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的作用有哪些(情感的作用有哪些七年级政治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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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情感不仅被排除在道德哲学之外，也被排除在政治哲学之外，但一个缺乏情感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情感与政治究竟应当是何种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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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合理建构情感与政治的关联

作者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赵立庆

图片 |网络

现代政治脱胎于理性主义的权利观，即个体之间是一种权利平等的关系，至于个体自身及与他人的情感则不予考虑。然而，其实自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探究情感与政治的关系，确切地说是政体对友爱与公正的影响。在坏的政体中，情感受到扭曲异化，而在好的政制下，则会形成情感共同体。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僭主制中，只有很少的友爱，或是不存在友爱，也没有公正在民主制下，友爱与公正最多。德里达几乎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就民主制度而言，在博爱共同体或者在兄弟情爱缺席的状态下，它几乎是无法确定的。因此，情感政治研究的是情感与政治应当是何种结构关系，以促进情感与政治规范化。

情感政治学何以可能

情感政治学何以可能的根基在于情感可以是自由的和理性的，或者说情感给予价值事实。在康德看来，以情感为基础的道德是不纯粹的，且情感具有偏私性，所以，道德不能建立在情感之上。尽管康德承认基于实践理性的同情是自由的，但还是遭到舍勒的批判。舍勒认为存在着自发有序的情感，情感严格说来是一种意向性感受活动，在这种本源的意向性感受活动中，善恶、美丑、自由不自由等价值事实被给予，或者说原初地关联。情感对道德法则产生敬重感，说明情感不是盲目的，相反，情感理性是一种价值理性。

在舍勒看来，最高级的情感是爱，爱是源发性的，具有价值构成功能，是道德和认识的基础；并且在爱的规范中，人格是相互独立的。换言之，情感是自由的，情感自由为道德自由奠基，道德自由为政治自由奠基。情感是自由的，并不是说情感不受道德法则的约束，毋宁说正是道德法则使情感的自由本性得以可能。根据情感伦理学，舍勒构建出独特的情感政治学，他认为，现代平等主义是怨恨的产物，即对差异拉平的情感驱使构建大众。在大众生活中，情感是直接性的情绪，缺乏人格意识和共同体意识；而在人格共同体生活中，个体人格融汇成总体人格，对应的国家形态是精神性的民族-国家。

政治活动不能违反情感自由的本性和目的，如三年之丧如果被硬性规定为一项政治制度，就是对情感自由的阻碍。马克思关于纯粹爱情的论证也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爱情受到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扭曲，因而不是自由的。

情感政治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

斯密、卢梭等情感论者认为，同情是人的本性，是道德的基础，因此，情感能够为政治规则提供合法性辩护。基于同情，每个人对他人都具有道德义务，当道德义务进入政治生活中，同情就变成一种积极的政治情感。这种情感在基督教和儒家仁政理论中得到充分体现。

儒家政治学无疑是情感政治的古典形态，即伦理政治，梁启超指出，古典政治思想具有伦理与政治相结合的特质。黄玉顺认为，中国正义论是从仁到义再到礼的逻辑结构，仁即仁爱情感，义即正义原则，是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价值根据，礼即礼制，是指社会规范制度，当然包括政治制度。仁爱情感本是自然情感，经过礼的洗礼而伦理化，再经过天下一家而政治化，是谓仁政。质言之，仁政的正当性源于先王不忍人之心，其目的在于天下归仁。舍勒由此认为，仁爱缺乏人格关怀，属于生命共同体性质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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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将同情引入政治理论，在同情的政治中，同情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同情能为政治规则提供合法性辩护。在卢梭看来，同情是让人平等地连接起来的天然美德，先于且独立于理智；同时，同情引发普遍的仁爱行为和正义行为，形成具有共同情感的政治共同体，即美德共和国。所以，从同情的政治看，现代理性政治是建立在启蒙理性之上的技术政治，是对人类天然情感的抹杀。在美德共和国中，同情结合理智成为自主意志，同情表现为意志与德性的同情，但天然的同情并未消失。卢梭的政治哲学逻辑就是从天然的同情出发为道德论证，进而为政治论证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误认为理性启蒙完全摒弃情感。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爱是第一需要，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是自然形式的伦理；作为精神的直接实体性的家庭以爱为其规定，家庭生活是人类对爱的满足。在黑格尔看来，政治情绪即爱国心，需要秩序的基本感情是唯一维护国家的东西，而这种情感乃是每个人都有的。伍德指出，黑格尔的爱国主义不是一种为国牺牲的情感，而是一种与信任紧密结合的情感。

有学者指出，尽管卢梭提出了遵从政治共同体之公意的爱国主义政治美德，但政治中的同情需要理性来加以限定的问题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失去理性规范的情感会蜕变为狭隘的政治性情感。康德就认为感情性是一个弱点，它易受他人的操纵，而让我们被动，这是幼稚而愚蠢的。本真的情感是自由的，但情感确实容易受到权力、利益、习俗的影响而异化。

情感政治在现代呈现出两个对立的极端形态，即技术政治和极权主义，前者以资本主义的技术官僚政治为典型，后者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指认启蒙理性蜕化为工具理性，社会成为一个总体化的过程。技术理性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成为一种技术政治的意识形态。技术政治本质上是同一的工具理性对个体特殊性的统治，政治问题变成技术问题，政治问题的解决简化为技术的更新。人的生命、身体乃至情感异化为纯粹的物。

阿伦特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指出，如果没有考虑到同情在法国大革命进程的筹划者和行动者心目中起的关键作用，就无法理解潜在于卢梭之无私、罗伯斯庇尔之美德的恐怖中的实际经验。阿伦特认为情感属于私人领域，不应当掺进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中。也可以说，情感是非政治的，不应当接受公共领域之光的照射。

构建情感共同体

尽管情感在现代政治中容易异化，并且理性主义为避免情感的渗入而做出几乎完备的防范，但一个缺乏情感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罗尔斯基于稳定性的考虑而提出正义感，并给出正义感的道德心理学根源，但这一解释显然存在循环论证之嫌。固然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有益于形成正义感，但正义感其实是人的天然情感，它是同情的升华，属于关怀正义，诸如此类的情感还包括友爱。

当然，情感介入政治必须形成一套规范机制。首先，政治属于公共事务，应避免私人情感进入公共领域，同时，政治活动也不应干预私人情感。其次，就政治所蕴含的价值和目的而言，适宜的政治性情感是同情与友爱。政治同情体现的是对社会最不利者的关怀；政治友爱即同心，是在参与政治性的生活中所构建的。最后，国家是伦理实体，也是政治共同体，还应当是情感共同体。社会成员因为有共享的价值、共同的利益和共通的情感而凝结在一起，形成社会团结的局面。

现代政治主要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这种理性主义在经济学上表现为经济人，在伦理学上表现为道德自我，在政治学上表现为权利个体，其共同点就是理性人。理性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蜕变为工具人。因此，如何合理建构情感与政治的关联，就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情感具有双重性，即情感既是非理性的，又具有认知因素、评价法则，情感既是主动的、自主的，又是被动的、可操控的，情感既可以是私人性的，又具有公共性。现代性的情感与政治不应当是直接的相互干预、相互形塑，而应当建立适应民主政治的情感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情感共同体。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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