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为何没长寿（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弘一法师是近代佛学界乃至是文化界的奇人，其入世之时以才学闻名内外，斩断红尘之后精研南山律宗，数百年内与之并肩者可谓寥寥。

且不说当今之人对于他传奇一生的不断感怀，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文化名人，对于弘一大师也赞誉倍加。

一生刚硬如鲁迅者，却以得到弘一墨宝为荣，欣欣然而不能自已。而一向以毒舌薄凉著称的张爱玲，更是公开表示自己对大师的敬重：“至少在弘一大师的院墙外，我是谦卑的。”

而如黄永玉、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郁达夫、马叙伦等名人，更是不吝惜自己的笔墨，写下了大量回忆大师的文字。

然而，这些文字美则美矣，笔者觉得其中有稍稍不足。究其根本，或许是李叔同在成为弘一之后，已然悄悄地甚至是光明正大地被捧上了神坛，而关于其一生行迹的文字，在光影的流变与众人的参拜中已然失真。

泉州承天寺与开元寺都留下过弘一的足迹，尤其是弘一大师晚年圆寂之前，驻锡于海滨邹鲁的佛国泉州，或许我们可以在此重现一个更为真实的弘一。

世人谈弘一，要么是谈论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要么就是谈论他身为李叔同时的过往，要么就是对已成悬案的“悲欣交集”揣测议论。

但似乎大多数人都忘记了，李叔同也好，弘一也好，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浮尘俗世中的人。对于一个人而言，什么才是最最难以舍弃的身外之物呢？什么才是对与自己朝夕相伴的六尘和合之物呢？

家世？才华？声誉？财富？眷属?不错不错，世人看弘一，往往着眼于这些外在，故而大量的关于弘一的文字都局限于此。所谓翩翩佳公子，一朝斩断红尘而专修律宗，这对于世人来说的确是极大的震撼。

广屋精舍、娇妻幼子、挚友高堂、华衣美食、琴棋书画、半生才名，对于外人来讲，大概这些东西便构成了我们印象中的李叔同。

而青灯古佛、衲衣破钵、经卷宝幢、粗茶淡饭、戒行精严，这些在外人的眼中，又构成了我们认为的弘一大师。然而然而，对于弘一来讲，或许这些仍旧是不值一提的身外之物，能够终身与其相伴的，只有那一躯心识寄宿的色身！

“峨冠大带，布衣草履”，这是外人眼中的自己，唯一能与有情众生相伴到老的，便只有那“反客为主”的肉身。

众生心性所迷，以为肉身便是我、意识便是我，殊不知自己只是一个寄宿者。我们忽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色身，也本能地认为他人的色身即是本尊，愚痴中颠颠倒倒。

人能够真正地意识到自己与肉身的关系，大概只有在生病尤其是重病的时候吧，故而多病者往往与佛有缘。

故而，要想真正地体味弘一大师的一生行迹，必然要从其多病的一生开始入手。所谓膏粱，所谓才名，所谓眷属，不过是色身的附属，我们原来是寄居在其内的过客。

弘一大师一生多病，这是世人所熟知的，但他究竟病在哪里，这是世人所忽略的。幼年时多病的李叔同，写下了“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诗句，这大概可以看成他与佛教因缘的开端。

或许从此时开始，便注定了他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而这样的因缘与历史上许多高僧的经历不谋而合。

久病未必能够成良医，但久病之人更能感受到无奈与孤独，而无奈与孤独是成佛的基础。倘若没有无力感与孤独感，一个人是不会主动接近佛教的，没有历经旷世的孤独与悲戚，一个人学佛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幼年多病的人，青年时大概会有一段快意的时光，这既是自然生长的规律，也是人性发展的规律。

所谓自然生长的规律，青年时期人的血气最为旺盛，此时不易被疾病所侵袭，所谓人性发展的规律，多病的人往往会更加注意身体健康，也更容易得到家人更好的照料。

青年时期的李叔同便是如此，此时的他成为了闻名沪上的人物，东渡扶桑之后又驰名海外。1899年，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四人与李叔同在“城南草楼”义结金兰，号称为“天涯五友”。

多年以后，许幻园站在李叔同门外的雪地告别：“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后会有期吧！”此事竟如梦幻一般，冥冥之中的事情真的难以讲清楚。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这是李叔同为许幻园做的词，名字叫作《送别》。但1899年的李叔同还未想到“长亭外，古道边”，而是任由热血在自己身上流淌，世事竟是如此难料啊。

青年李叔同画画、演戏、写诗、作文、参加社会活动，与当时的所有进步青年一样，他在尽情地挥洒自己的豪情与热血。

1905年，李叔同26岁，他的生母王氏病逝。在葬礼上，李叔同没有流露出过多的悲戚，反而弹着钢琴唱着歌为母亲送别——此时的他，身体是极为康健的。

随后，他便将自己的妻子与两个孩子留在国内，转身奔赴东瀛留学。在日本，李叔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华与浪漫才情，他的身上是有着旧时代的才子气的。

再娶、狎妓、醉酒、狂言，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在日后成为一代高僧。而事情的转折点，就在他37岁那一年，这一年的李叔同来到了杭州的虎跑寺。

在虎跑寺，李叔同开始了为期18天的断食生活，这并非由于他彻悟或是如何，而是困扰他一生的神经衰弱相当严重——曾经不可一世的青年，已经步入中年了。

在夏丏尊和丰子恺的回忆中，李叔同似乎在担任教师期间的地位很高，是一位很受欢迎的教师。

但笔者以为这是夏丏尊与丰子恺过分崇拜他的缘故，诉诸笔端的时候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后人不明就里产生了错觉。据一些资料记载，李叔同在当时被人诟病为“神经病”，因为他经常请假，理由是神经衰弱。

笔者倒认为后者的可信度颇高，艺术类的老师在世俗人的眼中，是不可能有多大地位的，这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更何况李叔同三天两头请假，理由又是颇为新奇的神经衰弱，这样的老师注定是不大如意的。当然，李叔同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因为他是锦衣玉食的富家公子，他不需要为柴米油盐这类生计去发愁。

后世关于李叔同的前半生的文字，往往都是写他如何卓尔不群，但这里面是有一个大前提的——他不需要考虑生计问题。

不过，即便是如此，他仍然感受到了无可奈何，这种无力感来源于他的肉体，进而影响到了他的精神。37岁前后，他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后面竟发展到了整夜无法入眠的地步。

为此，他寻找了很多办法，包括中医、西医、道教以及佛教在内。有一件事情颇为耐人寻味，其实李叔同一开始靠近佛教，仅仅是为了治疗神经衰弱，中医西医他都试过了，效果甚微。

夏丏尊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床头多有道藏”，事实上，李叔同对于道教的研究也多半是为了治病。

只有他自己知道，“小病从医，大病从死”却是任何人都要面临的境遇，这既不是自暴自弃的悲观，也不是断灭因果的乐观，而是经历生死流转之后，心性之间绽放的刹那光明。

这一点光明，便是成道的根基所在，也是我们阅读弘一事迹能够学到的东西。

1942年10月13日，一代高僧弘一大师以吉祥卧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至今无人能解。“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谨以此文致敬南山律宗中兴祖师弘一法师，南无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