,他不可能允许范仲淹在的影响力超过自己。
一、统治者的自身原因
(1)宋仁宗态度摇摆不定:
无论是哪种改革,皇帝对于改革的态度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一开始宋仁宗对改革充满信心。到了后期却听信了小人谗言,加上他本身性格就优柔寡断,新政就在他的犹豫之中逐渐流产了。
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等人结为朋党,这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除了保守派的反对阻止了改革的正常运行以外,皇帝的内心不再对改革的前途充满希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改革后期,宋仁宗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等贤能的大臣,不仅不相信,甚至还常常猜疑防范,那些忠君爱国的言论也被怀疑是结党营私、心怀叵测。宋仁宗自身的昏庸,无能优柔寡断,给了朝堂中的小人进谗言的机会,阻止了新政的正常运行。
(2)改革触动了封建皇权:
当时的宰相曾联合大臣,暗中串通,指责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这可以说是触动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痛点,之后宋仁宗在朝堂上曾经问各位大臣,“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范仲淹竟然坦诚的回答,“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这无疑直接告诉宋仁宗,自己有在结党营私。
这个可以说直接触动了宋仁宗的底线,在朝堂内反对改革的声音的推动下,宋仁宗为了维持自己的专权统治,下令将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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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派内部的问题
作为改革派领袖的范仲淹,已经有了28多年的政坛生涯,从地方到中央,对于官场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他早已了然于心。在地方上他兴利除弊,在对外上,他成功的抵抗了西夏。因此从领袖方面来看,他绝对能承担起改革大业。
根据当时的社会现象,他把整顿吏治作为问题的关键,他这样做可见其眼光之大,当时北宋政府最大的缺陷就是,官员的膨胀和管理的腐朽。在这种状况下,造成了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不过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缺乏对现状的认识:
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对复杂的现状认识不足,准备也不够充分,尤其是在对于人才的培养方面,并没有看到整体的趋势,只是因为现状就让官员仓促上马。
(2)改革的针对性可行性不足:
在改革吏治时采取的是过去的官员考核制度,这些制度对于“积弊”已久的北宋来说,远远不足,收效甚微。
改革派试图在科举制度上进行改革,把策论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是出现了很多考生争相前去公府侯门做幕僚,偷听这些大臣对于时局的看法,到了考试时直接作答的现象。
这也是改革派没有想到的现象。并且这项措施借助宋仁宗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在全国实行开来,过于急躁,导致地方在实施时完全缺乏科学的步骤,很难达到预想的效果。
(3)改革缺乏统筹规划:
从《答手诏陈十事》,我们可以看出改革,最先进行的就是整顿吏治,这个顺序最在很大的弊端,这样做严重触犯了守旧派权贵的利益,给改革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除此之外,新政的其他几条,也没有对症下药,所涉及的只不过是对社会影响不大的地方。而真正能够让国家富国强兵的措施却放在了改革后期,这就导致了这场改革付出的代价极大,成效却极其微小。
(4)实施机关能力有限:
负责实施的官员是范仲淹在京城中选派的转运史,他们负责到地方整顿吏治。在对地方的考核时,这些官员有专门的评价标准,他们负责整理上报个范仲淹,之后范仲淹负责筛选。在这种实施过程下,他们到地方反而加重了腐败之风,进而导致全盘失败。
总而言之,这场改革的失败和改革派内部过于主观,缺乏周密的部署和对于全盘的考虑有极大的关系,这也难免导致新政在推行上遇到很多麻烦,最终破产。
三、守旧派势力的顽强抵抗
宋仁宗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极其严重,不过皇族依然掌握着绝对的势力,即使当时财政危机严重,但是由皇帝直接掌控的内库依然十分充足。
相较于北宋之前的王朝来说,北宋时的政治已经十分成熟,各项政策也在进步中变得完善,这虽然让北宋王朝能够稳定下去,但也为改革带来了强大的阻力。尤其改革侧重于整顿吏治,这对于整个官僚机构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顽固势力顽强抵抗。
(1)因循守旧意识根深蒂固:
北宋时,官员的社会福利很高,所以士大夫在面对已经陷入泥潭的朝政,并没有反抗意识,更不要提改革了,朝堂中的上级官员对于中下级地方官吏的诉讼视如不见,庞大的官吏体制缺乏切实的考核制度,很多官员成年上月不理朝政。整个朝堂笼罩在太平盛世的幻觉之中。
恩格斯曾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当时的宋王朝,就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即使经济制度能够发生改变,但这种因循守旧的传统意识是很难被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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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层官僚的反抗:
范仲淹在改革时,对于不合格的官员毫不客气,这触动了整个利益集团,于是,地方官员纷纷与上层官员、太监相互勾结,组织力量准备铲除范仲淹集团。
在经济方面,监察御史梁坚,曾弹劾滕梓荆,张亢贪污机要费用,这两个人一向被范仲淹看重,是新政最坚决的支持者。机要费用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笔激动银两,在使用上的政策并不是那么严厉。
滕梓荆过去曾经批评过宋仁宗好吃好喝,让宋仁宗下不来台过,所以皇帝心中难免有些记恨。范仲淹看到之后不惜辞职,为这两二人辩护,但梁坚也以辞职要挟,甚至还拉拢了另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大臣御史中丞王拱辰。最终滕梓荆二人被贬,范仲淹失去了两个助手。
总结:
虽然这场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场改革,对当时的状况来说,是进步的,是正确的,并且也是有难度的。尤其是在整顿政治的方面,严重触犯了封建官僚贵族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加上宋仁宗的昏庸无能,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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