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为何会失败?罪魁祸首到底是谁?
每当一提起土木堡之变总会想起电视里面的那位,那么小编就不得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了。
土木堡之变,是大明王朝国家战略重要的转斩点。是役,明军大败。有些人不免要说,全赖宦阉王振贪图边功、怂恿明英宗亲征所引起的。阉竖王振恃宠擅政、搅乱朝纲,罪责自不待言,但在这个时候,明英宗朱祁镇已坐朝15载,是个23岁的老资格皇帝了。
要知道,大明自朱元璋立国伊始,便废除宰相制,推行内阁辅政。利用宦官系统的司礼监,来制衡文官的士绅系统,而皇帝则居中取利、用以治国。历史证明,在这套治国系统之中,皇帝即便是深居后宫,也不可能大权旁落。所以,不要再说王振这个阉人专权了,要专权也是英宗娇宠、任人唯近所致,怨不了别人。
复盘此役,朱祁镇用于出动20万大军的准备工作,竟只需区区的二天。即使是在强大的现代科技支撑下的美军,征战前的准备工作,没个半年数月,也不敢轻启战端。何况是在明朝那个以农业为支撑的封建帝国,那种简陋的条件之下。粮粖不足、指挥混乱,一定会像个幽灵,如影随形的盘旋在这支出征的军队的上空。
还有,随之亲征的许多才华横溢的文臣、将星耀眼的武官,不可能没瞧出个中的毛病,也决不会集体昧着良心不去劝谏朱祁镇。最终,都被他所娇宠的王太监,给厉言叱止住了。
可见这两货已压仰不住,对亲建边功的激动和向往。这种对大型战争理论和实践的无知和盲目,导致了英宗在决定煌煌国事上的轻率与武断。
在对回京行军路线的企划上,又是朝令夕改、随心所欲。一会儿王振想英宗率军“驾幸其第”,经过王的家乡蔚州,以荣耀其门楣;
一会儿又怕大军所过,踩坏了他的田园庄稼,然后从紫荆关的快速路线,改绕远路跑到宣府、居庸关那边去了,这么玩弄遮山蔽路的20万大军,终致一国之君坐等受俘。
蒙古的瓦刺史有记,当也先的骑兵部队,快速移动到土木堡地域之前,沿线的三个最强的军堡独石城、马营、云州受到了瓦刺骑兵的攻击,守军苦战不过,均弃城而逃。而比这更早一些,英宗派出的吴忠、朱勇二路计5万人的军队,又在鹞儿岭,被也先的骑兵所伏全歼。
此等军情变化,劳师远征、一无所获而回京的亲征军,对此竟一无所知,继续莽撞地向居庸关靠近,进入了抢在明英宗亲征军的前头,在土木堡以逸待劳的瓦刺骑兵,所编织成的包围圈里。
待英宗部的15万人,一头撞进土木堡的陷阱之后,也先的五万骑兵开始陆续冲击明军。训练有素的明军,除用一部抵住进攻外,其余当即挖壕扎寨就地抵抗。
毕竟明军人多势众,也先见久攻不下,就命骑兵勒马牵缰,不再攻击明军,远远的守住水源,徐徐围之三天后。明军饥渴交加,又逢掘井无水,这时,也先派出的使者诈为求和,英宗竟幼稚地答应了也先的求和。
待也先的骑兵消失在视野之外后,明军拨营移向河边饮水。突然,蒙古人凭马快人壮快速回击,漫山遍野的也先骑兵,挥舞着闪闪的蒙古骑刀,呐喊着“解甲投刃者不杀”的狂啸,海潮般的冲向移向水源的的明军队伍,大批分散出击的蒙古骑兵小队,象无数把尖刀,刺向又饥又渴,正在蠕动中的巨龙。
魂飞魄散、饥渴交加,又士气低落的亲征军很快就互相践踏、死伤过半,不问方向便夺路狂奔。
此间,明英宗因御林军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索性与两个太监,坐在地上不走了。一小队的瓦刺骑兵靠近了他们,要求他们仨脱甲投刃投降。
很快,英宗的铠甲和大监的裝束,引起骑兵们的兴趣。当他们知道,这就是瓦刺部所朝贡日久的大明国皇帝,顿时高兴得花枝乱颤,连马都坐不稳了,五百万大奖和晋升的官职,仿佛就在他们的眼前晃动。
一个骑兵军官醒过来最早,立即下令小队不再作战(还作啥战哪,五百万都到手了,都全军的NO.1了,保护胜利果实要紧),小队迅即在英宗的周围围成一圈,充当起英宗的御林军,来提防英宗被箭矢或乱军所伤(大佬就是好,即使投降也比小兵的待遇高,投降的小兵,早被蒙古人踹个狗吃屎了)。
当然,骑兵也不再逼英宗脱衣服了,因为怕他冻着,呵呵。威武无比的历代大明天子,所许下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诺言,就是这么被英宗所用的?
后来,正统帝为保住性命,领着瓦刺丞相也先在宣大路一线,到处叫门赚关,令大明王朝蒙羞不已。同时,正统帝所率正统朝的60多个文武精英,也被瓦刺部团灭,连四朝元老,永乐朝平定交趾的老将、英国公张辅也殒命于此。
更使大明对北方蛮夷的政策,由原来正确的战略防御、战术进攻,被迫转入了遗害深远的战略、战术的双双防御。
由于农耕国家受困于土地的牵绊,受制于后勤不能长距供应的短板,一旦定国安邦后,对于偏远的蛮夷荒芜之地,往往会采取一种战略防御的稳妥举措;
但在战术上,伟大的帝皇如刘彻、朱元璋、朱棣,会时不时地以攻代守,四处征讨、主动出击,驱逐袭扰的游牧民族,以在中国的周边,扫出一片应对游牧民族袭扰的缓冲之地。当然,明长城也是一种拒止措施。
但是,这一切自土木堡之变的大败之后,都变了。即便是后来,于谦在顺天府(北京)的保卫战打得再好,大明王朝的这口气,从土木堡这里一上不来,后边即便是使劲地吃药疗伤,也没用了。
身体便开始隐隐的衰弱下去。虽还不至于致命,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说,对外的免疫力已呈现低下之状,免不了就无法抵挡风寒的侵蚀。
虽然,朱元璋的军事举措——卫所制,在明末的崩溃有很多原因。但在土木堡之变后,京师三大营被灭,无疑是在卫所制的身上,狠狠得踹上了一脚,以致于后来,张居正施行的“万历中兴”的经济复兴,也不得不因之,化为帝国回光反照的灿烂,而不是成为王朝上升期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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