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五 三一五消费者权益日

在日伪统治东北的14年里，发生了大大小小无数起惨案和逮捕事件，如“六·一三”事件、“巴木东”事件、“三肇”惨案、“四·一五”大逮捕、“三·一五”事件“大连抗日放火团”事件等，每一次都是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无恶不作，同时伴随着肆无忌惮的酷刑拷打。

为了进一步说明日军酷刑的野蛮残暴，我们在这里仅举一例，这起事件规模并不是最大，被捕人数也不是最多，但足以说明日军酷刑是多么的暴虐。

1938年3月15日凌晨，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及所属各县宪兵分队、分遣队与当地日伪军警共计1000余人，对中共佳木斯市委、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勃利等县委的地下党及其所属的各抗日救国会员进行大搜捕，共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387人，制造了血腥的“三一五”事件。

在“三一五”事件中，日伪统治者对手无寸铁的被捕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拷打。

在佳木斯，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董仙桥被捕后，由日本宪兵高桥审讯，朝鲜人洪某担任翻译。他们知道董仙桥是中学教师，在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力，就企图软化他，但董仙桥对党组织情况闭口不谈。

敌人凶相毕露，高桥用日本柔道狠狠地摔打董仙桥，然后又用练劈刺的竹剑打他的头部，最后又给他上老虎凳。董仙桥被打得谝体鳞伤，两眼僵直不能行动。敌人又用“疲卷轰炸”的方法，不给水喝，不让睡觉，不分昼夜连续审讯3天，使董仙桥几次昏厥过去，但不甘放弃的敌人就用凉水将其喷醒，继续审讯。 董仙桥被折磨得伤痕累累，虚弱不堪，嘴唇迸裂，鲜血直流，染透衣服，惨不忍睹。

经过几次审讯，仍一无所获，敌人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决定找一个软骨头或容易受骗的人打开缺口，他们选定了年仅18岁的桦中学生李树昌。他貌似孩子，满脸稚气，看上去很文弱。日本宪兵用了几个钟头的时间向李树昌宣传“日满一德一心”，希望他“改邪归正”。

李树昌则质问敌人：“我好好念书，你们为什么抓我到这儿来?”他只字不提党的秘密。敌人见软招不灵，就开始动用酷刑。灌辣椒水、上大挂、坐电椅。。。。。。所有这些都没能使李树昌动摇。气急败坏的日本宪兵用烧红的烙铁烫李树昌的脊背。伴随着吱吱的响声，一股股焦糊的气味从刑讯室里散出来，充斥着整个地下室。

以佳木斯莲江口伪警察署警察身份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关恨波控诉道，在关押的五个月里，他受尽了棒打、上大挂等酷刑，日本宪兵让他承认抗日的事，不承认就用火钩子烫，更可恶的是，四五个日本宪兵每人提一条鞭子轮流打在他屁股上，打得他血肉模糊，然后又让他跪在地上，用碗口相的杠子压在限弯处，每端各站上两人，暴虐至极。日本宪丘见他还不招供，便大头朝下把他按进水缸里，人立即昏死过去。

在汤原，太平川区抗日救国会第七分会会长倪权被捕后，遭受了木棒打、铁棍打、上大挂、铁条烙等各种酷刑，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两次，都被鬼子用凉水浇醒。特别是后二次上刑，把倪权打得皮开肉综，不等上次伤好，就又来一次，夜晚睡在地板上，血肉都贴在上面，第一天起来浑身像用刀子刮过的血人一样，但倪权始终拒绝招供。

在依兰，由宪兵分队长斋藤、警务科长中野、宪兵汤浅和李毅及一帮翻译和打手对被捕者进行审讯。他们使用的刑罚五花八门，残酷至极，如用粗木棒或铁棍拧被捕者的脚镣，直到把人的脚脖筋拧断为上：把被捕者的手用粗锥子扎上，用力往桌上按;或者用钢笔等把被捕者的手指夹上用力揉搓：灌凉水 灌辣椒水 灌混合了煤油的水：用烙铁烙事是敌人惯用的刑罚。

1938年3月9日，中共依兰地下党负责人刘振中在依兰县二道河子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先在二道河子刑讯，然后被押至依兰具监狱，继续用棒子打、灌辣椒水、过电、锥子扎、火烧等各种酷刑对他进行审讯。最后，刘振中在哈尔滨被判处12年徒刑。因为每次审讯都遭酷刑毒打，1940年1月20日，刘振中在吉林监狱被折磨致死。

依兰县西湖景区松木河沿的农民张万昌，因是县委书记丁世贤的保垒户，被太平镇的特务逮捕，并把他的亲家吴魁生也抓去一起审讯。丁世贤已于1937年调到北满临时省委下江特委工作，张万昌和吴魁生也不知道丁世贤的下落。

在审讯中，二人说不知道丁世贤在哪里，敌人不相信，就轮番毒打他们，用成扎的香火烧烤他俩的小腹，导致两人的小腹被烤“崩”，惨死在刑讯室中。因参加依兰中学抗日地下组织而被捕的葛延宗控诉说：“敌人的刑讯办法是非常毒辣的，殴打是最普通的，另外还有灌凉水、老虎凳、跪砖头、举木棍、过电等。被刑讯的人，每次都得昏死过去。我也受过灌凉水、筷子夹等毒刑，曾昏死数次。和我-同被捕的刘正经同志，遭受刑讯后，不能行走，每天爬来爬去，惨不忍睹。”

在西湖景区下甸子屯居住的孙俊兄弟都参加过抗日活动。“三·一五”大逮捕事件发生后，他们都逃往外地躲藏。到1939年时，孙俊兄弟以为没事了，就陆续搬回来，结果因为他们已被列入“要视察人”名单，1941年2月，孙俊被桦川具敬务科的特务逮捕，罪名是“窝减过地下党其委组织负责人”。

被捕后，孙俊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只承认自己是“杨树林子甲长”。经过一个多月的刑讯，孙俊伤痕累累，昏死过去。敌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扔到荒郊野外。他苏醒后，挣扎着爬到亲属家，但人已不行了，头上、身上的烫伤已化脓，右侧肋骨骨折，不能吃饭，不能说话，躺不住，坐不住，整天双手扶炕沿站着呻吟。弟弟和儿子把他接回家中，不到4天就死了。

这次大逮捕不仅使许多共产党员、救国会员和抗联战士被捕入狱，同时也有大批无辜群众惨遭不幸。在佳木斯宪兵分队《关于“三一五”进行大逮捕的报告》附件中规定：“在逮捕时，不仅与逮捕对象同居的人，包括非本村的外来人员，也要进行逮捕”，将被捕对象的范围无限扩大。仅在依兰的西湖景、山嘴子、湖南营等地就逮捕群众500余人。

在汤原，日本宪兵为抓住下江持委书记白江绪(又名大老潘。潘瞎子)不管男女，不分年龄，凡是一只眼的都抓起来。抓来的无辜百姓跪满一院子，让他们挨训斥，遭打骂，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