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亩制度时间及内容（洪秀全1853年建都天京后颁布）

《天朝田亩制度》：系太平天国时期颁布的一部旨在建造“天下一家、共享一家”社会，以“凡天下田，天下人共耕”为基本原则而制定的纲领性文件。

在以“农耕经济”为根本的封建王朝社会，土地对于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而言性命攸关，耕地问题对于封建王权而言，直接关乎皇权统治和社会稳定乃至整个王朝的综合国力、统治寿命等等。

所以，历朝历代对于土地问题都倍加重视，都专门制定土地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法律法规。对于太平天国而言，《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样一份国家基本政策法规。

天平天国：乃系清朝晚期，为了推翻晚清政权的腐朽统治，农民阶层发动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争。历时十四年，统治疆域包括福建、江西、江苏、湖北、安徽等很大范围。

清朝能够从关外一隅发展成为统治中原地区的大一统封建王朝，是爱新觉罗氏家族的巨大胜利，更是坚定支持爱新觉罗氏家族崛起的满洲贵族们的巨大胜利。

清朝入关以后，在治国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广泛借鉴和沿用前明王朝的成例，但在土地问题上却和任何朝代都不尽相同。

顺治朝开始，逐渐形成了以“满洲贵族”为主、汉民族地主阶级为辅、基层百姓拼命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全国土地状态。

清太宗皇太极驾崩以后，代表满主贵族阶层根本利益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成为辅佐年幼君主——顺治皇帝处理朝政的摄政王，大权在握，操控国家大局。

经过皇太极一朝对满洲贵族阶层的百般打压和排挤，皇权基本已经完胜旗权，但多尔衮的当权再次让旗权成为和皇权旗鼓相当的实力存在，甚至在多尔衮的代表下，其权势和地位凌驾于皇权至上。

爱新觉罗·多尔衮

在旗权当道的顺治朝前朝，实际上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多尔衮当然会不遗余力的保护满洲贵族们的基本离异，所以一到严重伤害农民阶层乃至汉族地主阶层的“圈地令”下达。

顺治元年，清朝顺利入关并定都北京，为了解决满洲八旗官兵的生计问题，多尔衮下达了“圈地令”，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

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依附于满洲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

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

清初时期满洲贵族对土地的不规模圈占和吞并，导致了：

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以致流民南窜，有父母夫妻同缢死者；有先投儿女于河而后自投者；

有得钱数百，卖其子者；有刮树皮抉草根而食者；至于僵仆路旁，为乌鸢豺狼食者，又不知其几何矣。

康熙皇帝亲政后，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

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经济。康熙帝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

禁止满洲贵族圈地的康熙皇帝

《清实录·圣祖实录》记载了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关于禁止满洲贵族圈地的上谕：“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

但是康熙皇帝对圈地的禁令在其“仁政”统治思想的影响下，并没有彻底贯彻，再加上当时满洲贵族已经将土地圈占大部，退还的情况更是罕见。

所以，禁止圈占土地的禁令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清朝对于土地管理在满洲贵族和基层汉族百姓之间的区别对待为清朝晚期众多农民阶层发动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占据晚清政权半壁江山。

差一点推翻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发起的直接原因所在。

01 清朝统治下落后的土地制度

在明末清初时期，偏居关外一隅的满族绝对属于文化、经济等方面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

明朝因为自己的腐朽而被农民阶层推翻了统治，清朝借此机会挥师入关，取代前明王朝，成为中原大地上的统治阶层。

但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族统治阶层并没有汲取明朝得罪农民阶层的惨痛教训。

同时也为给以游牧为生的满洲八旗兵士在中原地区找到新的生计，对土地的管理制度不得不严重偏向于满洲贵族阶层。

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发布“圈地令”的时候，还给出了光面堂皇的理由：

我朝定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热主荒田，及前明皇亲哪焉公侯伯内监尺于寇乱者，姆主庄田甚多，尔部清囊：

如本主尚存及有文革存老，量口分抬，其余尽分抬东来诸王助戚兵 丁人等，盖非利其土地，良以东来藉王助臣兵丁人等，熊处安蹬，不得已而取之。

在“圈地令”中，多尔衮似乎对满洲贵族圈地有着明确规定，那就是“无主荒田”或者“前明皇亲或前明贵族们”所圈占的土地才能予以圈占，收归己有。

多尔衮“不得已而取之”的圈占土地思想更是基本等于胡说。

清政权建立之初，战火仍在燃烧，百姓死伤流亡甚多。全国在籍人口严重减少的同时，全国在册土地也减少近30%。

在此种情况下，多尔衮不思休养生息，从政策和法规上鼓励农耕经济尽快恢复，反而进一步压迫和损害农民阶层的根本利益。

这让清朝在晚期出现农民阶层的反清抗清活动埋下了 巨大的隐患。